以印度各种方言流传之佛典（经、律、论三藏），被整理为梵语、巴利语之原典，及至佛教传来东方诸国，遂逐渐译成各国语言。现今之汉译佛典有直接由梵本译出，亦有由西域地方之胡语重译者。

佛教传入中国，首先是要把各种语言的经典译为中国的各种语言、文字，才能得以传播。经过来自中外的资深佛教大师的翻译，在中国形成了汉传、藏传、巴利传三大系统。其中以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流行为广。在汉传佛教区，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和不空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后世称为“佛经四大译者，他们和其他译者集中翻译佛经的场所称之为“译场”。其中，最著名的译场分布在西安（长安）、洛阳、南京和广州。

长安是中国的一个著名古都，也是当时的世界大都市之一。长安是中国佛教的僧才汇聚中心。长安良好人文生态环境，吸引了众多的高僧、学问僧前来。两晋、南北朝时期，长安已成为北方佛教的僧才汇聚中心。印度僧人从陆路海路来到长安，西域僧人从河西走廊来到长安；日本朝鲜僧人自东向西来到长安。人才济济，盛极一时。

在这里翻译佛经的主要是鸠摩罗什和真谛。他们一方面通过佛教体系内部的教理方面的弘传，另一方面通过“俗讲”等形式，用通俗的语言、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宣扬佛教义理。使长安也是佛教弘传佛教思想的最大中心。

隋、唐时代由于帝王的有力支持，长安成为中国最大的佛经翻译中心。唐代译经多由国家主持，译场主要设在长安。大兴善寺、大慈恩寺、大荐福寺，加之此前草堂寺的译场，是著名的四大国立译场。

草堂寺。鸠摩罗什在此译经，采用意译，将印度大乘佛教的般若类经典全部完整地译出。大慈恩寺（大雁塔）。玄奘在此译经十余年，成为法相唯识宗的祖庭。大兴善寺。善无畏、不空、金刚智在此译经。荐福寺（小雁塔）。义净在此译经。

这些译经场反映了当时长安城的佛教盛况，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唐代译事不断，译籍的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前人。鸠摩罗什、玄奘、义净、不空等人的成就尤为突出。

大量佛经的翻译和各个流派对佛经的不用演泽、解释，在唐时代形成了八个佛教宗派，其中有六个都在长安创立：三论宗推罗什为初祖，鸠摩罗什在草堂寺译经，草堂寺是三论宗的祖庭；玄奘和窥基在大慈恩寺创立了唯识宗；法藏在华严寺创立了华严宗；善导在长安创立了净土宗；道宣在净业寺创立了律宗；惠果在青龙寺创立了密宗。中国佛教各个宗派的创立，标志着印度佛教中国化的最后完成。西域各国高僧，鸠摩罗什、“开元三大士”、日本遣唐的学问僧空海、圆行、圆仁等，先后来长安学习中国文化和佛教经典，带回了大量经典，并把佛教传播到日本；新罗僧人圆测、义湘等也相继来到长安求法。长安成为各国佛教徒汇集交流的中心。

唐代是自《诗经》之后诗歌发展的顶峰。写大慈恩寺、青龙寺、香积寺的诗数量多质量高。“诗佛”王维在长安创作的禅诗，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座高峰。佛教的很多音乐、绘画、舞蹈，创作在长安；佛教很多碑文，也成为书法家书写的内容。像柳公权书写的《玄秘塔碑》、欧阳询书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怀仁集王羲之的《大唐三藏圣教序》、颜真卿书写的《多宝塔碑》，这些书法史上的名帖，内容都有佛教有关。而僧人怀素的草书，更是成为草书艺术的范本和高峰。

洛阳：据史书记载，佛教最早传入中国是在汉武帝时期，经过长期漫长的历史发展，隋唐时期为佛教的发展创造了强有力的历史条件。唐代的盛唐时期正是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发展壮大的时期。而在佛教传播的过程中，洛阳是重要的一个中转站，也是佛教在华北地区的发源地之一。在唐代初期盛唐期间，洛阳成为了佛教文化的一座重要中心。佛教文化的传播，也使得洛阳成为唐朝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是中原佛教文化的中心。

据史书记载，佛教最早传入中国是在汉武帝时期，经过长期漫长的历史发展，隋唐时期为佛教的发展创造了强有力的历史条件。在盛唐时期佛教传播的过程中，洛阳是重要的一个中转站，也是佛教在华北地区的发源地之一。在唐代初期盛唐期间，洛阳成为了佛教文化的一座重要中心。白马寺“清凉台”也叫“清源台”，位于寺院后部，是一座砖砌的高台。有腾、兰二高僧此台译经之说。永平十年（公元67年），二位印度高僧应邀和东汉使者一道，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同返国都洛阳。汉明帝见到佛经、佛像，十分高兴，对二位高僧极为礼重，亲自予以接待，并安排他们在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鸿胪寺”暂住。其住所就是清凉台。

