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线建设启动60周年征文116 难忘军工学徒时//李佃玉精华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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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线建设启动60周年征文116

难忘军工学徒时

李佃玉

1970年11月29日，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从这一天开始，我抛弃了日照老家优越的就业条件，义无反顾地走进了沂蒙大山，融进了三线军工建设的大军中，开始了贯穿我多半生的军工生涯。

1969年，山东省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在全省范围内重新调整、充实各级党政机关，十月份，在我刚满19岁不几天，就被荣幸地以优秀学生代表的身份，推选参加老、中、青“三结合”的区革委，并被补选为常委，协助区革委主要领导，分管全区的文教卫生工作。当时我还只是一个户口在农村的“三不脱离”的干部（不脱离基层，不脱离群众，不脱离生产），每月除了挣300个工分外，国家补贴十八元钱的工资。在这一年中，我主要参与领导了全区的三大工作：一是整顿文革中混乱的教师队伍；二是全民防治“钩端螺旋体”病；三是推进农村基层文艺宣传和思想教育。经过我一年比较出色的工作，第二年，组织决定给我转正为国家正式干部。有三个工作任我挑，一个是任区团委书记，二是任区办机械厂厂长，三是直接入伍去县武装部当干事。而就在这时，上级传达了因国际形势异常紧张，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大规模的外国侵略，党中央决定在全国部署三线军工建设，要求全国“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此时，我作为一个热血青年，马上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三线军工建设。但是，县、区领导却不同意我走，反复做我的思想工作，让我留在本地工作，但我主意已定，坚决要求去三线军工工作，最后，领导在反复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只好尊重了我的意见。

启程进厂的那一天，我和几百名军工三线来日照招收的学徒工一起，早早背着简单的行李卷，在县招待所前集合后，分别坐上了写有编号的十几辆敞篷的大解放车。由于互不相识，上车后都无话可谈，但只过了一小会，就从“贵姓?”问候开始，打开了年轻人好奇热情的话匣子。大家谈兴正浓，忽然听到有人喊“咱们快已跑出日照家乡边界了”，一听到这话，大家都赶紧向两边望去，都很想再看一眼家乡的山山水水。汽车疾驰而过，我们这才意识到，我们去参加三线军工建设工作，就要真的离别亲爱的家乡了。一个年龄最小的小刘姑娘竟然大哭起来了，她这一哭，将一车人的情绪，霎时带进了第一次离别家乡和亲人的痛苦之中，大家都默默无语，有的女青年竟然也跟着抽泣起来。但毕竟年轻人的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不一会，在车厢里寒冷的空气中，又充满了欢声笑语。经过一天的艰难颠簸，临近天黑，我们才走到地处沂源县土门公社黄崖大山中的三线军工企业——国营山东第一机械修配厂。这个厂是国家在一九六五年，国际形势非常严峻的情况下，为备战而在沂蒙大山里秘密建立起来的第一个三线军工厂，当时就有职工近2000人，主要生产7.62mm半自动步枪。这次从济南、青岛、潍坊、临朐、日照和郯城等地共招收了近一千名学员。我们进厂时，其他地区的学员也先后陆续到达。晚饭是每人两个馒头，一份炒白菜，一碗稀饭。晚饭后，稍事休息，就被带到厂部的军工大礼堂就寝，这里就是我们全体学员的临时宿舍。大礼堂内灯火通明，人声嘈杂，几百个同时进厂的学员，每人发了一床稻草垫子，紧紧相挨，就地休息。但大家都异常兴奋，毫无倦意，干脆席地开聊。就这样，在这里度过了我终生难忘的军工生涯的第一个不眠之夜。

