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 上 行 旅◎吕永超 中 国 作 协 会 员
（一）
我与文字的初次邂逅，源于邻居承雄大伯和叔叔的书箱。
我出生在二十世纪60年代中期，故乡坐落在静谧的丘陵山区，那是一个由四十余户人家组成的古朴村落。在我成长的年代，村里读过书的人寥寥无几，我的父辈中，受过正规教育的更是屈指可数。新中国成立后，村里的夜校才让他们学会了简单的识字和断句。
(2025年4月26日，作者主讲《纸上行旅》结束与小学生互动。)
隔着一条巷道，住着我的邻居。因家庭成分问题，他们的大儿子、我按辈分尊称为承雄大伯的，虽为武昌中学的佼佼者，却未能成家。他比我父亲年长三岁，是他们那一代人中学历最高的人。
童年时代的我，长得虎头虎脑，深得左邻右舍的喜爱。承雄大伯在耕作之余，总会逗弄我、疼爱我。他的肩头、膝盖和温暖的怀抱，都成为了我童年欢乐的源泉。
在那个年代，农村并无幼儿园，广袤的黑土地便是我们的游乐场，忠诚的黄狗是我们的童年伙伴。我五六岁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承雄大伯竟开始引领我走进文字的世界，让我与这些奇妙的方块汉字结缘。
我们两家之间的巷道，青石板路依墙蜿蜒。这条小巷，在忙碌的劳作之余，成为了大人们休憩的港湾，也是孩子们欢声笑语的乐园。每当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从西边倾洒而来，透过那长满芒硝的斑驳墙壁，光影便温柔地落在承雄大伯的肩上。他总喜欢把我拉入他宽厚的怀抱，用他那深沉而富有磁性的嗓音，为我讲述着远古的传说和历史的故事。
不再是简单的识字断句，也不再是初级的乘法口诀，他的口中流淌出的是“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是“女娲造人、刻舟求剑、苏武牧羊、割发代首、毛遂自荐……”这些镌刻在历史长河中的故事，如潺潺流水，滋润着我的心田。
“从前啊……”这三个字，仿佛成为了承雄大伯的标志性开场白，它们如同一把神奇的钥匙，悄然打开了我心中那扇探索未知的大门。而那些古老的故事，如同藤蔓般在我脑海中生根发芽，蜿蜒缠绕，激发了我最初的文学梦想。
1999年，我的第一本散文集《灵魂呓语》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我怀揣着激动与期待，从城市回到乡村，将这本心血之作捧到了承雄大伯的面前。
(1999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灵魂呓语》)
那时，67岁的他正横卧在病榻上，然而当我将《灵魂呓语》捧递给他时，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惊喜的光芒。他颤巍巍地接过书，挣扎着坐起身来，用粗糙的双手抚摸着封面，又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脸庞。他的眼神虽然有些浑浊，却在这一刻绽放出奇异的光彩。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仿佛想要将这本书的纸墨馨香全部吸入肺腑。然后，他喃喃自语道：“孺子终于立言了，要再接再厉啊！”这句话如同一股暖流，温暖了我的心房，也坚定了我继续前行的步伐。
（二）
若说承雄大伯的口述让我初识了故事的玄妙，那么，我亲叔叔的那只樟木书箱，则引领我逐步深入纸质书海，细细品味文字间的深邃与美好。叔叔于1963年投身军旅，历经三年部队生活的锤炼，退役归乡时，不仅带回了翻毛皮鞋与牛皮带，更珍贵的是那只装满书籍的樟木箱。
时光荏苒，虽已过去数十载，但那些书籍的名字与作者，依旧清晰印刻在我的脑海之中。
吴强的《红日》，以孟良崮战役为宏伟背景，生动塑造了解放军指战员的英勇群像；
曲波的《林海雪原》，再现了东北剿匪的传奇历史，杨子荣智取威虎山的故事令人拍案叫绝；
罗广斌与杨益言合著的《红岩》，则以重庆渣滓洞斗争为蓝本，深情讴歌了革命者的坚定信仰与无私牺牲；
