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图书案例：中华文明与《五粮液酒典》的创新表达

壹

汉字“酒”“典”与华夏文明

有了文字，人类的文明才正式脱离蒙昧，揭开了序幕。汉字是表意文字，它不仅记录着上古人民的所见所闻，更留下了当时人们如何透过这些事物去表达某种含义的思维痕迹。因此，如果想要了解《五粮液酒典》的文明脉络，借助“酒”与“典”的本字字形，我们可以一窥“酒”之原初、“典”之伊始。

“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或云仪狄，一曰杜康。”远在文字尚未兴起之时，酒就已经与华夏民族相伴，从此代代相传，赓续至今。

甲骨文中“酉”的多种写法形象地刻录下关于“酒”的最早记录：

酒诞生后，便迅速参与进先民们的祭祀等礼仪活动中。中国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便认为仰韶文化的尖底瓶与礼仪有关：“甲骨文中的酉字有的就是尖底瓶的象形。由它组成的会意字如‘尊'、‘奠’，其中所装的不应是日常饮用的水，甚至不是日常饮用的酒，而应是礼仪、祭祀用酒。尖底瓶应是一种祭器或礼器，正所谓‘无酒不成礼’”。王国维也在《观堂集林·艺林六·释礼》中曾经提出，“醴”是由“奉神人”祭祀使用的玉礼器的名称“豐”等引申而来，并由此演变出“禮”（礼）字，表示最初的礼仪——“奉神人之事”。 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可以供奉神人的高等祭品——酒，礼才得以逐渐发展与完善，中国古礼的衍化以至中华文明的建立都与谷物酒密不可分。

一部优秀典籍的编撰和流传，关乎一种文化乃至一个朝代的兴衰。《永乐大典》的序文中说：“迄秦有燔禁之祸，而斯道中绝。汉兴，六艺之教渐传，而典籍之存可考。繇汉而唐，繇唐而宋，其制作沿袭，盖有足征。然三代之后，声明文物，所可称述者，无非曰汉唐宋而已。”显而易见，典籍文献是文化传承所赖以不辍的重要依据。有历代的鉴戒与彝训，大明秉承“总历代之典”的初心而“著为奥典”，使《永乐大典》升华为永乐年雄厚国力、盛世繁荣的象征之一。

当“酒”之醇厚与“典”之庄严相遇，酒典遂成。谷物发酵的琼浆玉液，自新石器时代便与华夏文明血脉相连，流淌数千年而不息。一箧承载文明记忆的汇编，将数千年来因酒而生的文人酬唱、工艺进步、墨宝丹青、人文景致、市井酒事等铸为体系化的文明印记，因其厚重与赅备，方得名为“典”。五粮液，作为中国白酒的典型代表，其深厚的文化基因与绵延的发展脉络，开创一部酒典，获得了坚实、可溯的文字基座与历史坐标。

《五粮液酒典》之“典”为津梁。承“典”之“大册”的担当，以一部典籍的形式架起一座通往中华白酒文化智慧结晶的桥梁。《五粮液酒典》不止于承纳书画诗词里的酒韵风流，更将“泥窖固态发酵、跑窖循环”的工匠基因，熔铸为可触可循的物质法典；不止于记述宴饮酬唱中的觥筹交错，亦使“勾调双绝、量质摘酒”的秘技真诠，铭刻为至精至微的金科玉章。历史、技艺、诗词、书画、故事、音乐、景致等八大维度的系统梳理，共同化为一部承载五粮液千年酿造智慧、凝聚中华诗酒文明的精神典籍，向世界讲述中国酒文化故事的“和美之书”。

贰

从《五粮液酒典》看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我国自古以农立国，酿酒，首要条件是充足的谷物。宜宾所在的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雨热同期，光照充足，且当地的土壤酸碱适度，肥沃富饶，极适宜农作物生长。在今宜宾市翠屏区凉姜沟、老桥沟、花园村等多地，均先后出土和采集到石锄、石斧、刮削器及破碎陶片农业工具。这说明早在约五千年以前，宜宾市境内就有了人类繁衍生息，并进入农耕生活，开始出现陶烹熟食的生活方式。水为酒之血。流经宜宾的岷江为酿酒提供了优质水源。岷江发自松潘冰川，富含微量元素，含沙量小，水质优良，适宜酿酒，后世的五粮液便以岷江江心的古河道水为原料，取其澄澈甘美。

