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老家，原在百里外的原平市同川镇李子树梁。爷爷的爷爷那辈，瞅着同川树多成林，粮却不够塞牙缝；神池这边地广得能跑马，粮食长得旺，就揣着半袋莜麦面，一步一挪逃荒过来。脚底板磨出的血泡破了又结，终于在永祥山的土坡上刨出第一孔窑洞，把他乡的月光，过成了自家的日子。

白女子是家里的头茬苗，身后跟着妹妹弟弟一串儿。打小她就对书本亲，灶门前烧火时，总把娘裁衣服剩下的废纸捡来，在火光里歪歪扭扭描字。她的念书路，是一步一挪踩出来的远。

1953年，脚底板敲着村里小学的土操场，粗布书包磨出了毛边，里头的课本裹着三层补丁，却被她翻得平平整整。放学回家，她一边给弟弟妹妹喂饭，一边把学的字写在炕桌上的灰尘里，弟弟伸手乱抹，她就笑着拍开，再重新写。

1957年，书包甩进了义井完小的院子。每周往返二十里山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鞋底子磨穿了，就往里头垫麦秸，麦秸戳得脚生疼，她咬着牙走，心里念着课堂上的算术题，倒不觉得难了。有回下大雨，她把课本裹在棉袄里，自己淋成了落汤鸡，回到家冻得发抖，先摸出课本看有没有湿，娘在灶前给她烤衣服，眼泪掉在灶膛里，滋滋冒白烟。

1959年，她的步子迈得更大，成了全村第一个走进五寨中学堂的闺女。临走那天，娘往她挎包里塞煮鸡蛋，一个一个擦得干干净净，“到了学校别省着，饿了就吃”。她背着包走出老远，回头还看见娘站在土坡上，手搭在额头上望，那袋鸡蛋揣在怀里，走了一路，到学校时还带着娘手心的温度。

1962年，五寨韩家楼窑子头的郝志强成了她的汉子。汉子一穷二白，除了嘴皮子灵活，啥家当没有。穷汉子娶富女子，在窑子头是能耐；富女子嫁穷汉子，在永祥山有人背后嚼舌根。可她牵着他的手走进自家土窑时，眼里的光比煤油灯还亮：“日子是土里刨出来的，不是旁人说出来的。”说是上门女婿，其实俩人就像两粒莜麦种，在永祥山的土里并排发了芽。

日子过着过着，俩小子一个闺女绕膝头。她教娃们认字，郝志强带着娃们下地，土窑里的笑声能把房梁震得嗡嗡响。有回夜里娃们都睡了，郝志强看着她给娃补衣服，叹口气：“跟着我没享过福。”她抬头笑，油灯照着她眼角的细纹：“一家人守在一块儿，就是福。”连墙角结的蛛网，都沾着暖烘烘的烟火气，那是日子越过越扎实的模样。

1964年，白女子当上村里的妇女主任，裤脚沾着泥，心里装着家家户户的事。东家媳妇生娃缺红糖，她揣着自家攒的糖块跑半道；西家老汉病了没人管，她端着熬好的米汤守炕头。1975年开春，村里的广播喇叭天天喊“赤脚医生救死扶伤”，她揣着窝窝头去义井学了半个月医，墙上刷着的“为人民服务”红漆字，跟她心里的火苗一起烧得旺。回来就背起药箱，成了永祥山的赤脚医生。那药箱跟着她，比自家孩子还亲——黑夜里走山路，月亮在头顶照路，她踩着露水去接生，裤腿上的泥点子冻成了冰碴，怀里的药箱却焐得热乎乎；炕头上接娃娃，油灯在旁边瞅着，她攥着产妇汗湿的手说“别怕”，声音抖着，手却稳得像钉在案板上的钉子；田埂上给人瞧病，风在耳边听着她念叨卫生经，给老汉扎针时先在自己胳膊上试，说“我皮糙，经得起”。木药箱上的红十字磨得发亮，里头装的不光是药片针管，还有全村人沉甸甸的信得过，那分量，压得药箱带子在她肩上勒出了一辈子没褪的红痕。

1992年，义井镇搞集中绝育，白女子这赤脚医生，带头领着儿媳妇、闺女上了手术台。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就像地里拔草，得先刨开根。儿子儿媳犯嘀咕，亲家更是把头摇得像拨浪鼓：“谁家不是多子多福？你这当娘的咋这么狠心？”白女子不恼，搬着小板凳坐人家炕头，掰开揉碎了讲道理：“你看张家，俩娃养得壮，日子过得像芝麻开花；再看李家，五六个娃饿得面黄肌瘦，锅里常是清水煮野菜。”说到伤心处，她抹了把泪：“我当医生见多了，娃多娘苦，糠菜半年粮的日子，我不想让你们再熬一回。”正说反说，把一家人的心结解开了。23岁的儿媳妇头一个上了手术台，成了义井镇女扎对象里最年轻的一个，下台时攥着白女子的手，眼里的泪混着笑：“妈，你说得对。”

儿媳妇刚下手术台，白女子转身又往闺女家跑。28岁的闺女也在名单上，女婿急得直搓手：“妈，咱再生一个咋就不行？”她拉着闺女、女婿、亲家的手，说得掏心窝子：“政策是好经，咱得念对了。少生一个娃，多添一分福，日子才能过成蜜罐子。”12月4日那天，北风卷着雪沫子，她攥着闺女的手，一步一步走进手术室，闺女的手冰凉，她的手却烫得能焐化冰雪。这事儿一传开，村里人都说：“白女子办事，就像山顶的松树，直来直去，让人服！”可没人知道，那天夜里她给闺女熬小米粥时，灶台上的火苗映着她鬓角新添的白霜。