杨沫的《青春之歌》，讲述知识女性林道静从个人抗争走向革命道路的成长历程，堪称一部史诗般的巨著；
赵树理的《三里湾》，作为首部农业合作化题材长篇小说，充满了浓郁的山西乡土气息；
柳青的《创业史》，细腻描绘了关中农民梁生宝带领互助组创业的艰辛与坚韧；
艾芜的《百炼成钢》，聚焦钢铁厂技术革新的热潮，展现了工人阶级的奋斗精神与智慧火花；
草明的《乘风破浪》，作为新中国首部工业题材长篇小说，生动描绘了钢铁工业发展的壮丽画卷；
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由蒙古族作家倾情创作，深刻展现了解放战争时期草原牧民的觉醒与抗争；
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则是彝族作家的杰作，真实反映了凉山地区民主改革的历史进程与民族风貌。
自八岁起，我便开始接触这些书籍，它们如同一扇扇窗，为我打开了通往广阔世界的大门。
在漫长的岁月里，这些长篇小说一直是我唯一的课外读物，陪伴着我成长的每一个阶段。从最初模仿大人翻书的样子，到结结巴巴地尝试阅读其中的句子，再到借助《新华字典》逐渐认全文字，我逐渐沉浸在文学的世界中。
日子在梧桐树叶青了黄、黄了又青中嬗递，我能够熟练地复述其中的人物、事件以及情节细节，那些经典的对话、新颖的词汇、以及充满韵味的句子和段落都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中。
十岁那年，我再次捧起《红岩》这本厚重的书籍。虽然当时的我依然无法理解其中的深层含义，但是在叔叔的悉心讲解下，我被书中描绘的神秘世界深深吸引。作为一个农村的孩子，我仿佛站在了这个世界的门外，却又能窥见其中的江姐。她在受刑时坚韧不屈的形象，“鲜血从指间滴落，却在心里绣红旗”，这一幕深深震撼了我幼小的心灵。
总而言之，童年时期与文字的初次邂逅，得益于隔壁大伯口述的民间故事，以及叔叔书柜中那些新中国初期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正是这些宝贵的文学种子，被播撒在我心灵的深处，生根发芽，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
文学的种子，早已悄然播撒在我心田，然而，在乡村的生活环境和父母文化知识的匮乏中，这颗种子深埋于厚土之下，迟迟未能萌发新芽，更奢谈绽放。
1977年，那场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便建立的全国统一大学招生考试制度，在废止十载后终于恢复。辽阔的中华大地上，无数学子怀揣着改变命运的憧憬，重新踏入高考的殿堂。
(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生走向高考考场)
受高考指挥棒的影响，初中升高中的考试也变得尤为关键。那时，初中学制由两年恢复至三年，我们迫切需要补习的是物理、化学和英语——这些中考的必考科目。我仍清晰记得，当初物理和化学的首次测试卷上，有两道题目令我们束手无策：一题描述农民用木棒撬动巨石的原理，另一题则是探究湿衣为何能晾干。我们手持试卷，目光茫然，无从下笔。两行清泪悄然滑落，沾湿了衣襟与试卷。
考场变作泪场，考试不得不中断。那两位任课老师叹息连连，深感肩上重担之沉。
补习成为了我们的首要任务。“白天时间不足，夜晚点灯来补。”我们将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献给了补习。
升入高中后，在决定未来命运的关键时刻，我们的时间被“政治、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等科目完全占据。三年的高中生涯，历经两场考试（预考与高考）的洗礼，我们疲惫不堪，再无暇顾及心灵滋养与文学情怀。
历经十年寒窗的磨砺，终于在七月的高考中一决胜负。我有幸实现心中那份“穿皮鞋”的梦想。1982年金秋九月，父亲伴我左右，用一根扁担挑起沉甸甸的木箱和厚厚的棉絮，辗转车船，送我踏上新征程。