金沙江北岸的宜宾市叫化岩遗址，出土了新时期晚期的人们使用的酒具。这只夹砂红陶杯是宜宾域内已发现的最古老的酒具，敞口，直壁内收，平底，器外壁饰绳纹，造型和大小已与现在的酒杯极其相似，从考古实证方面支撑了酒都宜宾拥有超4500多年酿酒、饮酒史的论断。

利用优渥的物质基础，宜宾地区的僰人繁衍生息，成为善于酿酒也乐于饮酒的民族。西汉时期，僰人们用拐枣制作的蒟酱中常会加入一种醪糟酒，这种醪糟酒，实际上就是僰道的“窨酒”。从出土的画像砖、酒器等诸多历史文物可以看出，两汉开始酒已是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宜宾叙州出土的泥质红陶提罐沽酒俑，再现了沽酒人清酒满罐后的喜形于色；宜宾长宁县出土的石棺上，十余人沉浸在酒宴觥筹交错的欢愉中。可以说，酒在产生及传承发展中，深度融入了人们的日常文化活动中，见证了两汉、魏晋、隋唐时期的酒文化集体记忆。

唐时的酒政逐渐宽松，催生出各地繁荣的官酿与私酿。西南地区的酒业尤为繁盛，酒类格外丰富，如成都春酒、郫筒酒、蜀州青城山乳酒、汉州鹅黄酒和戎州春酒等。酒的颜色以碧绿、深绿、琥珀、白色为主，味道不一，各有特色。成都的“剑南烧春”酒被李肇作为著名美酒记录入《唐国史补》，戎州（今宜宾市）春酒被杜甫兴起挥毫记入《宴戎州杨使君东楼》。

“重碧拈春酒，轻红擘荔枝。”酒色深绿的宜宾春酒因此得名重碧酒。关于酒的“绿色”由来，有许多种解释：一种认为酒中少量杂菌无法去除，使得酒浆呈绿色；一种认为唐时酿酒，酒糟不会过滤干净，浮在表面上呈现为绿色的浮沫；还有说法认为“荆泉之水于上视之，浏然绿色”，“绿”形容酒的清澈透亮。这份宜宾“郡酿”佳品始终受到文人的大力推崇，宋代的黄庭坚、范成大等文人依旧对宜宾的重碧酒赞不绝口，是五粮液优良品质中的一抹“唐味”。

商品经济空前发展的宋代，取缔了前代严厉“酒禁”，实行较宽松的“酒法”，酿酒业因此形成了更有序而高标准的发展状态。宋代的四川有两种专卖酒方法，分别为官酿官卖和民酿民卖。官酿官卖即官府自酿自卖，重碧酒便属于这一类。从酿造到贩卖，酿酒和卖酒获得的利润都由官府独占。《宋史·食货志》记载：“宋榷酤之法，诸州城内皆置务酿酒，……若有遗利，所在多请官酤。”民酿民卖就是规定一定的课额征收酒税，允许扑买。“扑买”即现今的投标竞买方式，是官府向商人、民户出卖征税权或其他权力的制度。民酿的酒坊如果拿到酒的专卖权，就可以酿酒卖酒。

四川，是宋代最早允许民酿民卖的地区。宜宾地区的酿酒业尤为蓬勃发展，首先体现在总量上。《酒曲杂录》统计，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川峡四路共设酒务417处之多；据《熙宁酒课》推算，北宋时戎州的酒课约5000贯，年产量约522500斗，年耗粮约37500石。黄庭坚的诗，就对这一点有所体现：“街头酒贱民声乐，寻常行处寻欢适。”其次是酒类增多。郡酿重碧酒自不必说，民酿也佳作频出，“荔枝绿”“安乐”“春泉”“玉醴”“雪曲”均为世人称道，黄庭坚《醉落魄》诗云：“谁门可款新篘熟？安乐、春泉、玉醴、荔枝绿。”

