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北京孩子的市井宇宙

                       王侠

谁说宇宙很远？我说宇宙很近！当然，那是我目光短浅。

在我去延安插队之前，我在家里除了不做饭，其他的买东西的活，基本上都是我的事，打酱油醋，买豆腐，买土豆，买鱼，买肉，买粮食，买红薯，买父母亲喝的茶，买父亲喝的酒，还有他每天必看的北京晚报。小腿噔噔噔的走和跑，去菜市口，去老墙根，去牛街，又爱逛公园，所以对生活充满了希望与热爱，心胸狭窄也变的日益开朗与拓展，这也令我想起来过去的很多很多的故事与事情，也不断完善与接受新的世界新的观点新的科学，题材、素材，扑天盖地，应接不暇，老是有的可写，令不少老师与朋友看到后惊奇不己，说真的是高产！而且文章精彩，而且不是科班大学生！我立即回答：人人都是大学生不是什么好事，更不是全成为大学生就是国际水平了！即使是小学生、中学生也要有实际能力与素质！社会需要真功夫，有没有真功夫，代表着社会是不是真的在前进！

小时候，我的小腿蹬蹬蹬，蹬出了一个北京孩子的市井宇宙，当然是有一叶遮目的嫌疑，造成有点儿鼠目寸光，或者是自我陶醉、自我吹嘘。

但我至今记得酱油瓶碰撞的声音，像一串风铃挂在童年门槛。玻璃瓶里晃荡的液体，颜色深得像傍晚的云，又像父亲沉默的眼睛睿智的思维。我的非常非常勤劳的认真培养我们的母亲把瓶子递给我时，总要重复那句：“别打碎了，一毛五分钱一个瓶呢。”这句话的重量，比瓶子本身还沉。

去菜市口的路上，普通的曾经的老槐树很多，这是这条路上的第一个坐标。夏天它撑开绿伞，阳光从叶缝漏下来，铜钱似的砸在我凉鞋上，还有许多浅绿的肉虫子拉着丝向下落，我管它们叫”吊死鬼"。卖冰棍的车子永远停在树荫下，木箱里棉被裹着奶油雪糕，五分钱一根，红果的三分钱，我常常想买五分钱的，但往往手里只有三分钱。有时，我攥着买其他东西找回来的硬币，总要在心里做一道算术：买雪糕就吃不了糖葫芦，买糖葫芦就攒不够邮票钱。这种甜蜜没有任何好办法的纠结，是七、八岁的我似乎是常要面对如同政治家在世界问题上进退的权衡。

老墙根副食店的豆腐卖的很快，总是要跑着去，慢了不然就买不到了。听说，石磨转动的声音像老人咳嗽，粗粝却充满生命力。老板娘的围裙永远沾着豆渣，她接过长柄勺时会说：“这豆腐是凭票才能买的，没票有钱也不行，”那铜勺在卤水锅里轻轻一划，豆腐脑就像云朵一样的雪白。回家路上要穿过一条长胡同，我总疑心豆腐在偷偷长大，就像我夜里突然长高的脚踝，那个时候我是真傻，许多事情做不好、许多功课都是零分。老墙根菜站那个主任，每次见是我买菜，从来都是只收菜的斤两的钱，而从不往购货本上记，他知道我们家很有名气，也认识我们家的大人。菜站还有个我小学同学，她很早参加了工作，见是我买菜，把我需要的菜放进篮子里，扭头就给别人去称菜，也从来不收钱，弄的我一看见她在卖菜，好几次都拐弯去了菜市口菜市场或西单菜市场去买菜。

大街的肉铺师傅姓马，戴着白帽子切肉时像在完成某种仪式。他把猪肉叫“大肉”，说这个词时眼睛会眯起来，仿佛在说一个秘密。我最爱他切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刀尖挑起肉皮时发出“嘣”的脆响，像琴弦断裂。母亲总让我带话：“马师傅，今天只要三指宽的。”马师傅就用油乎乎的手比划：“三指？要这么肥的？”他的笑声混着生肉味，成为我对“市井”二字的最初注解。

