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叠有任务的钞票，簇新挺括，刚从银行出来，便被裹进一个红纸包中，攥在一位家属汗湿的手心里。手术室门外冷气森森，他挤出笑容，将我们推向主刀医生的方向：“一点心意，一定收下……” 那医生的手在半空中顿了顿——我感受到他指尖有一瞬的紧绷，仿佛某种沉重的记忆被突然勾起。他的眉头皱得更深了，最终像推开一堵看不见的墙般，果断拒绝了：“不必，我们会尽力。”家属的手心瞬间冰凉。  

    隔日，家属枯瘦的手指紧紧捏着我们，溜进空无一人的医生值班室。他的手机屏幕亮着，显示一条聊天记录：“现在哪个医生不收红包？不送是你傻！”下面还有一条来自“老舅”的语音，外放出一声冷笑：“去年你爸手术，我没塞钱，结果呢？”消毒水气味刺鼻，日光灯管嗡嗡作响。他径直走向那件白大褂，动作里带着一种被生活反复捶打后的执拗，将我们塞进口袋时，手指关节因用力而发白。“拍清楚点……这次必须留证据。”他对着手机镜头喃喃自语，仿佛在说服自己。

    三天后，手术顺利结束。我依旧躺在白大褂冰冷的兜底，直到被医生的手惊醒。他捏着红包的指尖微微发颤——并非因为贪婪，而是愤怒与疲惫交织的生理反应。前一天夜里，他刚因另一台手术连续站了九小时，此刻眼底还泛着血丝。“又是这样……”他低声苦笑，想起三年前自己因拒收红包反被投诉“态度冷漠”的往事。** 但下一秒，他已转身走向主任办公室，背影如同一把出鞘的刀。  

     调查时，家属得意地展示“铁证”，却对调查员追问“为何偷拍”支支吾吾：“大家都说……现在都这样……” 而当完整的证据链展开，他灰白的脸上终于裂开一道缝隙：“我、我只是怕……” 医生站在窗边，阳光将他眼角的细纹照得透亮——那里面有愤怒，也有怜悯。

     我的旅程，始于一份裹藏试探的沉重，途经兜底暗藏的怯懦，最终在住院部的押金单上安了家。原来最深的黑暗，不是贪婪，而是被恐惧扭曲的信任；最亮的光明，亦非无瑕的圣人，而是看清泥泞后，仍选择站稳的双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