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饥饿的三种办法
作者：赵庆熙
不少下放的知青，一旦提起当年下放的岁月，无非是工作如何的艰苦；生活如何的单调枯燥；人际关系又是如何的复杂。而这些对我而言似乎都不是问题。
紧张而繁重的农活，无论是叉把扫帚扬场掀，还是挖沟、推泥上河工，我都能应付自如。这应该得益于我自幼家庭生活困难的磨练，有能吃苦耐劳的毅力和体质。至于业余生活，我也很丰富，我平时养成喜欢读书的习惯，到农场后就经常向老知青借些书读，还坚持做读书笔记。连队安排我做通讯报道负责人，负责连队的墙报、黑板报、通讯报道，这些都是业余时间做，加上团支部的工作，可以说我的业余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由于杂事多，我和连队的老知青和当地老职工关系相当融洽，连队领导对我也很信任。也有个别知青因我被领导重视而心生忌妒，而我只是一笑置之。
说起来也许别人不相信，刚下放农场时困扰我最大的难题是饥饿。我一九七五年下放农场时是二十岁，粮食供应是每月三十八斤粮票，工资是每月十五元，工资每年按月上涨几元，粮食从来不长，那时是计划经济，根本没有额外的增加。我刚去农场第一月吃了八十斤粮食，两个月后，家中带去的几十斤粮票贴完了。这饥饿的日子真不好受，在家里还能用点其它蔬菜杂粮充充饥；在学校因为上课不用劳动，挺一挺也就过去了；而在农场吃的是食堂，没有其它东西补充，整天繁重的体力劳动，肚子里没食，一两天行，长期就受不了的。为解决这个难题，我用三种办法。
其一是外援。借肯定是不行的，连队一些女知青开始会悄悄地将剩余的饭票送给我，当地老职工子女知情者也会送点吃的接济一下，这也解决不了大问题，家庭也是我的后盾，每月想方设法接济我十斤八斤的粮票。记得一次收到正在读初中三弟的一封信，打开后中间竟夹着几斤粮票，其中还有面额半斤和二两的。收到这样的信，当时我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一个十几岁的初中生，正是长身体时，每月只有三十斤计划够吗？显然不够，就这几斤粮票也是他从自己嘴里省下来的，这可是带着浓浓的兄弟情谊呀。
第二种办法是外出买粮补贴。这是我们食堂司务长武新年（后来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对我的特殊照顾。一天中午看我只买四两米饭，就问我够吗？我回说这月粮票快完了，还有三天呢。他听后一愣，当时忙他没说什么，饭后找到我说：“你家农村如有亲戚的话，每月可以借点粮食来，我兑换饭票给你”。我说这行吗？他说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吧，大米小麦都行。我连忙谢过，事后又觉得自己都工作了，再向亲戚借粮总觉得张不开这个口，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决定从每月十几元工资中省几块钱去买吧。于是我就用星期天到灌云同兴乡去买粮，当时‘四人帮’还在台上，买卖粮食叫偷机倒把。在同兴街上转了很长时间，最后在一小巷子里见一老农提着半口袋小麦，悄悄问了一句，彼此心照不宣地对了个眼神，两人一起到街外完成了交易。
解决饥饿的第三种办法是争着上河工。说来挺好笑的，老知青，包括当地的老职工都不太愿意上河工，因为上河工太累了，住的是临时搭起的草篷子，上河工又大多是在冬春时节，又冷又累，大家当然不高兴去，我高兴去，那是因为上河工有粮食补贴。河工上挖一方土补贴二两粮食，我每天挖土八九方，要补贴近二斤粮食，虽然不补钱，可这也使我心满意足了。每年两次河工，就能解决我几个月的粮食缺口。我能不争着去吗？况且争上河工还被连队领导当先进典型，现在想起这些事，真还有点哭笑不得。但是在当时来说，是解决了我粮食不够吃这个最大难题。2024年8月20日写于南京江宁
作者简介
赵庆熙：本科学历，做过代课老师， 农场农工、盐场工人、搞过行政管理，公务员退休。 喜欢文学，先后在省市报刊杂志发表文章数十篇，其中获奖文章十余篇，一九九0年与朋友合著《青年思想政治工作新论》，由海洋出版社出版，作者任副主编，获江苏省人民政府第三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二0二五年六月由中国图书出版社出版专著《平凡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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