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端午忆诗祖一一屈原

文/江中子

        后天是五月节。

         一年一度的端午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全国各地都在举办各种活动，如龙舟赛、诗会，以纪念我国战国时期的大诗人屈原。此日是他以身殉国的日子。为纪念这位中华英杰，我也即兴“打油”一首： 开宗立派最豪雄，华夏劲吹大楚风。 昏聩奸佞云雾散，离骚如日漫天红。 

        傍晚，那天边的彩霞，我觉得是二千多年诗人描写过的；而远方的隆隆机声、草丛的唧唧虫鸣和空中的嘈杂鸟啼，也仿佛是屈原在湘江畔的行吟、汨罗岸边的绝唱，它们穿透二千多年的时空，飞入我的耳膜—在我的心间激荡！不，它们不仅仅是进入我的心间，还飞越到世界上的山山水水、飞到月宫、飞到仙境，也飞入了阴曹地府……     不过此时此刻，我要高歌！我要呼喊！

         屈原呀屈原，当世界各地的中国人，驾着龙舟竞渡、吟诵你的不朽诗篇时，昏君奸臣之流必定在九泉下羞愧痛哭。 屈原呀屈原，当世界各国的华人，一边包裹粽子，一边朗诵你的爱国诗章时，那帮小人、卖国贼跪在十八层地狱颤抖不止，如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屈原呀屈原，请安心瞑目于天堂吧，更不要再忧伤绝望地悲歌：“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骚人高张，贤者无名。” 

        你贤士哟—一伟大的爱国者！你黄钟哟—伟大的诗人！你的精神万古，你的气节长存，你的诗篇世代流芳，你的英名永远流传，而你的身后一切读者都是你的知音。

        含笑吧，爱国者！安息吧，诗人！这是我—一位诗歌的追求者在你 的忌日对你的祝福与纪念，也是你的崇拜者—我最想对你说的一句话。 

             1980年6月15日

          选自《青春诗梦》（江中子/著）

2.论新诗与古典诗

文/ 江中子

        最近的一期《诗刊》到了，我翻开目录，首先寻找的是评论性文章，其中李元洛（是理论家吧，去年我曾看了他写的一本诗歌方面的书籍）撰写的《诗歌问题片谈》吸引我立即拜读。李在文中引用了裴多菲《致十九世纪诗人》中的诗句：“谁也不能轻飘飘的弹奏着他的和谐的歌！谁要是拿起琴来，谁就承担了极为重大的悲哀和自己的欢笑：那么世界并不需要你，不如把你的琴一起摔掉。” 这其中的最后两句的意思，我在前几天读《裴多菲诗选》后便把它记在日记本上了。因此，现在我产生了想要写信给评论家李元洛先生，以表达赞同他的观点与自己主张的想法。

        现在有不少人写的诗晦涩难懂、甚至是猜不出来的谜。为此，有的作者还自鸣得意，有些评论家摇旗呐喊、大造声势。他们不但如此，还大胆的贬损其他流派的诗人，甚至看轻、藐视祖国的古典诗歌，说：“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不行了，要学习外国（西方现代派）诗歌，诗歌可以部分‘全盘欧化’。”鼓吹走这条道路的肯定是不会去写古诗词和欣赏古诗词的新诗的作者和理论家，而且他们也不会去写和欣赏新诗中的“中国诗歌”和“非现代派的诗歌”。我认为他们说的话，只讲对了“要学习外国诗歌”，讲对了一点“诗歌可以部分‘全盘欧化’”，讲错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不行了”。试问：在新诗（当然包括新诗中的“现代派诗”！）艺术成就与读者群远在古典诗歌之下的情况下，在新诗史上当然更谈不上有那个新诗人可以与古典诗歌史上的众多大诗人相提并论的情况下，在新诗如此幼小、稚嫩、不成熟、尚处于摸索阶段的情况下，就断然下结论：“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不行了”，这不是少了发育、壮大新诗的渠道？不是断绝了新诗的乳汁，而且要给新诗换血、以至改变新诗的基因吗？这对我们苦心经营了六十年的新诗有什么好处呢！