从第二天开始，厂里安排为我们举办各项培训工作的学习班。由部队师级干部转业的厂领导刘佳禹，给我们讲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建设三线军工的必要性、重要性。他特别强调“美帝、苏修正对我国虎视眈眈，对我国的军事侵略迫在眉梢。三线军工建设搞不好，毛主席他老人家睡不好觉。这使我们对军工建设工作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并感到特别自豪。由保卫科科长陈永昌，给我们讲军工保密工作的重要性及保密纪律。他特别强调“我厂的军工番号是国营976厂，对外厂名是山东第一机械修配厂。通讯地址是济南第二（5）号邮政信箱。工厂的真实地址及工厂的生产等任何事情，都不能告诉工厂外的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家人。否则，都要按违反“军工保密法”处理。我们怀着对军工的神秘感，诚惶诚恐地记下遵守。结果，后来一个郯城的学员，他母亲思儿心切，拿着儿子的第一封家信来厂探亲，但按地址坐车却到了离厂有六七百里地的济南。结果，可想而知，她在济南找了两天也没找到儿子，钱也花完了，带的干粮也吃完了，儿子找不到，家也回不了，最后急得坐在济南大街上大哭，亏得有好心人，看了老人拿的通讯地址后，指点她到邮电局去查问，才和儿子取得了联系。在学习班上，劳资科科长陈风海，给我们讲工厂劳动纪律和岗位要求。他特别强调“不遵守军工劳动纪律，就不配当一个军工人”。我们从此开始了一种铁的纪律观念的养成，并成了军工素质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临近学习结束，厂里安排我们去生产车间参观。顺着近四十度的山坡，一个个台阶爬了半天，才走到藏在半山腰的一车间。这里也叫千人洞，在抗日战争期间，山东八路军的其中一个兵工厂就藏在这里。就在这个自然形成的大山洞里，老一辈军工战士，用最原始的工具和极其简陋的材料，曾造出大批武器，有力地支援了山东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这个大山洞，有几层楼房那么高。里边整齐地排列着制造枪管的高端机床，师傅们正聚精会神地加工着产品。搬运工正把已加工好的铮明瓦亮的枪管装箱后，用牵引车运送到下一个加工车间。在千人洞下边，又修成了纵横交错的几条大山洞，里边同样是机器轰鸣、人来人往忙着半自动步枪零件的加工生产。就这样，我们按照半自动步枪的加工工序，挨个车间进行了参观。大家无不为神秘的枪械加工所吸引，也无不为壮观先进的加工机械所震撼。大家都为能很快成为一个兵器制造战士而特别期待和自豪。终于盼到了学习结束，要分配工作了，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像揣着个小兔，都希望把自己分到开机床的工作岗位上。可当念到我的名子时，却是分到了“检验科”，我当时虽然不知道检验工作是干什么，但知道是开不成机床了，情绪非常失落。分配完后，所有学员由各单位领导接走。我和日照老乡胡明新、马炳成及其他地方的共四十多个学员，分到检验科，由科长李开传领到单位报到。

在检验科办公室，李开传科长给我们讲了检验工作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性。原来检验工作是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门，它是所有军品生产的质量保证。而军品质量，直接关系到战士的生命安全和战争的胜败。所以，对产品质量检验的要求是“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听到这些，我才释怀，并下定决心，一定尽快学好、干好。接着给我们每个学员发了件蓝色背带裤的工作服，然后，给我们每个学员提前发了一个月的工资二十一元钱，但每月要统一扣生活费十元钱，这十元钱换成四元钱的饭票和六元钱的菜票。这四元钱的饭票，是我们可以买每个月的粮食定量三十四斤，其中二十四斤面粉，六斤玉米面，四斤地瓜面。剩余的十一元工资，给我们发了现金。我们还未正式上班，就拿到工资，大家都兴高采烈。然后，李科长把我们分到科的下属的各车间检验班组，我和杨建国，闫东青，候萍，刘同风，赵丽，郭开章，等八个学员被分到了半自动步枪总装车间检验班，班长于华跃和我们接上了头，这也就预示着我们正式进入了军工学徒期。

