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天狮

放暑假了，多亏儿媳妇有时间照看孙子，我这才有空去图书馆看书。我去图书馆，倒不是为了翻阅馆内那浩如烟海的藏书，而是喜欢带上自己钟爱的书，找个安静的角落，细细品读；也并非是心疼家里开空调那点电费，实在是贪恋图书馆里墨香与静谧交织的独特氛围。

图书馆坐落于运城市委十字路口的西南角，与南风广场隔街相望，距离人民路学校仅50米之遥。它是盐湖区委在原华联超市旧址上创建的免费图书馆，占地面积七百多平方米，馆藏图书9万余册。馆内书籍种类齐全，还设有老人专阅区和儿童阅读区，并配备了沙发、书桌等基础设施，为读者营造出舒适的阅读环境。

暑假期间，图书馆里人来人往，有老人、青年，其中学生居多。他们有的在做暑假作业，有的在备考编制，有的在查阅资料，也有极少数人是来乘凉的。每天早上8点半，图书馆门前就排起了长队，大家都想抢占一个好位置。我通常准点进馆，总选择最里面靠墙的座位，久而久之，那儿便成了我的专属座位。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对面来了一位老年妇女，与我共用一张书桌。她看书时边看边抄，时不时会弄出些声响。我有时会瞥她一眼，有时连瞥都懒得瞥，只顾专心读自己的书。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成了不怎么交谈的书友，每次来去都会点头示意。后来，不管是谁先到，都会主动把对面的座位占好，要是有人想坐这个位置，便会提醒：“此位有人。”

有一天，她突然开口问我：“师傅，您是不是姓张，叫天狮，是夏县水头人？”我惊讶不已，赶忙摘下花镜，用疑惑的目光在她脸上打量了又打量，可怎么也想不起她是谁。她见我一脸茫然，便温和地笑着说：“张老师，您贵人多忘事，我是枣花。”见我还是没反应过来，她抿嘴一笑，声音稍大了些说道：“张老师，我是夏县司马村学校的司马枣花，您曾经教过我一个月语文呢。”我不禁讶然，思绪瞬间飘回到47年前的秋天……

1977年，我就读于运城师范学校中文班。大约10月份，学校安排我们中文班50余名学生分别前往闻喜县和夏县的学校实习教学。我与柳建华、王俊民一同被分配到夏县禹王乡，他们二人去了史庄学校，而我则被分到司马村学校，实习教授六年级（初一）语文。

我实习的六年级（初一）班，班长是个男孩，学习成绩不算突出，但颇具管理能力；学习委员就是司马枣花，她悟性高，学习成绩优异，还特别喜欢读课外书。

让我记忆尤为深刻的，是我讲授鲁迅先生诗词《自嘲》的那堂课。我没有直接讲解《自嘲》，而是从先生的《故乡》说起，引导学生感受少年闰土与先生之间纯真质朴的情谊，体会《故乡》在时代浪潮冲击下发生的巨大变迁。接着，我带着学生走进先生留学日本的岁月，讲述先生在异国他乡求学时的种种遭遇，以及藤野先生严谨认真的教学态度。随后，我话锋一转，讲到先生为了拯救国民的灵魂，毅然弃医从文，拿起笔杆，以文字为武器，投身到唤醒民众的伟大事业中。他不顾个人安危，坚定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并愤慨地写下《“友邦惊诧”论》这篇犀利的杂文，无情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丑恶嘴脸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行径。学生们被先生的正义感和爱国情怀深深打动。讲到关键处，我语气格外沉重，缓缓说道：“可惜啊，可惜！先生英年早逝，年仅55岁就永远地离开了他深爱的人民，中国从此失去了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刹那间，教室里安静得仿佛能听见针落地的声音。紧接着，几声轻轻的叹息打破了这份寂静，随后还传来压抑的抽泣声。我顺着哭声望去，只见枣花趴在课桌上，小声地抽泣着，她的肩膀微微颤抖，显然沉浸在对先生离去的悲痛之中。

下课后，枣花特意来找我，问了许多有关鲁迅先生的问题。她眼神中满是求知的渴望，我能真切感受到她对先生的崇敬与热爱。对于她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我都耐心细致地一一作答。

