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笔为枪 投身抗战
——怀念抗战老兵叶君健
作者：许京生
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使我再次想起了与抗战老兵叶君健先生相交的一些往事。
1992年春节前夕的一个夜晚，因为编事，我来到北海东岸的恭俭胡同，在一所四合院的门前停下，叩响了叶老的家门。他上世纪40年代曾在剑桥大学研究欧洲文学，但家中的陈设却像四合院一样古朴，环境氛围古色古香。
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叶老，身着中式棉袄，头发已经全白，但精神却很饱满，说话时的声音也很响亮。我说明来意：有一套书想请您写序。已经搞好了吗？所选篇目已经确定，请您过目。说罢，我把目录和冰心先生的题词一起递给他。找我写序的人太多了，我都快成写序的专家了。叶老说得轻松、随意，但我察觉似乎有推脱之意，怕“序言”告吹，就急忙将编辑这套书的目的意义向他作了详细说明。
这是一套世界华文儿童文学作品选，分为小说、诗歌和散文四卷，是一个填补国内儿童读物空白的选题。在我的恳请之下，他答应为之作序，并说几天后就可交稿。
正事说完，就闲谈起来。叶老很健谈，他谈了当时文学界的发展状况，颇有独到见解，并对国内出版、发行、稿费制度中出现的一些不好的现象提出批评。
北京图书馆收藏您的著作还是比较全面的，我向他介绍了北京图书馆的藏书情况。有的出版社出了我的作品，也不通知我，他们只知道赚钱，就是不知道尊重人。当谈到巴金先生时，他从书柜取出巴金先生新寄来的《随想录》让我细看。那是一本印刷得很精美的书，上面有巴金先生的签名。
巴金是我们这一代人中很不幸的一个，叶老深沉地说。他也是幸运的，因为他熬过了那段非常的日子，我望着巴金先生的照片，轻声说。
1984年的时候，我曾在北京世界语协会举办的世界语学习班学习，讲课的人是您的儿子念先老师。叶老在武汉大学读书时就已经掌握的世界语。
老大念先是受我的影响才学的，咱们也算是有缘，叶老笑着说。不知不觉聊了一个多小时，时间已晚，我起身告辞。
光阴过得飞快。1994年6月，我从昌黎休假回来，收到叶老的一封信，要我帮他查一个比利时戏剧家的剧本。查到后，我给他打电话，他说已经搬到车公庄去住了。
盛夏的一天，我来到叶老家，进门时他正坐在沙发上扇扇子。见我进屋，就放下扇子说：“天气太热，麻烦你了。”他从里屋搬出一台电扇，放到地上。随着电扇的转动，房间变得凉爽起来。我仔细打量着叶老，他比前两年瘦了许多。
去年大病了一场，险些见阎王，搬到这里住，生活上比恭俭胡同方便一些，叶老一边翻看着我送来的剧本，一边说。后来我从一位朋友那里得知，叶老得的是癌症，他是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的，这对于一位耄耋之人来说是多么的不容易。
话题是从他要借的书谈起的，他告诉我，一家出版社要出他的选集，有个翻译的剧本要重新核对，所以请你帮忙查找和借阅。
这本书因为出版的年代早，还真不好找，所以耽误了几天，抱歉了。您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小时候听大人们讲，读书识字以后就自己阅读，娶妻得子，又为孩子买过一本，可以说烂熟于心了，但您的其它作品，却未曾读过。
在剑桥研究欧洲文学时，写过一些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先后在伦敦出版，短篇叫《无知的和被遗忘的》，是用世界语写的。长篇是《山村》，作品大都写旧中国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和贫困农民早期开展的革命以及接着的武装斗争。《山村》你们馆应该有。伦敦的这家出版社，是一家颇有权威的，专门出版现代派作品的出版社，这也说明他们对我的作品有深刻的理解。
他们是否也把您的作品当作现代派的作品看待？
是的，所谓现代派就是在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上要有所创新。叶老所讲的，要比我在文学课上听到的明白得多。