第二天，我们检验科新分的学员就搬到了厂部有近五里路的水磨头宿舍。早上六点钟，鲁山山谷里响起了嘹亮的起床军号声，我们这些学员，及时起床洗漱按完毕后，一溜小跑先到厂部食堂吃完两个馒头，一碗稀饭的早餐，然后再去各自的班组上班。在7.62MM半自动步枪总装车间的检验班里，我第一次见到了班组的杜师傅、孙师傅和赵守祥、李世碧、张道印，高英文，孙周台、陈茂余、王金贵等其他师傅。于华跃班长给我们每个学员安排了跟班学习的师傅。我和女学员闫东青被于华跃班长留在了身边当徒弟。于师傅是济南人，当时四十多岁，个子不高，精明强干，不但工作优秀，还特别钟情于当时的“样板戏”，八块京剧“样板戏”中的唱段，张口就来，唱得有板有眼，字正腔圆，韵味十足，令人听得如醉如痴。每天早晨的班前会上，他都要教我们唱上几句。上班后他把工作安排好后，就把我们学员集中起来，讲解半自动步枪的基本构造、枪械原理以及弹道原理等，以后又逐步讲解枪械检验的工作要求、检验标准、检验工艺以及检验工具的使用方法等，使我们逐步了解了半自动步枪的一般原理，并逐步掌握了军品检验的技术要求。然后，我们每个学员就开始跟自己的师傅学习操作。由于我的师傅在业务上特别棒，是全厂唯一一个工人出身的专业技术人员。他经常被调到五机部（即后来的兵器工业部），参加部的专家组，到全国同类企业，进行半自动步枪的产品定型、产品鉴定和巡回讲课，他在厂的其它活动也比较多。所以，就不能经常亲自带我和师妹闫东青学习操作。班组的其他师傅的检验工序各不相同，每人只进行一个步枪部件的检验工作，而我师傅则是负责最后总装整枪的检验验收。然后，才是军代表或按批次抽检、或全检的验收入库。所以，这道工序特别重要，检验员必须对整支半自动步枪的各个部位的质量要求，都要准确掌握和熟练操作检验。因此，我师傅就要求我必须把从枪托，扳机，准星，标尺，枪管，枪刺的机加要求和几丝的允许公差，到枪托的烤漆和枪身的发蓝要求等，都要十分熟练地记牢和会检验操作。于师傅将部颁半自动步枪检验规程以及他的有关书籍、资料，毫无保留地交给我学习，我将这些资料全部抄写下来，并利用业余时间苦学熟记，然后在岗位上，学以致用。于师傅经常没时间带我们，我就和师妹小闫从枪的头道检验工序学起。由于我俩是班长的徒弟，各位师傅对我们都非常热情，因此使我的操作技术提高得很快。在不长的时间，我就不但能对半自动步枪的所有零件拆装自如，而且很快熟练掌握了整枪的检验操作工艺。后来又经过我师傅手把手地传、帮、带以后，并经过了严格的考核，我在班组里的学员中，第一个走上军品检验工作岗位，发给了我可以在半自动步枪合格证上盖章负责的五号印戳，成为虽没出徒，但已能独立顶班工作的学徒工。经过我检验过的半自动步枪，不管我师傅和军代表抽检还是全检，批批合格，次次过关，从未出现漏检、错检事故。军代表和我的师傅都非常满意。

