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中国后，发生了很多变化。后世称为佛教中国化。我们尚且称为“中国佛教”。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年代，依史料记载，一般认为是汉明帝时期，“汉明感梦，初传其道”的说法最为有名，证据更充分，三国以来即被流传。

有传说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汉明帝刘庄（汉光武帝刘秀之子）夜宿南宫，梦一个身高六丈，头顶放光的金人自西方而来，在殿庭飞绕。次日晨，汉明帝将此梦告诉给大臣们，博士傅毅启奏说“西方有神，称为佛，就像您梦到的那样”。汉明帝听罢大喜，派大臣蔡音、秦景等十余人出使西域，拜求佛经、佛法。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修建了中国第一座佛寺。

因此在佛教史上，多以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以白马驮经像来华，是为佛教传入之年。明帝为纪念白马驮经，将二僧所住的鸿胪寺改名为“白马寺”。尔后，凡僧尼所住之处即称为寺。白马寺被后世佛弟子尊为祖源和释源，而二僧所合译的《四十二章经》，也成为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

继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之后，陆续有梵僧来华，他们主要经由丝路前来。然梵僧弘化有显著事迹者，始于东汉末年以洛阳为中心的译经工作。《开元释教录》载，从桓帝到献帝（189－220）的四十年中，译有经典一八七部三七九卷，这说明中国佛教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发展。而译经高僧中以安世高和支娄迦谶最具代表性。

中国佛教初期的弘译可分为二系：一为安世高小乘禅数阿毗昙系，二为支娄迦谶大乘方等般若系。这是由于当时印度大、小乘兼畅，所以汉末二大译师实际上代表了印度佛教的两大系统，也可以说中国一开始所接受的佛教便是兼具大、小乘，这是中国佛教初期的付播特色。

印度佛教最初传入中国，因文化背景全然不同，故被视为与当时流行的黄老神仙方术同类，仅通行于少数的王公贵族之间。

尔后，在社会政治上，宦官外戚斗争为患，天灾时起，黄巾起义，军阀混战而民不聊生；在学术上，两汉儒家困于“经学考据”、“谶纬合流”而抑郁难抒。所以，到了汉末三国时代，佛教逐渐由上层遍及民间，由少数人逐渐扩展到多数人，弘化地区也由洛阳、长安往南方延展。这说明“大乘”的广泛传播已经有了燎原之势。

安世高，原为安息太子，二十余年间，致力译经，共译出佛经三十余部，是中国早期传译小乘思想的第一人。支娄迦谶，大月氏人，汉桓帝末年游化至洛阳，于灵帝时译出经典十四部二十七卷，皆为大乘之学，以《道行般若经》《首楞严三昧经》和《般舟三昧经》最为重要，都是介绍大乘禅观的著作。其后魏晋玄学兴起，般若思想能相应盛行，《般舟三昧经》居启蒙之大功；其中，《般舟三昧经》又为阿弥陀佛信仰传入汉地的开始。支谶的译典，为后世大乘佛教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魏晋时期，时局纷扰，传统儒学因其局限性日渐式微。名士纷纷避世弃儒，趋附老庄“以无为本”思想而。老庄思想因其立意渺玄，故称“玄学”或“清谈”。当时佛教的般若“性空”之学甚是契合其“贵无”思想。又因为有学通儒道，博学多识的道安大师及弟子慧远等系统的融和、展开，故玄谈名士莫不以“般若性空”充实其学，或增清谈之资。佛教于士大夫阶层迅速传播。

西晋时代，佛教活动仍以译经为主，竺法护为当时的代表，所译经典有《光赞般若》《维摩》《宝积》《涅槃》《法华》等各部类经，对于大乘佛教的开展，影响甚巨。其中，《正法华经》的译介，使观音信仰普及于民间，为鸠摩罗什之前最著名的翻译家。道安大师为前秦时代最重要的高僧，博学多闻，被视为当时北方学界的领袖。秦主苻坚延请他于长安主持译场，一时中外译家云集。到了后秦，由于鸠摩罗什东入河西走廊武威再入长安（401），而更加昌盛。鸠摩罗什在后秦姚兴的护持下大兴译经事业，南北俊秀仰止云集，门生弟子三千，其中以道生、僧肇、僧叡、道融最为杰出，被称为“什门四杰”。

