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土家族正名：潘光旦先生的坚守与一个民族的重生

张长峰

（国家农产品现代物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研发部部长、山东省政协委员、山东省政协民族与宗教委员会委员、民盟省委委员）

引言

接到民盟省委下发的“民盟重大历史事件和代表性人物专题研究”征文活动通知后，我曾打算以费孝通先生对乡土经济振兴的持续探索为主题撰稿。这是因为，我来自农村且从事农业技术研究，费孝通先生“志在富民”的毕生追求，与我的成长背景和所学专业契合且颇有共鸣。然而，在查阅相关资料的过程中，我读到了费孝通先生的学生张冠生所著的《九人》一书。书中关于潘光旦先生的一段记述，让我这个土家族后辈内心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书中写道：“1991年，潘光旦先生的女儿潘乃谷教授访问吉首、永顺、恩施和酉阳时，见到了1956年曾接待、陪同过潘先生的当地老人，他们对潘先生充满崇敬与怀念，恳切说道：‘我们大家都了解，土家族的被承认，没有党的民族政策不行，没有专家的论证不行。潘先生的文章很有分量……他是看准了的，即使那时有不同意见的人对他压力很大，但他能顶住压力，坚持自己的研究结论……土家族的百姓很怀念他，因为他为我们受了罪。’”

这段文字，让我改变了最初的想法，决定将笔触聚焦于潘光旦先生与土家族甄别这一主题。正是这位中国现代民族学的奠基人，以严谨的学术实证为土家族“正名”，让这个曾隐于武陵山区的族群走出历史的迷雾，获得了应有的民族身份，铺就了通往发展与繁荣的道路。如今，当我们站在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的时代节点上，追溯潘先生为包括土家族在内的多个少数民族甄别身份的历程，既是对先辈的告慰，更是以史为鉴，探寻少数民族发展新路径的应有之义。

一、潘光旦：土家族的学术识别者与历史脉络的发掘者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民族识别工作不仅是学术领域的探索，更是关乎国家治理与民族命运的实践。在这场历史性实践中，潘光旦先生以其深厚的学术素养、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成为土家族识别工作中的核心推动者。他的贡献，不仅在于为一个族群“正名”，更在于以严谨的学术实证，厘清了土家族断裂的历史脉络，让这个古老族群的文化基因重见天日。

彼时的湘西鄂西，交通闭塞、瘴气弥漫，生活在这里的“毕兹卡”（土家族人自称），虽有独特的语言、习俗与文化标识，却因历史变迁长期未被确认为单一民族。潘光旦先生摒弃教条主义，坚守从实际出发，毅然踏上了为“毕兹卡”族群身份正名的考察之路。1956年，这位因学生时代跳高受伤致残的学者架着双拐，在泥泞难行的武陵山区，用42天走访了湘西7县，又用57天深入鄂西南、川东南18县市。

在湘西永顺县的吊脚楼里，他围坐在火塘边，听土家族老人用夹杂着汉语的土家语讲述“廪君乘土船”的传说。当老人说到“廪君死后化为白虎”时，潘光旦立刻翻开随身携带的《后汉书・南蛮传》，其中“廪君死，魂魄化为白虎”的记载与口述传说形成完美呼应。在鄂西长阳的村寨，他观看了盛大庄重的“摆手舞”，舞者们手持长矛、肩披兽皮，步伐中透着庄严的军事祭祀遗风，这让他联想到《后汉书》中“巴人好歌乐，喜舞剑”的记载，在日记中写下：“舞者踏地为节，呼号有韵，其姿其声，绝非苗俗，当是巴人旧习。”在调查途中，潘光旦先生收集到一批“西兰卡普”织锦。当他展开一块绣有“四十八勾”纹样的织锦时，发现其螺旋状图腾与重庆涪陵小田溪巴王墓出土的青铜剑纹饰如出一辙。他当即让随从拍下照片，与史籍中“巴人尚赤，其纹如象”的记载对照，在笔记本上写下：“纹承古意，脉续千年。”这些田野调查的细节，如同散落在山间的珍珠，被他一一拾起，串联成民族身份的证据链。文献考据的深度彰显了他的学术功力。潘光旦先生一头扎进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部，从《三国志》“巴郡守将严颜为张飞所获，叹‘巴人劲勇，终不为人下’”的记载，到《隋书》对“板楯蛮以射虎为业，号白虎复夷”的描述，再到清代《永顺府志》中“土人自谓廪君之裔，岁祀白虎”的民俗记录，逐字逐句比对，用红笔标注出“廪君蛮”“板楯蛮”与当代土家族的文化延续性。他还搜集了30余部族谱，其中咸丰《田氏族谱》“吾族源于巴子国，秦灭巴，迁于武陵”的记载，与来凤县发现的明代“蛮夷司”碑刻相互印证，让土家族的历史脉络愈发清晰。