新学校、新气象，与昔日高中生活截然不同。这里的氛围轻松愉悦，取代了曾经的紧张与严肃；一日三餐的温饱，也替代了往日饥肠辘辘的苦难。十七八岁的我们，正值青春年少，怀揣着对文学的热爱，大步流星地向前奔跑。学校的图书馆成为我心灵的港湾，而那一本本读书笔记，则是我文学创作的起点。
在静谧的阅览室里，与书籍对视，仿佛是一种心灵的交融。每一个字眼都如同注释我内心的密码，引领我走进知识的殿堂；与书籍对话，更是让心境变得无边无际，每一行文字都宛如一道靓丽的风景。我不知天高地厚地模仿着那些读到的、深爱的句子，挥笔写下无数充满矫情的诗篇。那些字里行间充斥着“忧伤”与“孤独”，仿佛青春期涌动的荷尔蒙，激荡着我内心的情感。
杨老师，这位教授我们《大学语文》的恩师，在我得意洋洋地呈上诗句请求“指正”时，给予了我宝贵的批注：“语言新奇，想象独到，还得细致观察生活。”这简短的16个字如同火种，瞬间点燃了我对文字更深的渴望与追求。
在我19岁那年，暑期征文活动在学校如火如荼地展开。我怀揣着对过往岁月的怀念，撰写了一篇关于初中女同学的回忆文章，竟意外地摘得桂冠。评委之一的杨老师在事后赞许道：“你捕捉细节的能力出色。正是这些细节触动了人心，也成就了你的佳作。”那日午后，我再次漫步于学校的花园，阳光洒落在花草树木、假山奇石之上，它们各自展现着独特的姿态与质感，令我惊叹不已。正是文学，悄然改变了我观察世界的视角。
转眼间，三年的学习生活匆匆逝去。1985年7月，我被分配到港务局工作。然而，陌生的工作环境与复杂的人际关系，却让我陷入了莫名的孤独之中。
身体的孤寂，可以通过内心的丰富创造来排遣；而心灵的孤独，则需学会适时地释放。
业余时间里，我常常会前往工人文化宫，与球友们一起挥洒汗水，在篮球与足球的较量中，我们全力以赴，尽情享受那份输得起、也赢得起的痛快淋漓。
(上个世纪80年代的黄石工人文化宫)
当然，更多的时光我还是选择了与书籍为伴。读书对我来说，犹如在山林间寻觅一处静谧之地，独享精神的愉悦与自然的宁静。在理性的指引下，我在璀璨的星空与崇高的道德之间探寻着灵性与自由，以及那诗意般的生存方式。
（四）
我深爱着写作，这份热爱如同涌动的激流，冲开心扉，让双手渴望在纸上舞动。我沉醉于信纸上笔耕不辍的喜悦，无论是小说、诗歌还是散文，都倾诉着我内心的声音。那年下半年，全省掀起了一股学习优秀政工干部熊元启的热潮。他生前所倡导的“自信、自强、自尊”精神，不仅燃烧了他自己，更照亮了无数人的前行之路。我深受启发，撰写了《“三自”精神万岁》一文，并斗胆投稿至《辽宁青年》杂志。没想到，这篇文章竟荣获了三等奖，这份荣誉如同甘霖，滋润着我的心田。
年底时，《长江文艺》举办了文艺创作培训班，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在培训期间，我创作了短篇小说《落花不是无情物》，并荣幸地将其发表在培训班文艺刊物《春潮》的头条位置。这篇小说标志着我小说创作的起点，也见证了我一年来学习的成果。此后，我便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舞台——交通部武汉长航局的《长航文艺报》。
我以码头工人、海员、长江、船舶等为创作主题，用笔墨描绘着他们的生活与情感。仅在1987年，我就在《长航文艺报》上发表了30余篇作品，涵盖了小说、散文、纪实文学和诗歌等多种文体。然而，正当我满怀信心地向前迈进时，一封来自《长航文艺报》编辑部的信却让我陷入了沉思。
这封挂号信鼓鼓囊囊的，我原本以为是样报，便兴冲冲地跑回宿舍拆开。然而，展现在我眼前的却是退还的稿件和退稿信，以及一份赴泸州参加笔会的邀请函。这份意外的“礼物”让我沉默了许久，心中涌动着复杂的情绪。
初次收到退稿信函，我霎时陷入了惶恐，像个无措的孩子，手握着信纸不住颤抖。然而，邀请函的到来如春风拂面，驱散了心中的阴霾，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新生的兴奋与期待。