写完这两部作品，我起了无限的乡愁，非常想念祖国的亲友，于是1948年，又用英文写了一部关于祖国劳动人民的童话故事《雁南飞》，以后又翻译成中文。叶老取出一本海燕出版社出版的《雁南飞》，在扉页上签上名字递给我。得书如得宝，得到叶老的赠书，更觉珍贵。
告别时他说欢迎你来。我说，等天气凉快了再来看您。
天气慢慢转凉了，我仍没有去看他，主要是怕影响他休息。叶老身体不好，平时很少见客，偶有客人来也只谈半小时，作为年轻人就更不好意思打扰了。
转眼到了1995年春节，我想应该给叶老打个电话，算是拜年。电话接通后，叶老说等了你一年，你也没来。怕影响您休息，所以没来。不是说过，欢迎你来吗？叶老的话让我感慨良多，上次分手时他说欢迎你来。我并未在意，我想那不过是一句长辈的客套话，谁曾想他还记得。此时我为没有早去看他而后悔。放下电话，我想过了春节一定要去看他。
春天很快就来临了，在一个风和日暖的下午，我准备去看叶老，但临行前又犹豫起来：“不知道他近况如何，他身患绝症，还是不打扰为好。”这样，去拜访的事情又搁了下来。4月中旬，我从电视上看到叶老和冰心、巴金等人一起获得了“彩虹翻译奖”，电视上的他精神饱满，谈笑风生，这是一个拜访的好时机。
4月27日见面，我说了一些祝贺的话，然后便提起了一个事先想好的话题：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听说您二战期间正在英国，那段历史鲜为人知。
都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了，叶老向我讲起了那段他本不愿意说起的事情。
1939年，以英国为基地的英美军正准备在法国登陆，开辟第二战场，我应英国战时宣传部的聘请，赴英国作战时宣传工作。在那里我向他们介绍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情况。当时中国的军事装备很落后，抗日条件非常艰难困苦，在那种情况下能够坚持抗战，对英国人来说是有鼓舞作用的。在以后的两年时间里，我几乎每天奔走于城镇、乡村、兵营,向英国各阶层人民讲述中国人民是如何在万分艰苦的情况下与装备优良的日本法西斯军队进行有效的斗争。演讲不仅鼓舞了英国民众的士气，而且也博得了他们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于是，他们在会场纷纷捐款给英国援华委员会，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您是否觉得在英国比在国内要安全一些？我插空问。在英国同样有危险，去的时候怕碰上德国的飞机，坐的是水上飞机，在秘密地点降落。当时考虑的不是个人安危，如果法西斯得胜，人类文明将被毁灭。许多知识分子都是这样想的，所以他们也都将生死置之度外。西班牙内战时，我的一位老师在那里牺牲了。叶老很悲痛，眼圈也发红了。这件事情对他的打击是沉重的，所以他对别人很少提起。
1936年爆发的西班牙内战，实际上是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的国际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分别派了10万和5万大军，加上弗朗哥的17万摩尔人军队，使西班牙成了法西斯新式武器的试验战场。当时一些关心人类命运和前途的人们，预感到人类历史上的黑暗时期将要到来，他们组成了反法西斯国际纵队，参加这个纵队的中国人就有100多名，有许多知识分子都参加了。我的老师朱理安·贝尔，毅然辞去了武汉大学的职务，起程返回欧参战，不久就在西班牙德鲁尔前线阵亡，尸骨就埋在了那里，这简直就像晴天霹雳，使我的精神和身体都崩溃了。参加西班牙内战的还有爱因斯坦、海明威、白求恩等人。
我插话说，好像还有毕加索，他画的现代派名画《格尔尼卡》就是反映希特勒轰炸西班牙的。据说有位德国军官看了以后说，那真是您的杰作。毕加索痛恨地说，那是你们的杰作。叶老接着说：当时参战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反对独裁，反对法西斯专政，他们参战的目的就是要保卫人类文明不受破坏。
二战时期英国的战时宣传部是一个临时机构，战争结束后就解散了。叶老是依靠这个机构的资助，才得以在剑桥大学研究文学。