短短一个月的实习教学结束后，我便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司马学校。

从司马学校实习教学至今，一晃已经过去四十七年。这四十七年里，我从运城师范学校毕业后，经历“社来社去”回到农村，后来通过考试成为国家正式教师；又从教师岗位调到县教育局、计生委、农工部，最终在运城市委组织部退休。一路走来，历经风雨，哪里还能记得47年前只教过一个月的学生呢。

看着眼前这位衣着得体、白发苍苍、满脸沧桑却目光坚毅的妇女，我实在难以将她与当年那个伶俐聪明、活泼开朗的枣花联系起来。我激动得声音颤抖，问道：“你……你……你怎么也在这里？”她微笑着，缓缓讲起了过往。

她并非司马村人，司马村是她舅家所在。她十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另娶，外祖母担心她在家受委屈，便将她接到司马村上学并一起生活。舅家有四口人，舅舅、舅妈、表哥和外祖母。舅舅舅妈把她视如己出，外祖母更是将她当作心肝宝贝，表哥比她大一岁，凡事都让着她。但她心里清楚，水头镇小晁村才是她真正的家。平日里，她扫地、端饭、搬凳子、洗衣服、割猪草，样样活儿都抢着干，从未让舅家人生过气。在学校里，她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工作认真负责，劳动积极主动，学习成绩优秀，从未和同学吵过架，年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

在司马村学校上完初中后，她以全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禹王高中。高中期间，她废寝忘食、奋发图强，学习成绩在年级始终名列前茅，稳居前三。然而，正当她满怀期待准备参加高考时，命运却对她开了个残酷的玩笑。父亲突然离世，紧接着外祖母也撒手人寰。尽管舅舅和继母一再鼓励她继续上学、参加高考，她还是理智地选择了回村种地。

1986年，她在运城市北郊岳坛村鞋厂打工时，结识了在运城油泵厂开车的丈夫。两年后，他们步入婚姻殿堂，并育有一儿一女。

1991年，国家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大量国有企业工人下岗，她丈夫也未能幸免。下岗后，丈夫买了一辆二手桑塔纳，在火车站跑出租。当时运城市还没有出租车，所以生意格外火爆。短短几年间，她就在运城市东街购置了地基，盖起了三层小洋楼，过上了小康生活。

天有不测风云。1996年农历十月初一，她丈夫吃过早饭开车出门后，就再也没有回来。第四天，她向运城市（盐湖区）公安局报了案。

五年后，运城市（盐湖区）公安局通知她去认尸，说是在平陆县山沟里发现了一具男尸。五年过去，尸体已经腐化，只剩下一具遗骸，但她认得遗骸上的衣服和皮鞋是她从百货大楼买的。虽然找到了丈夫的遗体，但这起案件至今仍悬而未破。

安葬完丈夫的遗骸，送走最后一位客人，她望着丈夫的遗像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想起自己从小没了母亲，寄人篱下；正准备高考时，父亲又突然离世；生活刚刚有了起色，丈夫却惨遭杀害，越想越悲痛，忍不住失声痛哭：“我究竟哪辈子亏欠了人？今生要遭此报应。”

然而，哭归哭，日子还得继续过。

丈夫失踪前，家里还有些存款，但这几年为了寻找丈夫，她东奔西走，存款所剩无几，安葬完丈夫后，还欠下了两万多元外债。经过深思熟虑，她果断将现住的三层小洋楼以25万元低价出售，又花8万元在别处买了一座简陋的民房。这样一倒腾，不仅还清了外债，还剩下十几万元余款，她就这样艰难地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丈夫失踪时，儿子6岁，女儿3岁，都还懵懂无知，总盼着爸爸回来。自从找到丈夫遗骸后，两个孩子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变得格外懂事。或许是父亲离世的打击过于沉重，即便懂事的他们，在学习上也一时难以调整状态。原本优异的成绩一落千丈，尤其是儿子，学习成绩从班里第一名直接退到了倒数第一名。女儿的学习成绩虽没有儿子下滑得那么严重，但也退步明显。

孩子成绩的下滑让她心急如焚，她茶不思、饭不想，夜不能寐，急得嘴角都起了疮。她找老师沟通，给孩子报课外补习班，却收效甚微。最后，在心理老师的疏导下，孩子的学习成绩才慢慢有所回升，但一直在中游徘徊。

