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记内乡县衙
作者:李永合
8月1日,我在《都市头条》上详细报道了淅川县优秀退役军人刘献忠的正骨新疗法——他凭借旋转复位法,已先后为上千名腰椎间盘患者解除了病痛。文章刊发后,反响强烈。田总便是被这篇报道点亮希望的人,他在朋友圈刷到文章时,几乎是欣喜若狂。要知道,他和张姐为这腰椎间盘的老毛病在青海辗转多年,尝试过多种治疗方法,却始终不见起色。抱着最后一丝试试看的念头,他们从青海贵德出发,一路辗转郑州、南阳,最终来到淅川县第二医院,找到了刘献忠医生。经过细致的拍片检查,刘医生为他们量身定制了详细的治疗方案,短短不到十天,效果便十分显著,田总多年的腰疼竟真的缓解了。
“既来了南阳,总得看看稀罕处。”田总说这话时,眼里的舒展像刚被风吹过的湖面——或许病痛消解后,人对天地万物的好奇,也会跟着活过来。我便开车陪着他们,前往内乡县衙参观。
内乡县衙就静卧在县城东街的老巷深处。早有“龙头在北京,龙尾在内乡”的说法,它与北京故宫、河北保定直隶总督署、山西霍州署并称为“中国四大古衙”,是国内保存最完整的封建时代县级官署衙门,也是国内第一座官署衙门博物馆。停好车拾级而上,青砖灰瓦的清代建筑群在阳光下铺展开来,飞檐翘角仿佛挑着流云,朱漆大门映着天光,那一刻,忽然就懂了什么叫“一眼望穿千年”。
进了门,先撞见照壁上那只名为“贪”的怪兽。青砖浮雕中,它吞尽了金银珠玉仍不满足,正张着血盆大口妄图咬下天上的日头,脚下却是万丈悬崖。导游介绍说,这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首创,就是要让官员每日进出时都能瞧见——贪心不足,终将落得粉身碎骨的下场。旁边,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知县易三才等所立的《三院禁约碑》字迹已有些模糊,但“整饬吏治、倡导廉政”的字眼,仍像刻在石头上的警钟,时时回响。对面的牌坊叫“宣化坊”,南面书“菊潭古治”,北面题“宣化”二字,是知县每月初一、十五宣讲圣谕、教化百姓的地方,想来那时,乡邻们围在坊下聆听,把规矩听进耳里,也把对生活的期盼悄悄记在心里。
大门面阔三间,明间为过道,东间的前半间置“喊冤鼓”一架,虽蒙着岁月的尘埃,却仿佛仍能听见当年百姓击鼓鸣冤时的急切声响;西间的前半间立有两通石碑,上面“诬告加三等,越诉笞五十”的刻字依旧锋利,更添了几分县衙的威严。这大门,是门子打更报时、监管进出人员的第一道防卫之门。穿门而过,东边的寅宾馆、衙神庙、三班院檐角垂着铜铃,西边的膳馆连着国内仅存的清代监狱灰墙,一墙之隔,一边是迎来送往的体面,一边是铁窗冷月的肃杀。百米甬道尽头的仪门很是特别,中间的大门平日常闭,只在新官到任第一天或迎接州、府官员时才会开启;仪门东西两边各有一个小门,东边的叫“生门”,供人们日常出入,西边的叫“死门”,也称“鬼门”,犯人被判处死刑后,便从这西门拉出去行刑,所以旧时处决犯人也叫“走西门”或“上西天”——一道门,竟把人间生死分得如此分明。
过了仪门,县衙的大堂便带着威严扑面而来。大堂前甬道两侧,东为吏、户、礼房,西为兵、刑、工房,这六房便是旧时衙门的职能机构,各司其职,如同如今的各个部门。大堂东边是县丞衙,西边是主簿衙,县丞、主簿分别为八品和九品。大堂是知县发布命令、举行重大典礼和公开审理大案要案的地方。堂前抱柱联是清代御史魏向所撰:“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负民如负国何忍负之”,字里行间透着一股凛然正气。堂中央的“暖阁”,是专为知县审案设的公堂,暖阁正中放着三尺公案,上面摆着审案用的文房四宝和红绿头签,绿头签用于捕人,红头签则是刑签,下令动刑时便会用到。暖阁正面屏风上绘着“海水朝日图”,图中的“白鹇鸟”引起了我的注意,隐约记得这是正五品官的标志,见我面带疑问,导游特意解释:过去一般的县令是七品,而内乡旧时辖区较大,包括现在的西峡县全境,许多内乡县令都是五品。大堂、二堂、三堂作为中轴线上体量不同的三大主体建筑,皆是面阔五间,分别是知县举行重大政务活动、预审案件和办公起居的地方。