叶老是一位参加过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士，更是一位可敬的爱国者。已经聊了一个多小时，快到吃晚饭的时候了，于是就说，以后有空再来听您讲抗战。
那以后，我去叶老家的机会多了起来，一次团委要成立青年读书会，同事让我请叶老题写会名，这事不容推脱。
一天下午，我急火火地来到叶老家，说明来意。“如果你们不嫌我的字丑，我就写几个，你们挑着用。”见叶老答应写字，他的夫人苑茵就去里屋取了纸笔，然后站在桌子旁边研墨，叶老精神抖擞，精心写下了“青年读书会”五个字。连续写了三幅，然后问我够用了吗？够了，够了，我连声说道。“还没盖章呢，不算数。”苑茵先生一边说，一边把印章递了过去。忙完团委交代的事情，又拿出随身携带的相机，给叶老拍了几张照片。见时间尚早，就说快到抗战胜利纪念日，上次您讲了参加二战的事情，使我增长了世界史知识，今天就说说，您在国内参加抗日战争的事情吧。
叶老喝了一口家乡红安的绿茶，把茶杯放到沙发边上的茶几上，缓缓地说，话还得从头说起。
1936年，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我从上海来到日本。到东京以后，经常与爱国青年们聚在一起学习世界语，唱聂耳的大陆歌和谈论国内反内战，支持抗战的事情，以此激励大家的爱国热情。一天，一位日本进步青年，中垣虎儿郎告诉我，我们的活动已引起日本宪兵的注意，但他的提醒并未引起我们这群热血青年的重视，没过多久，我因此而被捕入狱。
叶老被捕以后，遭到日本秘密警察的审讯和毒打，而他的回答只有一句：“我是来找工作的”。每日的审讯持续进行,他的身体一天天坏了下去。慢性肠炎和神经衰弱把他折腾得瘦弱不堪。
辱骂、毒打、疾病我都能忍受，不能忍受的是身为中国人，自己的国家正在遭受侵略者的铁蹄践踏，而我却在这里自生自灭，叶老沉痛地说。到了七月下旬，他从新关进来的人那里零零散散地听到一些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从那以后他就不再回答审讯者的问话了，以此来表示对日本法西斯的抗议。
叶老接着讲：“一次他被叫到审讯室，宪兵拿出一落卷宗，指着结论部分的文字让他确认：“有抗日预谋，但还来不及采取行动就被捕，未能成为事实。在政治思想方面，属于极左派，还有国际联系，但未发现有组织的党派活动。这是一个具有危险思想的人，不宜在日本居住，限定近日离境。”
那您属于被日本宪兵驱除出境的？是的，之后我就被放了出来。回到住所，我带着一箱从东京搜集的进步书刊，登上了驶往中国的加拿大“皇后”号。一想到自己将要投身到祖国的抗日洪流中去，就感到无比振奋。
叶老告诉我，他1937年8月11日回到武汉后，就和朋友们一同发起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号召所有愿意参加抗战，共赴国难的作家和艺术家为抗战出力。
西安事变以后，共产党在武汉成立了八路军办事处，您对“三厅”的情况了解吗？
当然了解，因为我当时正在“三厅”工作，厅长是郭沫若，受政治部副主任周恩来的直接领导。第三厅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下属的一个部门，我本人在第七处负责对外宣传工作，每天都是在极短的时间里写出稿来，又在极短的时间内播出，笔译、口译、广播都由我一个人来完成，一天到晚忙碌着。周恩来和郭沫若的办公室就设在那里，所以，第三厅机关也就成了外国记者和文化人士的访问之地。我会两门外语，为国际友人作翻译，就由我和一些记者担任，其中有史沫特莱和伊文思。
从叶老激动的眼神里我似乎看到当年他投身抗战的身影。
日军在台儿庄失败以后，便掉头攻打当时作为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的武汉。日军对武汉三镇形成了三面包围，武汉的所有政府机关都要撤退到重庆去，三厅也不例外。叶老说：我是搞外文的，到重庆去，不容易找到合适的抗战工作，不如去香港，利用专长做些对外的抗战宣传工作。
到香港不久，他便参加了宋庆龄的“中国保卫同盟”的工作，把从延安或华北解放区出版的小册子翻译成外文，在香港印刷后，传播到世界各地。