酒类的增多得益于宋代与时俱进的酿酒方法：“凡酝用粳、糯、粟、黍、麦等及曲法、酒式，皆从水土所宜”。粮食种类更为丰富，因此各地的酿酒方法不必再固守一法，应因地制宜，追求创新。“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正是中华文明创新性的体现。文明的连续性为文明的创新性提供经验智慧的积累、不断进步的生产力等坚实基础，创新性使连续性有取之不竭的文化“活水”。

大国浓香 和美五粮  中国酒王   马玥/摄

202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启动“考古五粮液”研究项目，发现了上限为元代的窖池、大量蒸馏酒饮用器和酿酒器具。首次从实证角度证明，宜宾地区在元代已经开始了大范围的蒸馏酒酿制、饮用活动。此举不仅将以五粮液古窖池群为代表的“地穴式曲酒发酵窖池”酿酒技术和年代上限提至元代，而且表明宜宾是我国最早进行大范围蒸馏白酒生产的地区之一。

地穴式窖池是一种极具创新特色的发酵方式。与地面窖池相比，其优势在于温度和湿度相对恒定。这种相对稳定的环境更有助于微生物的生长、代谢与繁殖，便于因地制宜地生产白酒。五粮液拥有的“长发升”“利川永”“全恒昌”等为代表的八大老作坊拥有迄今为止国内建造最早、不间断连续使用时间最长、保存最完整的地穴式发酵窖池，距今已有700余年历史。窖龄越长，酒体的香味物质越多，窖泥的价值就越高，酒的品质就越佳。五粮液的“微生物黄金”古窖泥以独一份的能力守护五粮液千年佳酿，是不断连续的中华传统酿酒文化深厚沉淀的外化象征。

“劝农桑”“敦本业”，一系列修养生息的政策使明初快速地恢复了农业生产，人丁兴旺，一片“上下交足，军民胥裕”的景象。海外贸易的兴起，为明代的宜宾引入了许多新品种农作物，明中叶后，玉米也开始广泛种植。多种粮食的种植，加上人均粮食占有量比宋、元二代又分别增加了116公斤和101公斤，为五粮液的前身——宜宾本地杂粮酒的酿造提供了物质基础。此时，以大米、糯米等金贵粮食酿造的宜宾杂粮酒仍然十分珍贵，量少而味佳。

宜宾的明时所在叙州，是连接蜀、滇、黔三地来往的交通枢纽之一，嘉庆版《宜宾县志》称其为“自古称为要害”。水路交通便利的叙州，贸易往来更为繁盛，正所谓，“搬不完的昭通，填不满的叙府”。各地货物多集散于此地，造就了叙州十分繁荣的商品经济，进而刺激叙州酒业经济的发展，使叙州酒的商品经济化进程加快。于是，叙州专业酿酒作坊进入规模化发展阶段。

2011年，在五粮液“钟三和”古酒坊内发现了一座明代的酿酒设施——灶台。在明代，灶主要是酿酒过程中用来对酒糟进行加热、蒸馏的必需设备之一。“钟三和”的灶台为地穴式，体量较大，说明宜宾当时酿酒作坊的繁盛。窖池同样遍布全城。直至现在，宜宾多地，如位于宜宾鼓楼街北侧的“长发升”、位于宜宾市北城长春街的“利川永”，仍留存着不少七百余年来都保持发酵状态的不少元明古窖池群，表明“长发升”“利川永”等酒坊在明代已具有不小规模。这些作坊的遗址与窖池如今都被五粮液全数继承，成为明代兴盛的酒坊文化、酿酒文明的具象载体，为中华酒文化的发展、中华文明连续性的见证持续发力。

明清年间，叙州成为西南重要的商贸重镇和最大的转口市场之一，水陆交通建设的成功，使得叙州崛起，成为川滇黔接合部的物流、商业中心。川内外的商人纷纷云集于此，促进了叙州商业的繁荣。随后，在宜宾还形成了36个商业帮会。这些帮会举办宴会时，对酒的需求极大。通商大埠造就了合江街、冠英街等临近码头街道的餐饮、栈房经济的红火，带动了叙州酒从水陆两道销往各处。从此，清代宜宾的酿酒业开始走出低迷的状态，重现繁盛之景。