回到寝室，我静下心来再次细读那封退稿信，心中的波澜已渐渐平息。短短一个小时内，心境的转变竟如此之大，这其中的缘由，想必还是心态在作祟。“态”字，若拆解来看，便是要我们放宽心胸。虽然理想总是美好而丰满，现实却常常显得骨感而残酷。但世间万物，总有其解答，与其沉溺于烦恼之中，不如学会坦然接受。随遇而安，不拒不留，唯有看淡得失，方能静心品味生活中的点滴幸福。
那封来自《长航文艺报》文艺副刊的周老师的退稿信，言辞恳切：“曾多次编发你的稿件，可见你定是个勤奋的笔耕者。猜想你年纪尚轻，何不趁此大好年华，多读书、勤写作，这无疑是条正道、善举。此次将你的长诗《西塞山远眺》退还，主要因其诗意略显不足……。从以往编发的稿件中，我发现你更擅长叙述与构架故事，而抒情方面稍显薄弱。因此，建议你暂且放下诗歌，将写作重心转向小说与散文。”
我斜倚在床榻之上，反复思索着“诗味”的深意，然而思绪如乱麻，难以理清。
在黄石图书馆的静谧中，我翻阅着唐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寻觅着心中的答案。书中，《与李生论诗书》一节映入眼帘，司空图娓娓道来：“文之难，而诗之尤难。古今之喻多矣，吾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他细腻地对比了王维与贾岛的诗风，前者精深淡远，如清泉石上流；后者蹇馁枯涩，似枯木逢霜。两者诗味迥异，却都体现了司空图以“诗味”为评判标准的独到见解。
我沉思着，“诗味”之“味”，原是味觉与嗅觉的交织，如酸甜香臭，各有千秋。忽地，回想起学习《荷塘月色》时的通感体验，莫非“诗味”便是五官通感之融会与转换，进而内化为心灵深处的共鸣？随着阅读的书籍增多，我越发坚信这一点。
然而，反观自己的《西塞山眺望》，却觉灵魂受困、意味欠缺。在诗歌的引伸与绵延上，我未能开拓新境；全诗所积淀、回味、省思并重新唤起的情感，显得肤浅而短视，缺乏深沉悠远的韵味；心灵的体验亦显得节奏紊乱，无法与读者产生共鸣。
幸得周老师一语惊醒梦中人。我决定采纳他的宝贵建议，暂别诗歌的殿堂，转而投身小说与散文的广阔天地，去耕耘、去探索、去追寻那属于文字的更多可能。
1987年11月的某日，我意外接到通知，被要求于上午十点抵达新佳饭店。在那里，我有幸见到了风度翩翩、身材瘦削的周老师。他对我关于“诗味”的理解赞赏有加，并为我单独辅导了小说创作的精髓。
周老师深情地讲述，故事是小说的灵魂所在。若想创作出引人入胜的小说，首要之务便是构筑一个扣人心弦的故事。故事宛如小说中的“红枣核”，情节则如同指引读者前行的路标，逐步引领他们踏入艺术的殿堂，沉浸于你所营造的特定氛围。在创作过程中，应巧妙设置障碍，甚至误导读者，时而让他们遭遇最不愿见到的事态，时而又让他们惊叹于意料之外的转折。如此千方百计地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作者精心设计的圈套。
周老师还强调，观察生活并非简单的“照相”，而是需要筛选出那些能引发作者共鸣且经过深刻理解的观察。唯有如此，作者才能创作出既真实又生动，能够深刻反映社会面貌的杰出作品。
此外，周老师指出，叙述是小说不可或缺的语言元素。它以一种冷静、客观的方式描述事物，游走于表现性与逻辑性、抒情性与议论性之间。
在告诫我时，周老师引用了托尔斯泰的名言，强调绝不可写自己不感兴趣的东西。这里的“不感兴趣”可理解为不熟悉。这是一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深入生活是一种宝贵的体验，文学创作则是一种极具个体性的精神劳动，崇尚独特的人生感悟。深入生活，是每一位作家都必须面对的现实课题，也是永恒的追求。
尽管周老师的教诲清晰明了，我却陷入了创作的困境。面对半人高的方格信纸，上面存留着十余个未完成的小说和散文开头，每一个都如同被掐灭的烟头般黯淡无光。编辑的退稿信愈发简短，而好友的担忧和承雄大伯的叹息则像两把钝锯，不断消磨着我仅剩的坚持。
（五）
我深陷痛苦之中，唯有在阅读中寻觅心灵的慰藉。毛姆曾言，阅读是我们随身携带的一座避难所，它在我需要时，总能及时为我遮风挡雨。