在香港时，他和戴望舒、徐迟、冯亦代一起，聚集在许地山的小洋楼里，商量如何利用地理条件，做点内地做不了的事情，后来办了一个英文刊物，把中国战时的文学作品介绍到国外去，当然也是为了宣传抗战。这个刊物的名称叫《中国作家》，戴望舒负责与重庆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会联系，徐迟和冯亦代负责筹集印刷经费和出版。我负责编辑和作品翻译。为了支持这一刊物的创办，重庆总会还寄了500元印刷费补贴。我的《两个十年的中国新文学》就在第一期发表。莫斯科的《国际文学》和美国共产党的《群众》先后转载了这篇文章。后来又把中国抗战时的名篇，如姚雪垠《差半车麦秸》、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和白平阶的《在中缅公路上》等短篇小说编辑为《战时中国短篇小说集》在香港的商务印书馆出版。
后来叶老搬到了新的住处，离宋庆龄领导的“中国保卫同盟”办公的地方比较近，只有五六百步的距离，同盟的廖梦醒和柳无垢工作完毕后，就去他那里聊天。叶老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一些来自延安的用黄土纸印刷的小册子，“那黄土纸上所印的东西，代表了现代人类的智慧。它们阐述中国人民如何以最原始的武器与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作战，如何在最低等的生活条件下，建设具有独特政治设施和生产方式的解放区。当看到这样一些外表简陋，但内容闪烁着光芒的书刊，禁不住流下热泪。”
说起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的事情，叶老的情绪仍然激动不已。他让夫人拿来一块湿毛巾，擦了一把脸，然后接着说：一次保卫同盟交给我一项，紧急又重要的翻译工作，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新阶段》翻译成外文。晚上，我打开那本黄土色纸印刷的《论持久战》，认真体会和推敲书中那些政治、军事、经济名词的实质性涵义，力求准确地用英文表达出书中的思想观点。当第一节翻译完的时候，一缕红霞已从窗外的山坡上射了进来。
抗战胜利那天，祖国多地都举行了庆祝活动，您当时在哪里呢？
以前给你讲过在英国的事，那天的情景，给我留下很深的记忆，1945年8月15日夜晚，在苏格兰首府爱丁堡的一个旅馆里，躺在床上，正考虑第二天去演讲的事情。忽然窗外人声鼎沸，像过节一般热闹。我连忙下床，穿好衣服,跑到旅馆外面去看个究竟。当人们发现我是中国人时，便朝我拥过来，把我举在空中，呼喊着：日本投降了！世界大战结束了!正义战胜了邪恶，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我的视线模糊了，眼里充满了激动的泪水。叶老久久沉浸在回忆中。
在抗战胜利50周年的时候，中国作家协会为他颁发了“以笔为枪，投身抗战”功勋纪念章。这事情已经过去30年了，叶老离开我们也有26年了，但他在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的贡献是不会被忘记的。
作者：许京生，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出版长篇传记文学《瞿秋白与鲁迅》，主编《中国古代发明图话》《名人早逝之谜》，散文《鲁迅编辑的最后一部书》《孙连仲回忆录手稿中的抗战》《历史档案中的张申府其人》《从〈雷雨〉到〈王昭君〉——记忆戏剧大师曹禺》《开“心锁”——台湾女作家郭良蕙印象》等多篇作品，小说《死神的一个愿望》《恋歌女》《竞聘》等。
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永胜杯”参赛征稿链接
https://m.booea.com/news/show_4175596.html&
﹌﹌﹌﹌﹌﹌﹌﹌﹌﹌﹌﹌﹌﹌﹌﹌
大赛投稿邮箱：
942251831@qq.com
纸刊投稿邮箱：
bailu6698@163.com
纸刊投稿、订阅微信: mengjian20002012
征稿体裁：现代诗、散文诗、散文、诗歌评论、古诗词赋、报告文学、闪小说、中短篇小说
扫码添加主编微信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