1971年上半年，厂武装部部长桑志发，按照上级要求，对我们所有学员分批进行军事训练。由武装部干事常峰智具体组织管理。我们检验科的学员在四月份开始集合，军训期为一个月，军事教官王班长，是从济南军区挑选来的，我因在家时，曾任过民兵独立团机炮连指导员，这次被指定担任班长。军训期间，我们住集体宿舍，任何人不准请假和私自行动。完全按照正规部队的标准进行训练。每人发一支半自动步枪，先从叠方块被子和打背包开始，到立正、稍息的队列训练，带枪匍匐前进，再到拼刺刀和射击、投弹，完全按军事教程进行。有时还要半夜突然搞紧急集合，在几分钟内要全部穿好衣服，还要打好背包，这对我们这些从未经历过的学员来说，真的太难。致使有的学员第一次紧急集合时，只好赤着脚，一手提着裤子，一手夹着被子跑向操场，连异常严肃的教官都忍不住大笑。后来，有的学员就睡觉不脱衣服，但被教官查铺查到，又受批评。就这样经过多次严格的训练后，我们紧急集合的速度和状态都有了很快的提高。在练拼刺刀时，是从枪上肩、枪下肩、枪上刺、枪下刺的基本动作开始练，然后练拼刺刀的各种技法和要求，不但要会左刺、右刺、上刺、下刺和突刺的基本步法和枪刺使用要领，还要喊得杀声震天，令对手胆寒。在练带枪匍匐前进时，要求我们在规定时间内，用规范的军人姿势，头、身平行，用右胳膊带枪，左手支撑与全身协调快速匍匐前进，到达规定目的地。我们每天泥土满身，一天一换衣服，工作服都磨出了洞。在练射击时，则要求心要静，气要匀，手要稳。眼睛、标尺和准星要“三点成一线”，我们每天端着枪练卧姿，跪姿和立姿的射击要领，一练几个小时，胳膊都练肿了。但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在实弹射击考核时，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本人五发子弹打了四十五环，得到教官好评。军训时的野营拉练，更使我难以忘怀。先是每天早上五公里，后来增加到十公里的越野练习。教官亲自带队，我们要背着背包和一支半自动步枪，一会儿慢走，一会儿快走，一会儿还要跑步前进，这是对每个人体力耐力的极限考验。我是在农村长大的，体力尚可，不但自己不能掉队，因是班长，还要帮助女学员多背一支枪，勉强还能坚持下来。但一些城市来的学员，就只有哭鼻子的份了。这样高强度的军事训练，使我们的身体素质和政治素质都有了很大提高，使我们真正体会到了做一个合格的军人，是何等的不易。在离军训期结束还有七八天时，我突然接到厂部通知，到政治处接受新任务。于是，就这样结束了我在学徒期内终生难忘的军事训练。

到政治处后，我被分到保卫科帮忙，原来省公安厅督办本厂在文化大革命中，打死厂长王耕田的案件，厂里将当时与此案件有关的重要人员，全部集中起来，举办学习班。我们这些抽调上来的人员，就是每天二十四小时，陪着他们交代和查清案件的有关问题。我和李存孝师傅分管陪伴一位刘师傅。但我并没有将这位刘师傅当成案件嫌疑人，我始终摆正了他是师傅，我是学员的位置。每天早上，他们还没起床，我就给两位师傅打好洗脸水，并给他们捏好牙膏。吃饭时，我负责去给两位师傅买饭。刘师傅不写材料时，我们就在一起谈天说地，其乐融融。但过了一段时间后，我感觉并不喜欢这样的工作，所以，就多次和领导要求回检验科上班，正好厂里因“抗美援越”的军品任务太重，组织全厂大会战，各个岗位缺少人手，于是，我趁机回到了总装检验，顶岗上班。