那一页页的白纸黑字，仿佛化作了一片片鸟语花香的世界。我在其中徜徉，与美景相互凝视，彼此在静默中给予对方最深的抚慰。在阅读的世界里，我重遇了往日的兴趣，那种熟悉的安全感如同久别重逢的友人，温暖而亲切；我也初见了那些未曾领略过的天地，它们带给我耳目一新的快乐，让我惊叹不已。
我沉醉于黄石图书馆与黄石市新华书店之间的摆渡，站着、坐着、甚至回到宿舍挑灯夜读，我在每一个字句间淘洗着自己的心智，享受着这份宁静与充实。虽然我已记不清这段时间究竟读了多少本中外书籍，但我深知，随着阅读的积累，机缘也在悄然到来。读完古华先生的长篇小说《芙蓉镇》后，我仿佛从长久的混沌中猛然醒来，找到了那个引领我上岸的渡口，心灵得以解脱，重获新生。
《芙蓉镇》在我所读过的文学作品中独树一帜，与《红岩》《万山红遍》《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佳作相比，更显其独特魅力。在仅约十五六万字的精巧篇幅里，它生动展现了从1963年至1979年间，中国历经“四清运动”、十年动乱、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大历史转折的社会变迁。在这样风云激荡的岁月背景下，书中角色——如俏丽而善良的“芙蓉姐”胡玉音、耿直豪爽的“北方大兵”谷燕山、矫情而阴狠的“政治女将”李国香、在良心与悔愧中挣扎的大队书记黎杜桂、懒惰而顽劣的运动根子王秋赦，以及装疯卖傻的“铁帽右派”秦书田等，共同在芙蓉镇那条古朴的青石板街上，上演了一出出扣人心弦的人间悲喜剧。
在深入品读《芙蓉镇》的过程中，我领悟到了小说人物塑造的精髓。文学，归根结底，是对人性的深刻探索。《芙蓉镇》的每一章节都精心雕琢一两位主要人物，但这种刻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像《水浒》那般在一个单元内完成。相反，它采用了一种更为细腻的手法，即在每个章节中反复描绘，直至人物形象最终丰满“圆满”。人物的经历与纠葛也并未在出场时便和盘托出，而是在情节发展的关键节点上巧妙穿插，这种“整派依源，理枝循干”的叙事技巧，配合上庄重与诙谐并存的叙述语言，使得《芙蓉镇》这部作品既生动鲜活又多姿多彩，既洗练精湛又不拘一格。
显而易见，古华先生之所以能够让《芙蓉镇》在我们心中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离不开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厚底蕴与外国优秀文学作品的广泛汲取。更为重要的是，他对生活素材进行了精心的提炼与反复的改造，从而成功地将生活的美转化为艺术的美。《芙蓉镇》不仅“活着”，而且还在不断地生长着新的枝桠，让我创作并发表的长篇与中篇小说，从中“接地气”“长灵气”，有“村姑”的模样。
《芙蓉镇》以“活着”的姿态，展现了“以小见大”的文学魅力。这四个字虽简，却在文学创作中蕴含着深厚的功底。在这里，“小”成为了创作的核心，它不仅是创意的凝聚与迸发，更是作者匠心独运的巧妙设计。这个“小”已经超越了常规意义，它蕴含着博大的内涵，升华为一种高度提炼的艺术形式，是通过精炼提纯而达到以微知著、以简驭繁的艺术境界。
正如古华先生所言，《芙蓉镇》透过小社会的描绘，映射出大社会的风貌，勾勒出整个时代的生动画卷。这种“以小见大”的手法，巧妙地安排了生活情节，将政治风云融入风俗民情的细腻描绘之中。作品以人物为主轴，以事件为辅助，人物性格成为故事的筋骨，情节发展则是其血肉，共同构建起《芙蓉镇》这座坚实而精美的艺术殿堂。
每当我仰望这座艺术高峰，它都慷慨地滋养着我的心灵，赋予我无穷的力量。正是从中汲取的灵感，让我学会在自己的作品中抓住关键细节或局部进行深入刻画与拓展，从而更加淋漓尽致地表达主题思想。
《芙蓉镇》无疑是对我影响至深的一部著作。在撰写完此篇文稿之后，我又一次从书架上取下了这本《芙蓉镇》。女主人公胡玉音的那句“活着！”在我脑海中骤然回响。