清末，叙州府酿酒生产技术日趋成熟，生产杂粮酒的酿酒作坊扩张式发展，数量大增，曲酒作坊群迅速崛起。张万和号、长发升酒作坊、利川永大曲作坊之外，尚有钟三和作坊、刘鼎兴作坊、叶德盛作坊、全恒昌作坊、听月楼作坊、天锡福作坊等众多酿酒作坊，这些都是对五粮液酿造技术体系有奠基性贡献的酿酒作坊。

清代、民国时期，“长发升”酿造的曲酒，先后远销至成、渝、滇西北昭通、绥江等地；川南各县则占据了“长发升”酒品的大量订购，尤以原叙南六县为多，该曲酒是南六各县人家待客的最上乘佳酿。而今，原长发升的老窖现为五粮液酒厂501车间，生产班组仍在续写着五粮液的传奇篇章。

据传，清同治八年(1869年)，陈叁烤酒师在临终时，将秘方传与赵铭盛烤酒师。赵铭盛又将秘方与酒坊传授给爱徒邓子均。陈氏秘方对酿酒粮食种类及其比例进行了概括性记录，后来邓子均在此基础上继续优化并固定了酿酒原料中的粮食品种及其比例，这便是现如今五粮液酿酒方法的直接可考来源。“杂粮酒”酿造工艺从“陈氏秘方”中脱胎并定型，从此，杂粮酒的酿造稳定而可控，有明确的规律可循。从此，杂粮酒再也不是由某一私家酒坊，凭借模糊经验酿造而出的偶然产物。

从“重碧酒”到“姚子雪曲”“荔枝绿”再到“杂粮酒”，从官酿到私酿，宜宾本地名酒一点点揭开历史面纱，带着千年来酿酒文化凝练的文明结晶，清晰地显露在世人面前。

手握改良配方的邓子均，更卖力地为自家“利川永”酒坊扩大销售市场。1932年，邓子均正式注册印制了“五粮液”商标，“五粮液”正式问世。精心设计包装后的五粮液一经上市就大受欢迎，声誉倍增，甚至远销海外，承载着中国白酒文化漂洋过海。

新中国成立后五粮液发展史 马玥/摄

新中国成立后，种种原因使宜宾多家酒坊经营困难。1950年，“利川永”“长发升”，联合“天锡福”“听月楼”“刘鼎兴”“钟三和”“张万和”“全恒昌”酿酒作坊，组建“宜宾大曲酒酿造工业联营社”，后又经历多次调整。1954年，时任宜宾第一届行政公署专员的李鹏（原名李奇柱）为酒厂的经营生产问题，再三请求邓子均出马，为五粮液保驾护航。迁思回虑后，为守护陈氏秘方不失传、为保障五粮液千年的传承不断绝，一个月后，邓子均答应出任“五粮液”酒厂总技师，负责指导酿造五粮液。五粮液的生产由是更加顺利，产量节节攀升。1959年3月12日，“四川省地方国营宜宾酒厂”正式被更名为“四川川省地方国营宜宾五粮液酒厂”。“五粮液”三个字，正式成为企业的名称。此后，五粮液承载着中华悠悠酒史，一路崛起、发展、腾飞，实现了一次次历史性跨越，继续为中华文明连续性的一脉传承鼎力相助。

叁

从《五粮液酒典》看文化传承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华夏人民的饮酒史可以追溯到史前的贾湖文化址。斗转星移，九千年前的一滴酒流淌出一部中华酒史。《五粮液酒典·史辑》从“酒史”的角度，历数酒起源的相关传说与考古证据，从新石器时代文化起聚焦宜宾酿酒史，全面梳理从僰人蒟酱到戎州“重碧”、从“姚子雪曲”到“陈氏秘方”等重要历史节点，使散见于史籍的五粮液历史片段得以创造性转化为系统完整的酒史表达，挖掘出中华酒文明中一颗沧海遗珠。

《五粮液酒典》封面图

与此同时，《五粮液酒典·叙辑》则以史话笔法生动还原五粮液发展历程中的历史人物与文化故事。从杜甫、黄庭坚、苏轼的诗酒情怀，到清末陈叁、赵铭盛、邓子均的传世记载，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五粮液在酿造技艺、产品品质、文化传播上的辉煌成就，皆被形象地“酿”入其中。《五粮液酒典》为历史中的片段事件注入叙事温度，创新性地激活文化记忆，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提供了生动范式。