大会战期间，职工加班加点大干，厂领导天天在各车间调度产品生产。食堂将饭菜送到每个车间。平时，我们每顿饭买的五分钱一份的白菜帮子，基本上就是清水煮熟，不见油花，而这时送的五分钱一份的菜，不但有油花飘荡，竟然还有指甲盖大小，薄如纸片的一两块肉片，我们都非常惊叹炊事师傅的手艺太棒，每天能把肉片切得这么薄，竟还切不到手指头。平时清汤寡水的稀饭里，米粒也增多了不少。馒头好像也比平常大了一些，这也算是厂领导对大家进行大会战的犒劳，大家都非常满足，干劲冲天。没有一个职工请假、歇班，许多职工带病坚持工作和轻伤不下火线，甚至推迟探亲和结婚，好人好事层出不穷。每天每人都在主动加班加点。那时，加班加点工作没有一分钱的补助，纯粹是真正的义务劳动，但每个职工都把能参加这种义务劳动，当成一种很高的政治荣誉。如果班组长不让谁加班，那谁就一定会认为是班组长在歧视欺负他，并可能因此和班组长结下“梁子”。我们总装检验班组的任务太重，人人需连续上班二十四小时。累了，就躺在步枪的包装箱上迷糊一会，接着再干。下班后，回宿舍只休息三四个小时，又主动跑到岗位加班干活，我们的李科长急得下命令让大家轮班休息，但无人服从。我和我的师傅是在连续干了三十六个小时后，才让科长硬撵回宿舍休息。这时，眼看夏天来临，但我们大部分学员都没有夏天睡觉用的凉席，第二天，我就约了本科也是已连续干了好长时间，被领导强迫在家歇班的杨建国、耿宏伟等八个学员一起，去淄博买凉席。那时交通异常不便，每天只有一趟途经我厂的客车到淄博市，在这里根本坐不上。我们只好搭本厂去淄博拉货的大解放车去。我们到了淄博买上凉席后，中午饭也没吃，就赶紧到本厂驻淄博办事处等本厂往回走的车，但从中午一直等到晚饭后，也没等到，原来车到济南去拉货去了。那时住宿要凭单位介绍信，而我们都没有。这时，我们走走不了，住住不下，我们已经两顿没吃饭了。而我们第二天还要按时上班，因为大会战期间更不敢违反劳动纪律。我们个个急得真像热锅上的蚂蚁。这时，因我的年龄最大，他们今天又都是我约出来的，所以，他们就都围着我急切地问“咱怎么办”？我绞尽脑汁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出什么好办法，最后，只好无奈地和大家说，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他们都满怀希望地问我有什么好办法，我说“唯一的办法就是走，今晚我们只能步行走回厂，决不能耽误明天上班。”其它学员一听，就急眼了，因为从淄博到我厂，大约有近一百里山路，他们都是城市里来的孩子，平时连十几里路也没走过，一听我说要步行走这么远回厂，都连连摇头。但我的主意已定，拉着本班组的杨建国和小宋，扛着凉席就开步走，其余几个人年龄又小，看看实在是别无他法，也只好跟着我们一起步行走开了。一开始，我们走得还兴高采烈，大家有说有笑，但走了三四十里路后，我们又饿又累，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是想跟车买上凉席后，马上跟车回来。根本没准备在外边吃饭。而那时去饭店吃饭光有钱不行，还要凭全省或全国粮票，我们都没有，所以从上午到晚上一口饭也没吃，后来连饿加累，腰都直不起来了。我们当时都穿着塑料凉鞋，走了一会后，因出脚汗，一走一出溜滑，我们便只好脱下凉鞋，用手提着，赤着脚，扛着凉席走，那时的公路不是柏油马路，而是砂石路，因我们那时都没有穿袜子的习惯，第一次赤脚走路，被砂石硌得我们一步一咬牙。年龄最小的小董，连累加饿实在受不了了，坐在地上哭，怎么也不走了，我急得满头大汗，怎么劝也不行，他是我把他带出来的，我不能把他扔在路上不管，只好连劝带哄，和他说等会在路上截个汽车让他坐车走，他这才勉强跟着我们走。可那时晚上跑的汽车很少，我们走了半天也没有碰上个汽车。后来，好歹盼来了一辆汽车，我冒险站在路当中把车拦下，其他几个伙伴赶紧围上去，想讲情只让司机把小董带走就行，可司机一看围上了七八个小伙子，每人肩上还扛着东西，以为碰上劫道的了，一加油门又跑了，我们是又恼又恨呀，可又无可奈何，只好轮流架着小董，走一会，歇一会，继续前进。走到下半夜，我们又饿又累又困，脚都被砂石划出了血，一瘸一拐走着，真像从战场上下来的残兵败将，狼狈不堪。这时，我就领着大家唱歌，唱《打靶归来》和《三大纪律八项主意》，大家的情绪这才有了好转。我们就这样艰难地一直走到了快天明，才走到厂区附近的土门大桥上，在桥上，我让大家就地休息一会，然后就赶紧去食堂吃饭，直接去车间上班。可到了车间点名时，小董竟然没到，我们又赶紧顺原路去找，结果在土门大桥上，看到小董还正躺在地上呼呼大睡，我们叫了半天才叫醒他。就这样，我们只“休息”了这一天，一直坚持在大会战的岗位上。会战结束后，我又接到厂部命令，立刻到厂部接受新工作，去厂部报到后才知道，让我参加厂的企业管理工作组。这个工作组，一共四个人，由军队的李元胜代表带队，成员有副厂长张玉理，生产部计划科长曲洪义和我。任务是到各车间蹲点考察企业管理工作，考核军品生产的材料和工时定额，为厂统一进行准确的成本核算，搜集第一手材料。因当时军工生产是只讲产品质量，不注重成本核算的。同样生产一支半自动步枪，有的厂成本造价是二百元，而有的厂成本造价是五百元，但只要都是质量合格，就统一加百分之十的利润，由部队收购。我们厂率先在全国同类厂中，试验搞成本核算。我们工作组的成员，就从生产半自动步枪的一车间开始，挨个工序，考察步枪零件生产加工过程中，主材料、辅材料和工时的实际消耗，算出加权平均数，再加上合理的允许误差，摸清各个步枪工序的材料和工时定额，为全厂准确的成本核算，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这也为以后我厂成为全国半自动步枪底图厂，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当时，我在张玉理和曲洪义两位企业管理专业领导的指导下，写出了工作组考察企业管理的综合报告，得到了军代表夏政委和厂长候君格的好评。