走进二堂,这里是知县调解处理一般案件的所在。堂前抱柱联“法行无亲令行无故,赏疑唯重罚疑唯轻”说得实在,既要求为官者做到法律面前亲疏平等,又强调对证据不足且有疑问的案件要慎重对待、从轻发落,避免冤枉好人。这副对联用到“亲、故、重、轻”四字,真实反映了封建时代为官者的执法思想,平仄顺畅,恩威并施。二堂正中悬挂着“琴治堂”匾额,“琴治”源自《吕氏春秋》中的典故:宓子践在任单父县令时,身不下堂,鸣琴而治,轻松将单父治理得井井有条。后任县令巫马期凡事亲力亲为,奔波于民间,便去请教宓子践,宓子践告诉他:“我重用人,你重于出力,用人者安逸,出力者自然劳累。”后来,人们便用“琴治”比喻鸣琴而治,称颂为官者知人善任、政简刑轻,地方官们也常以“琴治堂”称二堂,以示自己有知人善任的才智。二堂靠墙处放着各式刑具,东侧是笞杖,即打板子用的竹板;西侧有夹棍,这种刑具始于宋代,俗称“三木之刑”,专夹小腿,用于对付证据确凿却拒不招供的男性案犯;还有拶子,是清代审讯女犯时专夹手指的刑具。
夫子院是师爷办公的地方。过去的师爷多由知县聘请或从家乡带来,他们与知县之间是亲密而平等的宾主或朋友关系,秉持“言从则留,言不从则去”的原则,作为知县的幕僚,帮助参政议事,大多是有知识、有才华之人,所以连知县都会尊称他们为“老夫子”,他们办公的院子便得名“夫子院”。院内有一棵元代的桂花树,至今已有700年历史,枝繁叶茂;桂花树旁还有一棵南天竺,取“竺”与“桂”的谐音“主贵”,意为寻常百姓不可轻易进入,只有达官贵人方可到此。
内乡县衙的主要建筑都设有楹联、匾额,几乎道道门上有楹联,多达上百条。走到内宅门,只见楹联写道:“为政不在言多,须息息从省身克己而出;当官务持大体,思事事皆民生国计所关。”寥寥数语,将为官者应有的模样说得透彻——不用多说空话,只需时时从省身克己出发;当官要把握大局,思考每件事都关乎民生国计。
走出县衙时,正午的日头正烈,照在门口的石狮子身上,给它们镀上了一层金边。它们依旧歪着头,似笑非笑地望着往来人潮,仿佛见惯了千百年来官吏的起落:得意时前呼后拥,失意时门可罗雀。可到头来,能被世人记住的,从来不是官阶的高低,而是为百姓做了多少实在事。
衙门外的街上,小贩吆喝着卖烧饼,芝麻的香气混着电动车的喇叭声漫过来,瞬间将古县衙的肃穆融化。人们照常过日子,为柴米油盐讨价还价,为琐事争执,为老人孩子操心,这与千百年前那些走进县衙的百姓,并无二致。原来,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百姓所求的,不过是安稳度日,被善待,被公平对待。
回头望了一眼正堂的方向,那“明镜高悬”的匾额终究是挂在那里的。阳光再好,也照不透人心的曲折;匾额再亮,也映不全世间的公道。倒是“菊潭古治”这四个字,在岁月里站成了永恒的提醒。
田总走在街边,不时伸伸腰,脸上是舒展的笑意。他说:“这趟来值了,不光腰好了,还见了这么多有讲究的东西。”我忽然明白,内乡县衙里的那些楹联、那些建筑、那些故事,讲的何尝不是“为民”二字?刘献忠医生用他的医术解除患者的痛苦,是为民;古时清官廉吏公正断案、体恤民情,也是为民。千百年过去,变的是具体的方式,不变的是那份对百姓的牵挂与担当。
天地之间,最珍贵的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权力,而是俯身为百姓做事的真心。就像那副让人记住内乡县衙的楹联,“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无论何时,守住这份本真,便守住了世间最坚实的根基。
李永合简介:
河南南阳人,1986年11月入伍,在高原部队从军20余载,部队团职干部自主择业。曾担任《西部发展报》驻青海记者站站长。在部队期间先后荣立三等功3次,获评优秀党员20余次。出版报告文学《天路军魂》、散文专辑《心贴青藏线》,部分作品入选《中国散文大全》《中国当代作家作品集》《中国好作品》等选集。在繁忙工作之余,采写各类文学与新闻稿件600余篇(幅),累计约50万字,被多家报刊电台聘为特邀通讯员。现居住杭州,现任中国散文作家协会会员、杭州余杭区作家协会理事、杭州兵之初公益导师,始终以笔为犁,耕耘于红色文化传播与军旅题材创作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