1956年，潘光旦在《访问湘西北“土家”报告》中系统提出：土家族是“以古代巴人为主体，融合部分汉族与其他族群而形成的稳定共同体”，其语言属藏缅语族、聚居区相对独立、文化认同持续千年。这一结论，不仅是对土家族历史的科学定位，更打破了当时学界“土家族是苗族分支”的固有认知。此前有学者因地域交错、习俗少量相似便简单归类，而潘光旦先生通过语言比对指出：土家语核心词汇（如“天”称“墨”、“地”称“利”）与苗语差异显著，反而与彝语、羌语等藏缅语族语言有亲缘关系，从语言学角度证明了其独立民族属性。即便在1957年后遭受政治冲击时，潘光旦仍坚守学术良知。在被迫检讨时，他仍坚持“民族识别是科学，不是政治工具，土家族的历史不会因批判而改变”。同样是在《九人》一书中，张冠生对潘先生临终情景描述道：“他向身边的学生费孝通要止痛片，没有，要安眠药，也没有。他最后残存的一丝丝安慰和温暖，是被爱徒费孝通拥在怀中，告别人世。”这种“用脚丈量民族边界”的实践与“为历史存真”的坚守，让他成为我们民族学“扎根田野、尊重事实”的精神象征。

二、土家族识别：学术范式与实践路径的双重创新

土家族的成功识别，不仅是潘光旦先生个人学术智慧的体现，更为新中国构建了民族识别工作的经典范式，其价值在于以多维度证据链回应“何为单一民族”这一命题，并将学术结论转化为保障民族权益的制度设计，为后续民族工作提供了可复制的方法论。

（一）学术范式：三维证据链的创新构建

潘光旦先生打破了传统民族研究“以文献套现实”或“以表象定属性”的局限，建立了“历史溯源-文化特征-现实认同”分析框架，为民族识别提供了科学方法论。

潘先生通过文献与考古互证，确认土家族与巴人“廪君蛮”的源流关系。除了“廪君化白虎”的图腾延续，他还发现：四川巴县冬笋坝出土的巴人铜剑上有“手心纹”，与湘西土家族小孩手背上的“打花”（纹身）习俗高度吻合；宜昌巴文化遗址出土的陶釜纹饰，与土家族“鼎罐饭”的炊具造型一脉相承。这些跨时空的文化呼应，让“巴人后裔”的结论有了多重证据支撑。潘先生注重提炼区别于周边族群的核心特征。在语言方面，他通过比对500余个常用词汇，发现土家语虽受汉语影响，但语法结构、基本词汇与藏缅语族一致性更高；在习俗方面，除摆手舞、西兰卡普等显性符号，他还记录了土家族“哭嫁”“跳丧”等独特礼仪。新娘出嫁时“哭中有唱，唱中带诉”的叙事性哭嫁歌，与苗族“哭嫁”的单纯抒情截然不同；“撒叶儿嗬”跳丧舞中“欢歌送亡”的达观生死观，也与汉族“悲戚守丧”形成鲜明对比。潘先生格外重视族群的“身份自觉”。在咸丰活龙坪，一位80岁的老人拉着他的手说：“我们祖祖辈辈叫‘土家’，不是‘苗’，也不是‘汉’，政府要给我们一个名分啊！”这种朴素的诉求，被潘光旦先生视为民族识别的“活证据”。他在报告中强调：“族群归属不是学者的主观判定，而是民众长期形成的身份认同，这是民族识别最根本的依据。”

（二）实践路径：从学术结论到政策落地的转化

学术结论的生命力，在于与现实需求的呼应。潘光旦先生不仅提出识别建议，更前瞻性地规划了“身份确认-区域自治-权益保障”的实践路径，推动学术成果转化为政策。

1956年8月，他在《访问湘西北“土家”报告》中提出三项核心建议：一是确认土家族为单一民族；二是在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三是培养土家族干部。这份报告经全国政协转呈中央后，引发高度重视。1957年1月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电告湖南、湖北、四川、贵州省委统战部，确定土家族为单一民族。1957年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首任州长石邦智（土家族）在就职演说中感慨：“潘先生的笔写下了平等的资格，共产党的政策让我们站上了当家作主的舞台。”这一路径的创新在于它不是简单的“命名”，而是通过制度设计保障民族发展权。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后，土家族干部比例从1983年的约15%逐步提升至1990年代的30%以上；同时，土家族的语言、习俗被纳入地方治理考量，如开设土家语扫盲班，让“毕兹卡”的文化认同获得官方认可。