这项工作完成后，我想尽快回检验科工作，但厂领导又让我参加职工生活工作组，到职工食堂蹲点，由分管后勤的于副厂长带队，成员有后勤部行政科王焕民科长和我。我们直接进驻全厂最大、职工意见也最多的第二食堂开展工作。这个食堂，有炊事人员七十多人，在这个食堂吃饭的单身职工有近千人，职工对食堂工作一直意见很大。特别由于有个职工在吃饭买的菜里吃出老鼠头，而导致了职工给厂领导贴大字报。所以，引起领导重视，决定派工作组，彻底解决职工食堂问题。我们工作组在食堂先是考察他们做饭的工作程序，寻找管理漏洞。吃饭时，我们为了避嫌，不在食堂里边吃饭，而是到大厅和职工一起排队买饭。经过一段时间的详细考察，我们找到了食堂没搞好的根本原因，就是不搞核算，管理混乱。于是，我们工作组决定调整食堂管理人员，然后，从仓库进出粮食、蔬菜和副食品入手，每顿饭用多少米、面，多少蔬菜和副食品，以及多少油、盐、酱、醋，甚至用多少水，都搞好计量。然后，控制好饭菜制作的每一道工序，直至应该能卖多少份，都做了基本精确的核算。结果，使食堂面貌大为改观，职工生活大为改善，受到了职工的普遍好评。

这项工作完成后，我的工作得到了军代表和厂领导的充分肯定。因此，我在原定三年学徒期仅开始不到一年后，便正式调入了厂政治部工作。负责筹备我厂首届“团代会”。从此，结束了我的军工学徒生涯。通过在学徒期间这些工作的学习和锻炼，使我的各项素质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从而为我在日后从事各种工作，直至担任工厂的各级领导，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所以，我的军工学徒时间虽然不长，但它是我军工生涯的重要起点，更是我生命历程中永远值得怀念和感恩的时光。

作者简介：李佃玉，1950年出生于山东日照市，中共党员，大专文化，高级政工师。1969年在日照三庄区政府参加工作，1970年后，先后在山东三线军工九七六厂，九三八一厂，第五八O五厂和日照市属企业工作，担任过中层和厂级领导。现任日照市作家协会会员，日照市音乐家协会会员，《日照日报》老年记者团记者，《齐鲁晚报》壹点号终端记者。山东三线军工研究室和山东三线建设研究联谊会副主任，《军工文化研究》副主编。中国三线建设研究会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