        在古典诗歌创立了众多的诗歌形式与表现手法而新诗虽然建立起来却还没有成熟和壮大、在古典诗歌产生了众多既有国际影响的大诗人而新诗还没有出现一个真正大诗人、在古典诗歌取得如此辉煌与广泛深远影响而新诗（只有短暂的六十年！）仍被许多人无视甚至否定的情况下——在这中国诗歌的特定时期，我认为谁要做一位真正的中国诗人，那他必须善于写新诗而且会作古体诗，同时做到了这两点，他才够格称为中国的诗人，他才可能是中国的大诗人。想想我们的老祖宗屈原、李白、杜甫和白居易等大诗人，哪个不是这样的？屈原既会写新诗“楚辞”，又会作古体诗——“四言诗”；“李杜白”既会写古诗“楚辞”“乐俯”“歌行”“古风”，又会做新诗“律绝”，李白与白居易还做起“先锋派”才会做的“词牌”来 。现在中国诗坛存在这样的问题：写古体诗词的人看不上新诗与新诗人，写新诗的人（不论是主张现代派还是非现代派）又鄙视写古诗词的人、不认可写古诗词的人是诗人，两派几乎水火不容。这实在是中国诗歌的不幸。我们应该冷静、理性的看到：古诗确实达到了顶峰，现在和以后要达到或逾越这个高度，可能性非常的低，因为古诗是在古人的文言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有异常广泛的群众基础，而现在群众性语言不是文言而是白话。当然在极个别资质特优的人物可能会改变这一可能性，如李、杜把“汉乐府”推向高峰，蒲松龄集文言小说之大成，打破了“一代有一代”的文学 “一代有一代”的诗体的常规，说明旧瓶确实能装“新酒”，而且“新酒”比“旧酒”更香醇。从目前来看，古诗确实非新诗可比，但不等于说可以鄙视新诗、压制新诗、甚至扼杀新诗，而应该判断出新诗是代表诗歌未来方向的诗体，看清楚新诗的生命力、无可替代的艺术魅力和表现力。新诗不会灭亡，新诗最终会发展、壮大、直至走向繁荣与辉煌，这是必然的趋势，因为倘使新诗会灭亡，那就意味着白话文灭亡，我们就要回到文言文的时代，我们讲起话来那就会时不时像孔乙己满口“之乎者也”，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既然新诗不会灭亡，那它就必然会慢慢积累经验与成果，最终走向辉煌。我担心当代的只写古诗词不屑写新诗的富有才华的诗人，未来的诗歌史上怕难见你们的英名、没有你们的重要位置。你们见过那几个时代的诗歌史是以前代古诗体为主角而不是以当代新诗体为主角的呢？

        在古典诗歌中，最应重视的是唐诗宋词（尤其是其中的五七言诗或诗句词句，代表了古典诗歌的最高成就）。在新诗的时代，还有不少古学功底深厚的人还在写这种古体诗，而且有不少人取得了很高成就，如现、当代的柳亚子、毛泽东、鲁迅等，他们的成就实在让许多所谓新诗大家们汗颜。不过当今的报刊杂志几乎仅仅只宣传毛、鲁两人。总之，这说明古典诗歌中的唐诗宋词（尤其是其中的五七言诗或诗句词句），还可以在今天的写古体诗的诗人中得到发展，当然可以让写新诗体的新诗人予以启发和借鉴！

        如果我要成为诗人我就写新诗，主要写新诗，写不是真正谜语而是含蓄、蕴藉的新诗；如果我立志成为有成就的诗人，我不但要写前面所说的新诗，也决心要学写古诗、写好古诗。有人说：古典诗词难学，古典诗歌会束缚人的思想。这都是事实。可是也正是因为它的这个“难”—严格的格律（当然还有文言文跳跃大），才是其具有高度精炼的特点。有一位外国学者对此评价说（我曾在某杂志上看到）：中国古典诗歌精炼含蓄，这是西方所没有的。“旁观者清”—外国人都欣赏中国古典诗歌的这一长处，我们为什么不加以挖掘与借鉴，以补救我们现在的新诗太自由散漫、冗长拖沓的弊病与少人去看，更少人乐意去背诵呢？而要真正剔除新诗的这些弊病和短处，我认为新诗必须要有自己的形式与表达方式—格律，而这种格律应比古典诗歌的格律要自由宽泛得多，又比现在新诗中的自由散漫要严谨得多；这种格律可以是“以格律为主、自由为助”或“自由为主、格律为助”为基本原则并结合诗人本人的艺术情趣加以变化和改造。新诗没有一定的格律，就难以克服这些缺点，诗歌精炼的特点与“诗乃语言的精华”就遭遇挫败与亵渎。那些极端自由派所作的“诗作”如果能够获得成功的话，那也只属于“偶然事件”，那是散文家也可以做到的几句“灵感之语”—综观古今中外的诗歌史，极大部分与长时间都是由有一定形式和格律的诗歌（如著名的“十四行”），极小部分与短时间（主要是近代惠特曼以后）才有了不受格律的自由体诗歌。倘若写自由诗的人写的新诗真的不会出现我们所说的这些弊病，那他应是“天才与灵感”的化身，因为这样的自由诗是天籁之音，是诗人心无格律而独创成的一种格律，也是格律诗中的自由诗。这种天籁之音，有哪个诗人能够创作出来？有哪个诗人一生能够写出几首？十几首？？几十首？？？

        依照“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和“言论自由”的观点，你有你主张的权利，他有他写的自由，但你的“主张”也罢、“自由”也罢，不要去压迫他人的“主张”与“自由”。你可以继续写你的“谜语”诗，他可以继续创作他的 “非谜语”诗；你可以一味地学习、模仿“外国诗歌”，他也可以只向着中国古典诗歌顶礼膜拜；或者“你与他”气度恢宏、胸襟如海—不但学中国古典诗歌，又学外国诗歌；既写中国白话诗，又写中国“文言”诗；既写“谜语”诗，又写 “非谜语”诗—一句话“无所不学,无所不包。”

        当代的诗人们，如果你们一心为了把中国诗歌大厦建造成世界诗歌中最为高大堂皇、最为多彩瑰丽，务必要彼此包容、互相尊重，学会两条腿走路，学会走多种方向的道路。蜀国因为失去了荆州“国将不国”，诸葛亮因为不敢大胆采纳魏延“出兵箕谷”而无法收复中原——总之，—条腿走路是办不成大事的！诗歌亦然！

           1981年3月20日

选自《青春诗梦》（江中子/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