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沉洇于民间的芬芳    

 文/艾平

         好文章在民间。

        民间有这样一个文化群体，这个群体的作者，或许只是一株草，鲜有粉丝，却悄然于一隅乡土开出各种各样的花。这些山茶、水荷未必出现在纸媒上，又未必不是花中珍品。比如，有一首描绘骏马命运的七律诗，便堪称诗中奇葩：

万里戎机蹈碧沙，何尝回首看桃花。

雄关漫道千番闯，战鼓征尘几日暇。

骑士丰功凭俺建，步兵白眼向人斜。

将军破阵策勋后，放到叶山便是家。

        民间文士段发展曾以鹿、马、羊、狗为喻体，写了四首或贬或褒的律诗，由自己挥毫书写，装裱于玻璃框内，悬挂在住宅中堂，俗称四扇屏条幅。祖父因与段发展同为书法爱好者，见到此诗遂抄录下来留存。

        四扇屏匾额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可谓奢华墙饰，许多家庭只能用麻纸写字标示书香。那时我家老屋土墙上，挂的就是祖父的毛笔字。给我印象深者莫过于东隔墙上的横匾，边框由秫杆扎结，“人间正道是沧桑” 匾文周围，以浅绿广告色涂饰。祖父友人来家不避墙贴凌乱，赏字毕，方入座言它。

       在特殊时期，民间文化群体依然如笋破土，在沐风沐雨中拔节成竹，摇摇曳曳，摆弄出自己的样子。小说《第二次握手》传抄于民间，成为现代版的洛阳纸贵，当时读者并不知道作者是谁，也无从打听，直到 1979 年小说公开发表，人们才看到张扬的风貌，知道了他为写这部传统文学读本曾坐过牢，差一点被执行死刑。

        我不想触及特殊时期的疤痛，它的创面太大，创口太深。因而，与其疾首于传统文化断层的困惫，不如打点行囊再出发。于是，不由想起一位学者的断言：新时期散文成就女性优于男性，大陆比港台逊色。依据是文学语言从苍白口号式书写，演绎到生命的呐喊，必得思想冲破桎梏，形成与专制的对峙，而灵犀得于人性回归的蝉蜕之痛与思索，所以融积雪冰山，非一朝一夕的艳阳所能为。

        几年前，我到曲阜参加研讨会，山东作家亚兵的发言颇具代表性，他认为好文章在民间 —— 民间文学多以抄本形式流出，作者也多系自慰而聊。为宽慰自己而做的文章，自然情到深处，所谓胸罗万象伏甲兵，纳尽风月少年心，皆于笔墨间弥散开来，回肠荡气，催生草长莺飞，报春之讯。

        然，文情并茂的文章未必发表得了，文章合为时而作，不一定为世俗所容。况且，时下文场打把式卖艺，潜规则多多，而捧场子的看客不是失趣，就是呵呵几声罢了。文学青鸟羽毛间斑秃成为时尚，刊物有时只好在杯盏间隙传阅了。

       换句话说，作家笔秃了，好文章没有了。民间学人无圈环可依，因而文学山火喷吐着愈烈的走势，即便文墨窝在抽屉，也会露出尖儿 —— 生命自由奔放擦亮的不光生活通道，还有精神走向。同时，雨后莠草也在悄然蔓延，露出浸染稼穑兆头，尤其在偏僻的乡村，更囿于文化生活贫乏，业已凸显出知性的迷惘。

       早年，我有个族叔写一手好字，每逢节日喜庆，上门求帖子者不绝如缕，若得书道，此公会有点造诣。怎奈乡村文化平台，乃一方石板，被赌博和摆阔风气窃据，撕裂了中规中矩习俗，而卷入者不乏侥幸心理作祟，我那位族叔亦未能免俗。于是，一道上好文化小菜就此晾在了灶台上，麻将方砖碰出的呯响，成他生活里的仙乐。

        其实，在天光流影的画眉谷，乡民同样在落寞中拾趣，甚至将无趣当有趣做作，以图片时的快感。来到景区当晚，我在寓所外文化广场上遛达，见十几个山民夜集广场舞台，在嬉笑里互递纸烟，互道生意盈亏。接着，有人开始递鬼脸儿，行逗乐剧，把一个后生摁倒扒下裤子哄笑…… 幸而灯火幽暗，不然男子春光大泄，何堪入目？

        听山货店主说，入冬封山之后，村民唯一消遣是挤麻将桌玩牌。他一邻居单靠种银耳山菇，年收入过两万元，但由于嗜赌，每每将盈利输个精光，直到最后一枚铜板易主，方起身打点来年的种植经营。妻子见自己拗不过丈夫，索性加入赌博队伍，两人谁也不再抱怨茶余饭后的无聊……

        是夜，回画眉谷农家小院客房，见月亮升上树梢，我又折回山脚，沿着山涧漫步，聆听天籁之音。此时月光如水，静泄春木，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影子，踩于其上，若行于碎云斑斓。

        溯流而上中，隐约听到有唱诗声，仰头看时，前方灯火阑珊处有拱门尖塔，始悟耶稣基督布施的种子，竟于深山幽壑间开出花来。走进教堂后，正在唱诗的一拨人并无回首者，仿佛我这个造访客是为同路人，毫无陌生感。

