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重庆日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在1964年7月30日，迄今已有60年了。其时，我正在云南边陲当兵，重庆到云南还没有通火车，乘军用大卡车从重庆出发，到部队的驻地足足开了12天。时值年轻，虽然并不感觉旅途劳累，但是随着离家越来越远，思乡的情绪却越来越强烈。我参军时仅16岁，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少年，并且从未出过远门，一下走这么远，而我所在部队的防地，又在中缅边境，境外又盘踞着国民党的残军，家人对我的担忧和牵挂可想而知。还有我的同学，他们对我的突然辍学参军十分好奇，时刻关注着我在部队的成长经历，书信往来就成了我和亲友联系的唯一方式。尽管是在和平环境里，而我倍有“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的切身感受。因为路途遥远，往返的书信往往需要一个多月时间，有时野营训练在深山老林，如果遇到雨季，公路塌方，交通中断，不能通邮，半年多时间无法收到家信。  我所在部队在亚热带，山高林密，气候潮湿，针对未来战争区域的特点，主要从事“丛林作战”训练。后来这支部队被中央军委命名为“丛林猛虎”，在1979的“中越边境自卫反击作战” 和1984年的“收复老山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部队在遮天敝日的原始森林里行军，没有道路，只能挥刀砍断拦路的荆棘和藤蔓才能前进。一遇雨季，大雨落个不停，雨衣根本不起作用，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干的。地上铺着厚厚的落叶，被雨水一泡，踩在上面像行走在沼泽地里。因长久浸泡在腐败的树叶里，有的战士双脚中毒溃烂，行走更为艰难。同时热带雨林里树枝上爬满了干蚂蝗，常常掉进脖子上，用力拍掉后，鲜血长流不止。晚上在森林里宿营，砍来竹子和芭蕉叶搭成窝棚，升起篝火，用竹筒煮饭，用竹笋当菜。当炊烟在森林里袅袅升起的时候，也是战士们最欢乐的时刻，在小溪边冼澡，洗涤被泥水浸泡的衣服，用火烤干，摘片树叶吹奏美妙的乐曲，远处传来野兽的嗥叫和乌儿的啼鸣。早上天空放晴，森林里飘浮着绿色的雾霭，潮湿的空气里迷漫着树木的清香，新的一天行军又开始了。  这就是我在连队时野营训练的生活。如果问我云南留给我最深刻的印像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不是高原紫外线强烈的阳光，而是雨。在一年之中，云南的雨季有将近一半的时间。连长对我说过：“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必须在风里雨里，泥里水里摸爬滚打。” 因此，云南的雨和我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初期的文学创作，多与雨有关。我发表在军内外报刊上的《我和班长》、《连长》、《迎着风雨》等都是反映在雨中行军的故事。后来《连长》获得了“军事文学奖”，并收录在轰动一时的《开顶风船的角色》一书里。在新时期，我遇到一些著名作家，他们都会开玩笑地说：“我们都是读你的书长大的。”  文学创作也改变了我的命运，1964年我被抽调到昆明军区文化部工作，昆明离重庆近了，并且昆明经过贵阳换乘到重庆的火车也通了，从昆明到重庆只不过两天时间，由于我还不具备请探亲假的条件，每天只能望着天空飘忽的白云寄托我对家乡的思念。  六月，云南的雨季又开始了。我坐在书桌上，望着窗外乌云翻滚的天空和瓢泼似的大雨，眼前突然出现了连队战友在风雨中行军的身影……我急忙摊开稿笺，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写下了散文《伞》，决定寄到我的家乡的报纸《重庆日报》，我想让家乡的父老乡亲们看到，既使在和平环境里，仍有我们的军队为了保家卫国而在进行着从严、从难、从实战的艰苦训练。这不是一篇普通的文学作品，而是一封家信，是我向家乡人民汇报，我是如何从一个青年学生成为一个革命战士的。  稿子寄出后，能否发表？我并没有抱多大希望，毕竟我在文学创作上还是初出茅庐，何况《重庆日报》又是外地报纸，能否发表省外题材的作品？我并不清楚。稿子寄出后如石沉大海，这是初学写作者经常遇到的，我也并不在意。直到有一天傍晚，我正在军区大院散步，军旅作家张昆华（后为云南省作协副主席）骑着自行车向我飞奔而来，一只手还高举着一张纸片，一路高呼：“耀国，你的文章发表了！” 当他把这份从《重庆日报》上剪下来文章交到我手上的时候，我心里十分感动。尽管昆明作为省会城市，但是除了中央报刊外，很难看到省外地方报纸。昆华是在军区图书馆无意中发现的，并偷偷将我的文章剪下，还用红笔在上面标注“重庆日1964.7.30” ，时间仿佛定格在那一天。这张剪报随着我从云南边陲回到重庆，越过高黎贡山、玉龙雪山、苍山洱海……时间过去了60年，至今完整无损地保存着，这是留在我心中永远的纪念。 

        2013年4月，在退伍45年之际，我重返部队驻地怀旧之旅，专程去看望了退伍后留在当地的老连长唐诗膜。一见面，他就拉着我的手说：“当年你在《重庆日报》发表的那篇文章，把我吹得那么好，其实我哪有这么好啊？” 经历了这么漫长的时间，他还记得这篇文章，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话题将我们带回遥远的过去，我又回到了连队，在连长的率领下，迎着风雨，行军在茫茫的热带丛林里……

                题图：满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