清凉台原是汉明帝刘庄避暑、读书之处，印度二高僧来洛阳后，在此台禅居和译经传教。第一本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便是在这里译出问世的。自东汉以后，历代均为藏经之处。正是清凉台以最初的涓涓细统，汇成了后世浩浩荡荡的万里中国佛河，它的开教之功，当为后世佛徒所永远铭记。清凉台，是白马寺独具特色的胜迹，被誊为白马寺“六景”之首。有诗咏清凉台云： 兰台画阁碧玲珑，皓月清风古梵宫，石蹬高悬人罕到，时闻清磬落空濛。人们趣称清凉台为中国佛教的“摇篮”、中国第一译经道场。

南京古称建康，在当时也是非常有名的城市。南京当年译经场叫“道场寺”，位于今南京市秦淮区中华门外，东晋时期，与庐山东林寺共为中国南方佛教的中心。道场寺自晋安帝义熙至晋恭帝元熙年间，佛陀跋陀罗自长安来至道场寺，与法显共译出摩诃僧祇律、大般泥洹经，又独译出华严经、大方等如来藏经、僧只比丘戒本、文殊师利发愿经等。其中华严经之翻译，有法业、慧严等百余沙门参与之，且于寺内别设华严堂。译成之后，改寺名为兴严寺。法显亦于本寺译出杂阿毗昙心论。

这里曾经有一位比玄奘去西天取经（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足足早了216年的高僧。东晋义熙九年（413年）夏天，法显到达建康（今南京），在道场寺一住五年，写出了中国第一部记述了当时中亚、印度和南海诸国山川地貌和风土人情的游记《佛国记》。该书记载了他因慨叹律藏残缺，历时十一年，经过三十余国，从天竺及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求得诸多经文梵本的过程。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西域向天竺的取经者，第一个用文字记述天竺取经见闻的人。他还是第一个把梵文经典带回国内并直接翻译成汉文的人，翻译的佛经6部24卷达100万字，其中所译《涅槃经》最早在中国宣扬佛性思想，认为“众生皆有佛性”，推动了佛学思想的深化和发展；与印度僧人佛陀跋陀罗合译《摩诃僧祇律》四十卷，成为后人研习律学的根本典籍。取经，在今天看来就是一种主动地去吸取外部文化精华的一种积极行为，表明了一种开放和包容的胸襟。《佛国记》虽然不到一万字，但在今天仍然是人们研究南亚次大陆诸国古代历史、宗教和风土人情的重要历史文献。

广州光孝寺是岭南最为著名的古刹,民间更有“未有羊城,先有光孝”之说。

光孝寺位于广州西门光孝路北段,原为南越王赵佗玄孙赵建德宅邸。三国时吴国名士虞翻曾贬谪居于此,因院子里种植诃子树,时人称为诃林,又叫虞苑。虞翻死后,其后人舍宅为寺,称制止寺。东晋隆安年间,罽宾国(今克什米尔)三藏法师昙摩耶舍云游此地,建大殿五间,奉旨译经,更名为王苑朝延寺,又称王园寺。唐贞观十九年易名为乾明法性寺,会昌五年改名西云道宫,大中十三年复名乾明法性寺。宋崇宁三年称万寿禅寺,绍兴七年改名为报恩广孝禅寺,绍兴二十一年( 1151) 又把“广”字改为“光”字,自此,光孝寺之名沿用迄今。

古代在广州翻译佛经的主要译师是求那跋陀罗，印度优禅尼国人，即真谛，精通大乘佛教。在南北朝梁武帝时，真谛携带大量梵文经典，乘船来到梁都建康，在准备开始译经之时，爆发了“侯景之乱”，于是他辗转到富春，才开始译经。之后，真谛又多次迁移，虽在兵荒马乱年代，但始终坚持译经，与鸠摩罗什、玄奘、不空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师。

求那跋陀罗是中印度的婆罗门种姓人士，因其对大乘佛教的理解和阐述，被称为摩诃衍（意为大乘）。他的家庭起初信仰外道，但后来他放弃家庭的束缚，前往外地寻求和学习佛法。求那跋陀罗精通多方面的学问，包括天文学、数学、医学以及咒术等。他在广州居住期间，曾翻译多种佛经，如《杂阿含经》、《法鼓经》、《胜鬘经》等。他还曾在其他地方如师子国等地进行翻译工作，并且有多个弟子参与了译经活动。求那跋陀罗的译经数量在不同文献中有不同的记载，但据《开元释教录》卷五所载，他的译经总数达到了52部134卷。《出三藏记集》则记载了他译出的14部76卷的佛经。求那跋陀罗于公元468年去世，享年75岁。

真谛及其弟子共译出佛典48部232卷，著名的有《无上依经》、《十七地论》、《摄大乘论》、《俱舍释论》等。

需要指出的是，另一位人物义净法师也是一位重要的佛经翻译家，但他并非广州的译经者。义净法师以其卓越的译经成就而被尊为国师，一生中共译出了107部428卷的佛经，并与法显、玄奘一起被誉为“三大求法高僧”，与其他几位著名的译经家并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