结束南北分裂局面而开展的隋唐，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最强盛的朝代，也是中国佛教史上经典翻译、宗派竞立的巅峰时期，其影响不仅深入中国各阶层，而且远播至韩国（高丽、百济、新罗）、日本、越南，开启各国佛教的灿烂新页。隋唐佛教的兴盛繁荣，除得力于佛教本身在南北朝所奠定的稳固基础外，更有赖于国家的统一强盛及护持提倡。唐朝皇帝除武宗外，对佛教多采保护政策。隋唐佛教因有帝王的护持，得以迅速发展，其兴盛繁荣表现在许多方面，如译经、著述、艺术等，尤其中国化佛教宗派的成立，更是重要的特色之一。

随著经论的大量译出，高僧硕德的著作也越来越丰富，其中以《开元释教录》影响最大，成为后世大藏经编目和雕印的依据。另外，还有大量针对经论所作的各种佛典注疏，而结合个人体验和研究所撰著的通论专书也纷纷问世。这些表现各人独特思想见解的著作，乃各宗派形成及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因此，显示隋唐佛教兴盛的天台、三论、法相、华严、密宗、禅、净、律等八大宗派的创立，实与经典的翻译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隋唐佛教的发展，对文学、艺术也提供了绝佳的题材与灵感，当时文人学士对于佛教的磅礴精深与僧侣的精神修养，产生崇高的敬意，归向者颇多，如韩愈、白居易、柳宗元、王维、李翱、裴休等，都与佛教有深厚的因缘，因此蕴含佛教哲理的诗文创作也应运而生。又由寺院的讲经发展至社会的俗讲也甚为流行，进而创作了许多变文作品。随著变文的流传，又发挥成多彩多姿的经变图相，更增添寺院画像以及继南北朝以来持续开雕的石窟壁画的内容。

到了宋元明清，中国佛教经过唐末、五代两次的“法难”（亦称“灭佛”）以及朝代更迭的战乱，经典散佚、寺院毁坏、僧侣受迫害，致使佛教几乎到了衰萎凋落的地步。直至宋代始现复甦之迹，但宋元之后至盛清八百年中，因国运不兴，佛教虽绵延不绝，然已不如隋唐时代的弘盛。自此，佛教一改传统型态，逐渐倾向生活修行与宗派调和的路线。从弥陀信仰的结社念佛、禅院农林的寺院经济生活，到与儒、道二家的调和及禅、净、教、戒融和的现象，佛教融入了中国文化之中，此即宋元以后中国佛教的特质。

释迦牟尼在古印度创立佛教的目的是引导众生了知宇宙人生的真相、苦乐的真谛以及离苦得乐的方法，给人类以和平、幸福和智慧。汉哀帝时，佛教传到了气候风土、民族、信仰迥然不同的中国，在中国从南北朝时期得以弘扬，至唐代达到鼎盛，在中国作为“大乘佛法”得以发展和创新。但是，佛教在印度却于公元十三世纪被商羯罗赶出了印度而消亡。

中国佛教的汉传佛教集中体现了佛教发展中期的“大乘”佛教的思想，提倡“发菩提心，行菩萨行”；“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体现了这种利益一切众生的菩萨道精神。它强调应报四重恩——父母恩、众生恩、国家恩、三宝恩。

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藏传佛教始于7世纪中叶，是在松赞干布迎娶尺尊公主和文成公主之后于10世纪后半期形成。藏传佛教的流传地集中在西藏、四川、内蒙古以至于俄罗斯。藏传“佛教”教义特征为见行并重，并吸收了苯教的某些特点。传承各异、仪轨复杂、象设繁多是藏传“佛教”的一个显著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