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纸厂报告会：从琵琶湖到洞庭波》

        三十多年前的岳阳纸厂，车间的机器还在打着哈欠，二三十人的小会议室里，空气却像冻住了。时任岳阳地区团委书记的刘尧臣刚从日本滋贺县回来，裤脚还沾着点机场的灰，一开口，那些关于琵琶湖的事儿就顺着话头淌出来，像往平静的塘里扔了块砖，在场的人心里都溅起了泥点子。

       刘书记说，谁能想到琵琶湖也有过发臭的时候？工厂的脏水直挺挺往湖里灌，岸边的草枯得像火烧过，鱼翻着白肚浮在水面，鸟飞过都得捂着鼻子。可现在再看，那湖绿得发脆，天和云都沉在里头，水清亮得能数清十几米深的水草。他蹲在湖边捧了口喝，说有股甜丝丝的味儿。这话让屋里的人都不吭声了——那会儿的洞庭湖，虽说还没到这份上，可沿岸纸厂、化工厂的排污口，早把好些地方的水搅得冒白沫，鱼是越来越稀了。

      更让人瞪眼睛的是个十来个人的青年队。他们没砍树，没填沟，就在山泉流过的山坳里，顺着地势砌了几级鱼塘。泉水从上头往下淌，每级塘里养着不同的鱼，上头鱼拉的屎，成了下头鱼的食，最后流出去的水，还清凌凌的。他们还在塘边栽了樱花，搭了木栈道，游客来钓鱼、看花、吃刚捞上来的鱼，一年竟能赚上千万。刘书记说这话时，眼睛亮得像沾了水：“不是非得把山炸了、湖填了才能挣钱，把山水伺候好了，钱自己就找上门。”

       他还说日本乡下的路。“下雨天不用踮着脚走，”他笑了笑，“田埂边、河沟旁，全是水泥铺的格子路，雨水能顺着缝往土里钻，脚却沾不上泥。”这话让在场的老工人想起老家，一到雨季，乡间小路就成了烂泥坑，深一脚浅一脚，运点庄稼全靠肩膀扛。原来村子也能不跟泥疙瘩打交道，原来路能修得比自家门槛还贴心。

      最让人忘不了的，是晕车药那回事。从东京到滋贺，再转车去北海道，换了十次车，刘书记没挪过窝，每次换车，司机都默默递过一包晕车药，还有瓶温水。“不是特意吩咐的，就跟吃饭要拿筷子似的自然。”他说这话时，声音里带着点涩。那时候我们总觉得，服务是分外的事，却不知道真正的周到，是把别人的难处揣在怀里。

       这些零碎的见闻，像面没擦干净的镜子，照出我们那会儿在治环境、过日子上的愣头青样。刘书记没讲什么大道理，可谁都听明白了：湖不是用来装脏东西的，村子不是落后的标签，过日子不能跟老天爷抢饭吃。

       后来才知道，琵琶湖能变样，不是撞上了好运。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的钱像潮水似的涌进来，琵琶湖却成了烂泥塘——工厂的脏水把湖喂得太“肥”，蓝藻长得能当被子盖，连喝的水都得滤了又滤。1972年，《琵琶湖开发特别措施法》出来了，从管排污到种水草，从护水源到教娃娃们认湖水，一整套规矩像密网似的，把湖护得严严实实。他们还给每条流进湖的小溪建了档案，记着水啥时候清、啥时候浑，村民自己组了护水队，小孩上学都有“湖泊课”。就这么大家伙一起使劲，琵琶湖用了三十年，从臭水坑变回了活命的水。

      我们跟滋贺县的交情，1983年就结下了。湖南省和滋贺县，因为洞庭湖和琵琶湖，成了亲家。四十多年来，从咋净水到咋教娃娃护水，从咋在田里挣钱又不糟践地，到咋让外人来看风景，两边没断过来往。洞庭湖、长江也搞了“十年禁捕”，渔民把船拖上岸，水边人垒的堰拆了还湖，建起了污水处理的池子，岳阳的村里也铺上了水泥路，下雨天真能做到鞋上不沾泥了。

       可治环境这事儿，从来不是一锤子买卖。我们在洞庭湖和长江里游过泳，常看见偷着打鱼的跟戴红袖章的躲猫猫，也见过偷下的网缠着江豚漂在水上。水边的芦苇是比以前密了，鸟也多了，可远处的船尾巴拖着长长的油印子，有些浅滩的水还是浑得发暗。当地的朋友说，这些年关了不少排污的厂子，可环境想变回原样，比欠的账难还。就像琵琶湖，治了半个多世纪，现在还在跟水里的肥气、外来的野草较劲。

       站在长江和洞庭湖碰头的地方，摸着那块“守住一江碧水”的石头，想起刘书记当年说的话。那些关于琵琶湖的事儿，早不是别人家的故事，成了我们跟前的尺子。治湖从来没有到头的那天，就像一场没个完的修行，磨的是性子，更磨的是跟自然打交道的本事。

      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听报告的人，大多退了休，可那些关于清水、村子、待人的念想，早钻进了岳阳的骨头里。或许，那场小范围的报告会，就像撒了粒种子，在人心里长出了对“更好”的盼头。让人明白：治湖不光是清淤泥、截脏水，更是重新学着跟山水过日子；建村子不光是铺路盖房，更是护着一方水土的精气神；所谓往前奔，不过是把别人走过的路，变成自己脚下的坑，一步一步，慢慢填。

       江湖大得很，治起来难，可只要往对的方向走，走一步，就不算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