        这里几乎是女性的世界，虔诚布满每一张脸，有沧桑老人、健壮妇女、美眉女孩，也不乏病弱残疾人。教坛上，一名模样周正的年轻女子，正用粉笔勾画经文乐谱，伊人大凡是传业授道的牧师吧，从她眸子里溢出的宗教的光芒，诠释了她的份量和痴热。

        然而不久，我便得知景区属县只有一名牧师，为基督精神不致荒芜，培养一些有文化底子的人协理教区，这使我惊诧的同时，不得不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思考犯难。

        在基督教文化中，人的价值不在于现世生命本身，而是寄托于超越现实世界的精神快乐，现世生命则被认为是有罪的，有罪就当赎罪，通过整个身心的极度磨难来洗涤自己，摒弃肉体，净化灵魂，最后回到上帝的怀抱。西方人眼中的上帝，飘渺无踪而又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实乃人之精神归宿。

        我们东土大唐后裔膜拜之神佛，在于普渡众生，谁造福百姓他就笑纳香火。那么我们文化的季风，何以汇不成温热乡村僻壤的暖流？也许她跋步数千载太疲惫，歌喉嘶哑了。早年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的缺欠不是理性的缺欠，而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缺欠。或可这样理解，我们的祖先早已参透社会玄机，把握了历史发展规律，预设了路线，固化了后人思维倾向。

        早熟的果子与兜售对象，因时差形成错位，园丁劳动与市场相抵牾，由抵牾而造成果实变味，说到底是传统文化里的病灶，与连体根茎知识分子脱不了干系。亘古以来，我们文化的传播者，大多徜徉在河岸篝火边，既要取暖，又看河那边风景独好。趟水畏寒，赤足恐人讥，欲摆斯文便想船来，李白诗句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即是佐证。

        倘若顺风不顺水，船行中途打转悠，便又思量打舵回岸；无舟可乘者，则呈一副 “天子呼我不上船” 面孔给人看。至于那些拼老命涉水者，无非奢望对岸黄金屋罢了。及至临岸窥破要歇脚的豪宅是个镀金壳，心志神一下子游离开来，或逃避社会责任却视名誉为通行证，或蔑视金钱而甘做金钱的奴隶，要么讨厌尘世生活又拥抱现实里的琐碎与无聊，心灵在行坐间煎熬，最终沦为宿命论者。

        关于中西两种文化的特征，李大钊先生概之为 “安息的” 和 “战争的”，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别与矛盾，其实是两种文化碰撞、冲突的反映而已。基督文化与我们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传统文化相似之处，在于都主张锐意进取，而自强不息的目的却不同，基督教教义宣讲人点燃自己，自己才能走出黑暗迷谷，达到至高无上的境界 —— 天堂。

       孔儒哲学倡导 “立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为己任，即燃亮黑夜方能度化己身，鞭敲金镫。一旦事业受挫，敏于思讷于行的知识分子，极易颠覆自己，个人价值取向与集体剥离开来，沉湎于小我爱河，这是功名利禄心理作祟 —— 私欲膨胀则导致尔诈我虞脱茧而出，狡黠与猜忌是一对孪生怪胎，横生之后，变异为冷酷和贪婪双飞魑魅。邪气蔓延恶果是世风日下，人心涣散，助长封建制横陈两千多年的奇葩。

        由斯，我们传统文化之光变得失色迷离，无所适从也不易被适从，更因文化的驳杂多元，终难觅其一枝而栖。山中俊鸟翱翔后找不到回落支点的困惑，演变为依附外来宗教枝头的期盼，虽临风而寒，却振羽树尖，一啸声远。

       或然，祖先文明的长墙能遮他们那时的风，吞吐那时的雨，未必逐褪身后千年的霜寒。譬如四大发明的金字辉煌炫目，喧哗之后未免落寞，于我们终是远年的快意，当下圣诞节信息流播，不是远高于端午和中秋等传统节日的频率吗？我们嫁接来的蔷薇花正稀释日子里雏菊的芬芳。

         倘使眼前这位纤指秀发的村姑，不是一位基督信使，那些捧读福音书小册子的山民，还会于其挥手之间风生水起？倘使她是剖析人体骨骼分线的白衣天使，那许多虔诚的眼睛能否向生命之源求索而敬畏？倘使在城市的亭榭，偶遇她这样一位淑女，我们不定会嘣出几句俏语呢！

        可伊人是领唱基督圣歌来刺破山区的沉寂。倘使明智引领我们强大，幸运使弃儿新生，我们民族文化的阳光雨露，融通断流的那一段河床，蒸水成云，云流为液，摈弃雨丝里的浊腥，润出相时而谢的果子，那便是相机而动的知识分子，肩起耕耘的犁耙了。

       离开教堂时，月亮依旧悬在天上，金辉未减，只是夜籁渐稀。广场上的人影早已散去，频频回望，反倒惹得心潮翻涌难平。溪声却因夜深而愈发湍急，平添几分喧嚣；远山隐在朦胧夜色里，看不真切。

       恍惚间，倒也理出些微清晰的脉络 —— 恰似清晨草叶上的露珠，既启迪心智，又滋养出诗歌的蓓蕾。这灵感正与那些散落乡野的文化声部相和，一同奏响关于家园的共鸣。而当我们探寻乡村题材的戏路时，新时代早已在这脉络里，写下了最鲜活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