粮店的味道是混杂的：新稻壳的清香，陈粮的霉味，还有老鼠药刺鼻的苦。开票的老李头永远戴着蓝套袖，打算盘时小指高高翘起，像在跳芭蕾。我踮脚把粮本递上去，他翻开的那页永远粘着饭粒——不知谁家孩子用粮本垫过碗。称粮食的台秤是绿色的，铁盘子凹陷处积着往年的面粉，像地图上的积雪。二十斤大米倒进我的布口袋时，发出“沙沙”的响声，像下了一场微型暴雨。

父亲要喝的酒在几个地方都可以买到，有的玻璃瓶上贴着红标签：通州老窖，一块三毛八。这个价位让我肃然起敬，它等于三、四十根冰棍的钱，那个时候我父亲是大院子里众所周知挣工资最高的一个人。售货员用起子开瓶盖时，我总幻想里面会飞出一只鹤。北京晚报要下午四点才送到报摊，我蹲在报摊旁边的地上等待，看卖报的瘸子大爷用红笔在标题上画圈。报纸带着油墨味，像刚睡醒的猫，翻页时会留下黑爪印。那会儿的北京晚报似乎是连篇累牍的连载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好像还有这个名子的电影，内容记不太清了，似乎是有大帅哥王心刚，大美女王晓裳。

红薯是秋天的王。它们堆在粮店外边像一座座小火山，卖薯人用铁铣翻动时，焦皮裂开的“嗤啦”声让人心里发痒。我挑好了匀称的，用网兜装着背回，它们会在回家路上偷偷传递热量，像暖手宝。母亲把红薯埋在灶膛灰烬里，晚饭时掏出来，焦黑的皮一掰开，金黄的内芯冒着糖稀，甜得我们兄妹几个轮流舔手指。

茶是父母亲的诗。张一元茶庄或正兴德的茉莉花茶用黄纸包着，麻绳捆成十字结。售货员阿姨总要多抓一把：“给孩子的妈带个香片。”回家后母亲把茶叶倒进铁皮罐，那“簌簌”声像春蚕啃桑叶。她泡茶时蒸汽会模糊眼镜，镜框上的水珠像哭过的泪，但茶香很快就把厨房变成了五月的花田。

这些日常的碎银几两，在岁月熔炉里铸成了我的宇宙观。买豆腐时学会的等待——卤水点化豆浆需要三分钟，就像成长需要沉淀；割肉时明白的取舍——五花三层才香，生活太精反而寡淡；称粮食时理解的公平——秤砣必须对齐星点，人心也是。小腿噔噔噔跑过了老宣武的每一寸土地，那也是我在悄悄学习丈量世界的维度。

后来我去了延安，黄土高原的风卷走了北京话里的儿化音。但某个清晨，当我在窑洞前用脸盆接雨水时，突然听见远处传来“酱油瓶碰撞的声音”——原来记忆会千里传音。那些买过的柴米油盐，此刻都变成了星座：豆腐脑是猎户座的红巨星，通州老窖是天鹅座的α星，红薯则是人马座的暗星云，它们在我头顶组成新的银河。

后来回京探亲时，沿路连菜市口的老槐树都没了，原来的马路变的很宽很宽，几乎没有一点原来的模样，变的我都一点也不认识了。我又似乎下意识伸手想接母亲递来的瓶子，却只抓到一把风。但当我走进新开的超市，看见电子秤上跳动的数字，突然又听见老李头的算盘声——原来消失的从来只是形式，那些关于重量、温度、气味的记忆，早已在我血液里生根发芽。

如今我写下的每个字，都是当年用一、两毛钱酱油换来的。它们从豆腐脑的蒸汽里升起，从马师傅的刀锋上划过，从粮店的尘土里飞出，最终落在稿纸上，变成比邮票更珍贵的印记。有人说我高产，其实我只是把那个蹬着小跑的孩子，永远留在了纸上——他永远在奔向菜市口、老墙根、校场口、达智桥、下斜街、广安西里的路上，网兜里的红薯会越来越沉，心里却装着越来越亮的星星。

这大概就是市井给我的馈赠：它教会我用千百棵白菜心卷住整个冬天，用酱油瓶丈量银河的直径。当我的文字开始发芽时，那些老去的胡同、消失的叫卖、褪色的粮票，都在字里行间重新活过来——像母亲说的：“别打碎了”，这次我终于没有打碎，而是把几毛几分钱的宇宙，完完整整地递给了看我文章的人们。

由此，由不得说：这个世界十分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