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记忆第118节

补习班

文峰

1977年秋末，村西北岭的地瓜地里，我正弯腰忙着收获，初中班主任表哥忽然匆匆赶来。他带来一个震动人心的消息：高考恢复了。随后他找到生产大队长洪林叔，反复沟通，总算争得同意，让我得以报名参考。

那年12月10日，我在梁邱公社顺利走进考场，报的是文科——我理科底子太差。考前那晚，考场外的小广场寒风刺骨，我却给上百名考生串讲了中国史，心里揣着一股热乎劲。

高考成绩过了预选线，我填报了山东大学历史系。可最终因政审卡壳，没能走进大学校门。

1978年高考改在夏季，县师范4月中旬办起首期复习班，分两个理科班、一个文科班。已调去师范任教的高中语文赵老师，特意骑车一百里赶到我家，说给我争取到一个文科班名额，还去生产队做了不少工作，生产队长才勉强点了头。

报到后，我却打定主意弃文从理——一心想考农学院，将来研究老家蔓延的姜瘟。赵老师得知后气得发抖：“考文科你能进北大，学理科怕是连专科都悬！你要是选理科，以后别登我家门；接着学文，每天去我家吃饭，师母还是你小学数学老师呢。”可我铁了心选理科，终究是惹恼了恩师。

我们理科二班像个小社会，工、农、商、学、教师啥身份都有，年龄跨度从15岁的高一女生到三十七八岁的大叔。探沂公社红期村三南尹的大队书记，被村干部几次劝回村，硬是咬着牙留下，后来考上了兰州大学；有位俩孩子的父亲，被娘仨从教室往外拉，却死死扒着门框不肯走，最终考进了山东师范大学。还有位仅初中毕业的师兄，学得格外拼命，每晚啃几个红辣椒提神，满嘴燎起血泡也不停笔。我化学基础最差，有机化学只认得甲烷分子式，可高考化学考了92分——三个月的苦没白吃。

教室晚上10点熄灯，同学们都想抢路灯下的位置刷题，可一出教室门，常有人踉跄着摔倒——大伙肚里缺油水，大多得了夜盲症，我也不例外。

我们农村来的学生，口粮都是煎饼配辣菜咸菜，2角3分一斤，一周差不多要吃二三斤。条件好些的去食堂，每月交十块钱。我离家最远，家里带来的煎饼放久了，长毛长得老长，泡三遍水，汤还是绿的。

每月能歇一天半，城南的十几个同学结伴回家拿煎饼。没公交车，全靠步行。出发时打打闹闹挺热闹，可走到凌晨一点，往往就剩我一个——我家在两县一市交界处，路最远。到家吃顿母亲炒的菜、热的饭，包好新煎饼就得立刻往回赶，稍歇会儿，脚就像灌了铅抬不起来。一般要走50里山路，天才能放亮。夜里走山路，常听见风里夹杂着“鬼哭狼嚎”似的声响，却从没怕过——是生路还是死路，考场见分晓。

走到许家崖水库时，大概是上午十一点，想去老乡家讨口开水喝，走了好几家都没找着，他们压根没用过暖水瓶。一位老大娘要生火给我烧开水，我怕耽误路程，从水缸里舀了瓢凉水灌进肚，水里还漂着些浮游生物。

下午两三点总算到校，一头栽在大通铺上，直到晚自习的号声响起，才浑身酸痛地爬起来。

 1978年7月20日至22日在临沂师专数学系参加高考。整个过程比较顺利，自认为考中没有任何问题。

高考后，我一门心思想报山东农学院，班主任张老师却给我报了厦门大学，而分数比我低十多分的同桌却考上了山农，我却鬼使神差进了师范院校。我们班大部分人都考上了大学，也有几位读了高中中专个落榜的极少，因为都是全县选拔出来的。有个去青岛商校的同学，后来仕途顺风顺水，官至副省长，只是最终进了监狱“深造”，令人唏嘘。

大学毕业后，我在县城当了老师。巧的是，赵老师的两个孩子都成了我的学生，其中一位在我的指导下考上了重点大学。总算，没辜负恩师当年的知遇之恩。

卞文峰老师简介

卞文峰，教育名家、收藏大家、优秀作家、著名诗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1960—— ）。

学术历程：

从事中学教育20年，33岁破格晋升中学高级教师。后任职于教育智库（中央教科所民办教育中心）、南洋教育集团、教育科学出版社系统，在教育科研、编辑、产业等领域深耕45载。

学术建树：

著有《教子方略》等18部著作，发文6866篇，积极推广与践行幸福教育和超常教育体系，被誉为“最接地气教育家” 。

文化担当：

华夏珍宝馆掌门，守护十七类六万八千件藏品，致力于文化传承。

社会兼任：

在教育战略、隔代教育、超常教育、幸福教育等多个领域担任重要学术职务。

文学修为：

日照市作协会员、《中华好诗词》编委及理事，词作入《词林正韵》。除教育与收藏主业外，散文与古诗词创作功底深厚，为中华好诗词编委评定的两位著名诗人之一。

编(作）者简介:艾兰，曾用名蓝雪花，本名王凤，山东临沂人，1979年生于山东德州禹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