为了让孩子的学习成绩尽快提升，她一头扎进新华书店的教辅书堆里，为孩子寻觅到一套与学习课本紧密配套的辅导资料。从那以后，她白天把资料装在包里，带着它奔波于各个打工场所。每当打工间隙，她就赶忙掏出资料，争分夺秒地学习。一心两用，难免会出差错。不少老板抱怨她工作时走神出错，但枣花从未有过放弃的念头，因为在她心中，孩子的未来重如泰山，是她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晚上回到家，她顾不上休息，又陪着孩子一起做作业。她对待知识严谨得近乎苛刻，一个字词、一个标点，在她眼中都如同精密仪器上的零件，容不得半点马虎。她始终坚信，要求孩子做到的，自己必须先做到。于是，在孩子面前，她除了接电话，根本不看手机。她用自己日复一日的坚持和努力，为孩子树立起了一座闪闪发光的学习榜样。榜样的力量如同春雨，悄无声息地滋润着孩子的心田。仅仅一个学期，两个孩子的学习成绩便有了显著的提高，曾经下滑的成绩如今又恢复到了往日的水平。

儿子升入初中后，为了给孩子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她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还购置了全套的初中学习资料。白天，她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在喧嚣与忙碌中打工挣钱；夜晚，她又和儿子并肩坐在书桌前，一同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每次孩子把考试卷子拿回家，她都会仔细研读，虽说不敢保证对所有题目都了如指掌，但至少能掌握百分之八九十。她就像孩子学习道路上的守护天使，一路默默陪伴，一路给予温暖与鼓励！

她深知，孩子的成长不仅需要自己的陪伴，还需要名师的引导。当她得知女儿作文欠佳时，便四处打听解决办法。听说临猗县的毋发生老师教写作文有独特的方法，她如获至宝。星期天，她登上前往临猗的公共汽车，踏上寻找毋老师的路。经多方打听，才知道毋老师已经退休，在运城和女儿一起生活。她几经周折要到了联系电话，终于在运城南街找到了毋老师。

毋老师果然名不虚传，他传授的“重复题目”写作方法简单又实用。就以《我的爸爸》这篇记人作文为例，开头一段点题“《我的爸爸》xxx，是货车司机……”，第二段开头重复题目《我的爸爸》这句话：“我的爸爸个子高，身体壮，常年在外跑车……”，结尾再次重复题目“这就是《我的爸爸》”。这样首尾呼应的写作方法，像一把神奇的钥匙，一下开启了孩子的作文思维。在毋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女儿的作文水平有了质的飞跃，儿子听了也恍然大悟，并且能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直至如今，两个孩子都已参加工作，偶尔提及毋老师的“重复题目”作文法，依旧赞不绝口。

两个孩子的成绩稳定后，她那颗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一家人围坐在温馨的灯光下，共同定下了新的目标：她更加努力地挣钱，为孩子的学业提供坚实的物质保障；孩子们则专心致志地学习，力争考上康中、考上名牌大学，将来找个好工作。

挣钱，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如登天。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她开启了“拼命三娘”般的奋斗模式。清晨，天还未亮，她已在小吃店里熟练地清洗着碗碟；中午，当别人在午休中享受惬意时，她又匆匆赶到两位孤寡老人家中，为他们精心准备可口的饭菜；夜晚，城市渐渐沉睡，大多数人早已进入梦乡，她还在灯光下自学会计知识，细心地帮人记账。

十几年间，她很少为自己添置新衣服，身上穿的全是亲戚朋友的旧衣服。在她心里，孩子的未来就是她这辈子最大的财富。

上帝关上一扇门，就会打开一扇窗。在她的悉心呵护和孩子们自身的不懈努力下，儿子和女儿先后考上了康中，之后又考上了名牌大学。如今，儿子大学毕业后作为选调生进入市委工作，凭借才华和拼搏，已经成为副处级干部；女儿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研究生毕业后，也顺利考入上海市人民法院工作。

她正娓娓讲述着自己的经历，突然手机响了。她急忙查看后说：“孙子下课到家了，我得回去做饭了。”说罢，她给我留了手机号码，便匆匆离去。

我望着枣花渐行渐远的背影，不禁想起宋朝陆游的诗句“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枣花不正像那朵傲霜的梅花吗？在岁月的重重磨砺中，不畏寒冬，不惧风雪，不屈不挠地生长在高山峻岭间。她那深沉的母爱和坚定不移的意志，如同缕缕清幽的梅香，温暖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

二〇二五年八月一日写于河东盐湖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