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忠信

长期以来，养老金“后辈高于前辈”被视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养老保险制度保障功能的直观体现。然而，随着人口结构、经济增速、制度设计等多重因素的深刻变化，这一现象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其增长惯性或将迎来转折点。

增长惯性的形成与困境

养老金“后辈高于前辈”现象的形成，本质上是经济增长红利向养老保障领域的传导。过去数十年，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带动了社会平均工资的稳步提升。养老金计算与缴费基数、社会平均工资直接挂钩，后辈在职期间的缴费水平天然高于前辈同期，退休时的初始养老金自然水涨船高。同时，养老金年度上调机制叠加物价指数联动调整，使得后辈退休时的制度基准已远高于前辈退休之初，进一步拉大了代际差距。这种增长曾是社会进步的象征，意味着退休人员能共享发展成果，保障水平与生活成本同步提升。

然而，如今支撑这一现象的基础正在发生变化。从增长动力来看，养老金涨幅已进入持续收窄通道。2015年前，养老金年度增幅保持在10%以上，但到2024年降至3%，2025年进一步下调至2%。这一趋势背后是人口老龄化加剧带来的基金支付压力，也是经济增速放缓后社会平均工资、物价涨幅回落的必然结果。当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工资增长的“天花板”逐渐显现，后辈缴费基数的提升空间随之收窄，养老金的增长动能也将随之减弱。

制度逻辑的重构与挑战

从制度逻辑来看，养老保险的公平性重构正在打破“自然增长”的惯性。当前养老金领域存在的城乡差距、群体差距等结构性问题，与社会保障“保基本、促公平”的初衷相悖。随着全国统筹推进、缴费与待遇挂钩机制的完善，以及对低收入群体的政策倾斜，养老金水平将更紧密地与个人缴费贡献挂钩，而非简单遵循“后辈必超前辈”的路径。那些缴费年限短、基数低的后辈，其养老金水平未必能超越缴费规范、年限更长的前辈。这种“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导向，将让养老金分配更趋合理。

更深层的挑战来自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人口老龄化加速使得领取养老金的人数激增，而劳动力人口占比下降导致缴费人群相对萎缩，社保基金收支平衡压力日益凸显。尽管延迟退休等政策正在推进，但短期内难以根本扭转“少缴多领”的格局。若未来经济增长不及预期，甚至遭遇周期性波动，政府可能不得不优先保障退休人员基本生活，而非维持养老金的持续增幅，后辈养老金的“追赶效应”将进一步弱化。

从“量的增长”到“质的均衡”

养老金“后辈高于前辈”的现象，本质上是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当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经济增速换挡、制度追求更高质量公平的新阶段，这一现象的消退或将成为必然。这并非养老保障的倒退，而是养老保险制度在新形势下的理性调整——从追求“量的增长”转向“质的均衡”，从依赖“发展红利”转向“制度可持续”。

未来，如何在基金平衡、代际公平、保障水平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将是养老保障体系改革的核心命题。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养老金制度的设计，既要确保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又要避免过度依赖经济增长红利。同时，要通过优化缴费机制、完善待遇调整方式、加强基金管理和投资运营，提升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只有这样，才能在新的发展阶段，实现养老保障的公平与可持续。

养老金“后辈高于前辈”的现象曾经是社会进步的象征，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这一现象的消退将成为必然。我们应当以更加理性和前瞻性的态度看待这一变化，积极推动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让养老保障体系在新的发展阶段更加公平、高效、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