正是“活着”的信念，将我从迷茫的深渊中唤醒，引领我回归生活的本真，从山穷水尽的困境，找到了前行的力量，进而以笔路开阔的畅达，在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随笔、文学评论、报告文学，乃至电影电视与舞台剧剧本等诸多文学领域中，坚韧跋涉，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尽管我已发表和出版了累计40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但我深知，文学之路，乃是一条永无止尽的探索之旅。
在纸上的世界里行走，我怀揣着笔进入梦乡，梦中弥漫着书的芬芳，醒来之时，手中之笔便流淌出妙曼的文字；在弦外寻觅知音，我读书随心，深信书中自有真经，那些饱读诗书的时光，让我愈发珍视自己的存在。
（六）
纸上行旅，笔墨留香。追溯我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读书与写作之旅，我深感有些话愿与诸君共叙，并以此自勉。
广泛的阅读如同智慧的基石，不仅助力我们的认知发展，更在无形中雕琢着我们的人格，并培育出持续一生的学习能力。不论何时何地，阅读都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伴侣。在书海中遨游，何愁找不到心灵的慰藉和远方的诗意？
让我们从聆听《格林童话》与《中国民间故事》的奇幻旅程中，激发那无尽的想象力，展开翱翔的翅膀。想象，它总是在解构与重构中探寻文学的本质。就如同鸟儿在广阔的天空自由飞翔，鱼儿在辽阔的海洋肆意跃动，我们也可以和爸爸妈妈一同玩起“故事接龙”，在轮流编织中创造出意想不到的精彩结局。
生活中，美好无处不在，只待我们去发现。试着用手机捕捉下雨天的水洼、秋天的落叶，再配上自己创作的“三行小诗”或优美的短句，让瞬间变成永恒。养成记日记的好习惯吧，把每一个发现的美好都珍藏在日记本里，让它们积少成多，最终汇集成我们宝贵的回忆。在这里，一个6岁的孩子可以跨越时空与600年前的李白成为朋友，而一本看似不起眼的笔记本，或许就隐藏着整个宇宙的奥秘。保持对文字最初的那份心动，便是我们最美好的成长。
与孩子共度阅读时光，是每位家长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共读的温馨氛围中，家长应细心捕捉孩子的天赋火花，留意他们是否会自发地改写故事结尾，或是为心爱的虚构角色书写日记，这些都是孩子创作潜力的初步展现。然而，我们要避免陷入“作文高分即等同于文学天赋”的误区，别让刻板的作文培训班束缚了孩子自由阅读的翅膀。相反，我们应该努力营造一种鼓励孩子用自己的话语复述共读故事的家庭环境，让他们的想象力和表达力得以自由驰骋。
(父母与孩子共读)
在为孩子挑选书籍时，选择比购买更为重要。对于低年级的孩子，我们应优先挑选那些简洁明了、寓意深远的书籍，让每个故事都能带给他们生活的启示。而随着孩子年岁的增长，我们可以适时地引入“成长小说”，以此呵护他们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和探知欲。
让文学如春雨般悄然滋润孩子的心田，是我们共同的心愿。不妨尝试将家庭旅行化作一场场“文学采风”之旅：在西湖畔，与孩子一同吟诵《饮湖上初晴后雨》，感受诗词中的意境美；在前往敦煌的路上，与孩子共读《敦煌灵犬》，让他们在故事中领略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瑰丽。
文学绝非逃避现实的虚幻乐土，而是洞悉世界万象的瑰丽之镜。怀揣对语言的虔诚敬意，保持对生活的细腻感触，在字词与实物的交织碰撞中，每个人皆能谱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铭记在心，J.K.罗琳曾在咖啡馆的纸巾上笔走龙蛇，铸就了《哈利波特》的不朽传奇。那些宏伟的故事，往往从最不起眼的角落悄然萌发，在平凡的拐弯处悄然启幕，如同晨曦中的露珠，映射出整个世界的璀璨光芒。
作者简介
吕永超，退休公职人员。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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