白女子疼外甥闺女红梅，疼得就像护着心尖上的明珠。红梅3岁时不幸患上小儿麻痹症，父母整日为生计奔波，忙得分身乏术，把孩子送回老娘家时，裹着红梅的小被子上还留着未干的泪痕。从那以后，这个病娃娃便成了老两口心尖尖上的宝贝疙瘩。红梅的姥爷曾是民办教师，白女子则是村里出了名的巧手，针线活儿那叫一绝。

白天，白女子背着药箱走村串户去出诊，翻山越岭、不辞辛劳；夜晚，她就坐在昏黄如豆的油灯下，耐心地教红梅认方块字。她飞针走线时，针脚在布上走得又匀又密，同时手把手教红梅拿针，让红梅的手也练得越来越稳。她给红梅做的布鞋，鞋底被她用粗麻线纳得硬邦邦的，比石头还结实，鞋帮上还绣着栩栩如生的小野花，边绣边念叨：“咱腿不利索，脚底下得扎实些，这鞋就能带着你稳稳当当走路。”教红梅算算术时，她就掰着红梅的小手指头，一颗一颗数着莜麦粒，语重心长地说：“认了字、会算账，将来不管遇到啥难事，自个儿都能撑起一片天。”

有一回，红梅哭着对白女子说：“老娘，我好想站起来呀。”那一刻，白女子的心像被重锤狠狠击中，疼得揪成一团。她紧紧抱着红梅，在炕头坐了整整一夜，黑暗中，她轻轻摸着红梅细瘦无力的腿，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一颗一颗砸在满是补丁的衣襟上，很快洇出好大一片湿痕。

眼见着外孙女一天天长大，老两口却常常在夜深人静时辗转难眠。他们发愁的不是经济负担有多重，也不是红梅爸妈对孩子不上心，而是满心忧虑自己日渐衰老，等哪天不在了，红梅可该如何是好？难道要让孩子一辈子被困在这炕头上，像个没有生气的“面人人”一样吗？再看看红梅那双清澈明亮、满是对未来渴望的眼睛，老两口相互对视，暗暗下定决心：就算拼了自己这把老骨头，也要让红梅活出精彩，拥有属于自己的灿烂人生！

这些年，红梅凭借着白女子悉心传授的剪纸技艺，成了省内知名的民间艺术家，还在县里开了家红火的剪纸工作室。她剪的人物惟妙惟肖，尤其是伟人毛主席的形象，经她巧手剪出后，神态传神、气势恢宏，引得县内县外的人都慕名前来求购。红梅每次跟人说起自己的成就，都会满脸感激、无比自豪地讲：“我这点本事，都是老娘手把手教出来的，没有她，就没有我的今天。”

白女子爱看书，字里行间的道理，她能掰碎了掺进柴米油盐里。老头子识得字也不少，就陪着她看了多半辈子。煤油灯芯爆着火星子的夜里，俩人凑在一张炕桌上，她指着《赤脚医生手册》上的草药图问东问西，他就着光给她念药方子，书页翻动的声音，比窗外的风声还匀净。有回她念错了“黄芪”的“芪”，他笑她“念了半辈子还认错”，她就拧他胳膊，俩人的笑声惊飞了窗台上栖息的麻雀。

去年秋里，老头子被黄土埋了半截，送葬那天白女子没哭，只是把他常穿的蓝布褂子洗得干干净净，叠在炕头。书桌上那本翻得起了毛边的手册还摊在原处，夹在里头的干沙棘果没来得及取——那是前几年她上山抓龙蓿时摘的，红得像颗小太阳，如今皱成了深褐色，摸上去糙得硌手，凑近了闻，还带着点当年的涩味，像极了俩人搭伙过日子的那些年月，苦里藏着咬得动的甜。现在她看书时，总习惯性地往旁边挪挪，仿佛他还坐在那儿，等着听她念错字时的笑声。

从1987年到1998年，白女子连续四届当县人大代表。1987年第一次去县城开会，坐的拖拉机在土路上颠了三个钟头，她怀里揣的纸条被震得卷了边，上面记的“修水渠”三个字却磨得发亮。每次去县城，兜里总揣着一沓纸条，上面记着村民的盼头：“路得修宽点，拖拉机好跑”，“学校的桌子该换换，娃们写字不硌手”，“莜麦能卖个好价，咱腰杆也能挺得直点”。就说修路那事，她跑镇里找干部，蹲在办公室门口等，人家说“再等等”，她就天天去，鞋上的泥蹭在办公室门槛上，积了薄薄一层。有回天下着雪，她在门口等了俩钟头，干部出来时见她头发上结着冰碴，手里还攥着村民画的土路地图，红着眼圈说“嫂子，这路我立马报”。推土机开进村那天，她站在土坡上看着，眼里的泪比推土机扬起的尘土还多——那是多少代人踩着泥水路，盼了一辈子的光景啊。她的名字和永祥山的名字，一起出现在代表名册上，就像永祥山的老石头，经得住风雨，实打实，不掺假。

如今，永祥山的风还在屋檐下打转转，白女子的故事早被院子里的老杏树记在心里。她的腰杆不像年轻时那么直了，背也跟着药箱的弧度弯了些，可站在村口瞅着新修的水泥路，眼睛亮得像当年给人扎针时的手电筒。从逃荒来的根，到在这土坷垃里发光发热，她就像神池坡上的沙棘，根扎得深，果子结得稠，酸里带着甜，苦里藏着香——风刮不倒，霜打不坏，活出了庄稼人最精干的模样。而那棵老杏树每年春天照样开花，花瓣落在她扫院的扫帚上，像给这一辈子的辛劳，撒了把甜丝丝的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