五粮液  马玥/摄

酒文化与诗歌精神同源而共振，皆以抒发个体情感与追求精神自由为旨趣，既关乎自然环境与人生境遇，更承载着对社会的感知与文化的体悟。《五粮液酒典·诗辑》便以此为旨，创造性地转化古代文人雅士之诗酒情缘，选取宜宾佳酿为线索，串联起历代文人风骨。戎州春酒因杜甫命名“重碧酒”，后又得陆游、范成大、李映棻推崇；“姚子雪曲”令黄庭坚破戒畅饮；“荔枝绿”自宋而清，由赵熙承续，其间情感与风物交融，蔚为文化长河中的酒诗共鸣。通过分类梳理与文本阐释，《五粮液酒典》使中华古典文学得到体系化的重新解读与传播，是创造性转化中华传统文化的典范实践。

书画作为中华艺术精神的集中体现，承载“意境”与“气韵”之美。《五粮液酒典·墨辑》不仅辑录古代描绘宴饮场景的壁画、书法名作，更关注当代语境下五粮液的文化表现：无论是各级领导人的题词寄语，还是文化名家、书画大师的墨宝丹青，皆为五粮液的文化传播注入了新时代内涵，使历史意象与时代价值实现共融共生。

“白日放歌须纵酒”，酒文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又意蕴丰富的体系，与音乐艺术一起交织出振奋人心的篇章。因五粮液而生的古乐已难以追溯，今日的五粮液将古人精神转化为《世界名牌中华魂》《中华瑰宝五粮液》等现代歌曲，汇入《五粮液酒典·乐辑》中赋予古老酒文化以音声之形，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旋律中获得新的生命力。

酒文化与酒精神带动五粮液谱写新时代乐章，也为五粮液和宜宾市创造了诸多酒以外的物质财富——酒城美景。《五粮液酒典·景辑》所呈现的“酒城美景”不只是五粮液文化的物理载体，更是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宜宾四海”之一的“宜宾酒海”，是由宜宾老城区元明古窖池群、金沙江畔“明代古窖泥活态保护群落”和岷江北岸“五粮液生态园区”构成的五粮液景区。景区集酒文化与园林景观于一体，规模宏大、气势磅礴，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古老与现代完美结合的酿酒圣地。一砖一石、一墙一瓦，都充分展现出五粮液在悠久历史与丰富自然资源的滋养下，蕴养出的厚重文化情怀，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为可触可感的物质景观，使文明的传承从文本跃升至空间、从记忆走向现实。

中华文明能够有坚定不断的连续性，在于不止于守护传统，更善于将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五粮液恪守着中华优秀酒文化血脉赓续的责任和原则，在传承五粮液酒传统酿造技艺基础上结合具体科学实践，根据“种、酿、选、陈、调”五大环节特点总结出五粮液独特的“1366”匠心密码，并悉数记入《五粮液酒典·工辑》。

“1366”匠心密码是指“一极、三优、六首创、六精酿”：“一极”，即五粮液酿造工艺最为复杂且相对极致;“三优”即环境优势、老窖池优势和匠人匠心三大优势;“六首创”，即五粮配方、包包曲、跑窖循环、沸点量水、双轮底发酵和勾调双绝六大五粮液首创工艺;“六精酿”，即分层入窖、分层起糟、分层蒸馏、量质摘酒、按质并坛、分级储存六个“优中选优、好中选好”的精酿流程。自强不息、锐意进取的五粮液精神，是执着的匠心坚守，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的体现，是中国白酒文化能够世代相传、再创新高的文化底气。

第一代五粮液至第八代五粮液 马玥/摄

千年酒香，浓缩的不只是五谷之酿，更是文化之魂。作为一部系统梳理中国白酒文化脉络的典籍，《五粮液酒典》以典籍之形，固文化之实，其意义不仅在于对五粮液品牌历史的梳理与呈现，更在于以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双重路径，展现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的深层逻辑。它让世界通过一杯中国酒，读懂一个有温度、有记忆、有灵魂的中国，以新的方式，讲述着属于中国酒文明的“和美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