（三）范式价值：从个案到全局的方法论辐射

这一范式的影响力远超土家族本身。20世纪80年代对贵州西北地区“穿青人”的识别，便直接借鉴了其“语言、文化、认同”的三维框架。学者们通过比较穿青人“老辈子话”与周边民族语言差异、记录“跳菩萨”等独特习俗以及调研其“我是穿青人”的身份自觉，最终确认其为“未识别民族”并纳入政策保障。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圣敏曾评价：“潘光旦先生的贡献，在于让民族识别从‘经验判断’变成‘科学论证’。他的三维框架，既避免了‘唯文献论’的教条，又防止了‘唯感觉论’的随意，这是我们民族学对世界的独特贡献。”这种方法论创新，使得新中国在短短数十年内完成了对56个民族的识别与确认，为多民族国家的族群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三、从身份确证到共赴现代化：少数民族发展的时代实践与个体回响

潘光旦先生推动的民族识别，为少数民族铺就了从“历史迷雾”到“身份自觉”的道路。而这条道路的延伸，正是各民族在政治保障、经济转型和文化复兴中共同走向现代化的实践。

（一）制度护航：从“身份平等”到“发展赋能”

民族识别的核心价值，在于将学术确证转化为制度保障，让少数民族在平等身份的基础上获得发展动能。这种动能，首先体现在政治权利的落地。在武陵山区，州县乡三级民族区域自治体系逐步构建。自治权的行使，让少数民族真正实现了当家作主。以我的家乡五峰土家族自治县为例，县乡两级干部中土家族占比从1980年的18%提升至2023年的62%，当地在制定发展规划时，既遵循国家战略，又充分考量土家族“依山而居、傍水而息”的生活传统。比如在乡村建设中保留吊脚楼建筑风格，在产业布局中优先发展与山地资源适配的茶叶、中药材种植。这种“因地制宜”的治理逻辑，在经济领域释放出强大活力。曾几何时，五峰与多数土家族聚居区一样，深陷“守着绿水青山饿肚子”的困境。1980年，全县GDP仅0.8亿元，80%人口依赖传统农耕；到2023年，这一数字突破140亿元，茶叶、文旅两大特色产业撑起经济半壁江山。这一变迁的关键，在于国家政策与地方资源的精准对接。依托“世界硒都”区位优势，五峰打造“采花毛尖”等国家级名茶品牌，茶叶种植面积从1980年的5万亩扩展至2023年的25万亩，带动3.2万农户增收；借助“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建设，当地开发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柴埠溪大峡谷等景区，年接待游客超300万人次，文旅收入突破20亿元。

我对家乡变化的感知，始于对交通闭塞的深刻记忆。小时候，五峰通往外界的道路多为崎岖山路，货物运输全靠人力或骡马。而随着国家对民族地区基础设施投入的持续加大，这一状况彻底改变。截至2023年，五峰已建成高速公路87公里、农村硬化路1800公里，实现“村村通客车、家家通硬化路”，曾经的“闭塞之地”成为连接湘鄂的交通节点。交通的改善不仅方便了居民出行，更让五峰的特色农产品得以快速运往全国，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来山东工作5年后的2015年腊月，我第一次回老家。回乡会路过一个地标性的地方-沙子垭口（家乡群山环绕，一座山接着一座山。山和山连接处会有一块平坦而且相对较低的位置，称为垭口），小时候求学的经历马上浮现在眼前：当地人要出县城，就必须经过垭口才出的去。经过垭口所走的路，就如顺着一个直立的三角形两边，先上山再下山。小时候，老师和老人教导，要好好读书，翻过这个垭口，就算有出息了，所以这个垭口成为我们同龄人学生时代“朝圣”的地标。而今，当我发现老乡人民在国家少数民族扶贫资金的支持下，已在垭口下打通了一条隧道，不需要再翻山越岭，节省了一个小时的车程。往事再现，浮想联翩，即兴口占打油诗一首：“迈过沙子垭口关，三十年前劝学言。欷歔当日凌云志，如今轻易把洞穿”。

（二）文化与民生：从“存续危机”到“活力新生”

民族的复兴，既需经济筋骨的强健，更需文化血脉的延续。20世纪80年代，土家族文化曾面临断层风险。在五峰，土家语使用者不足千人，西兰卡普织锦技艺仅存10余名传承人。儿时周围能熟练使用土家语的长辈已寥寥无几，大人们常说“出去闯荡要讲普通话，土话用不上”，土家语的传承陷入困境，许多传统习俗也逐渐被淡忘。转机始于国家对非遗的系统性保护。1986年，摆手舞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2006年，西兰卡普、撒叶儿嗬等10项土家族技艺进入国家级非遗名录；2010年，武陵山区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区成立，五峰作为核心区之一，启动“文化记忆工程”。如今，我每次回乡都能清晰感受到文化传承的新活力：一些学校将“摆手舞”纳入课间操，孩子们延续着“廪君传说”中的文化基因；西兰卡普织锦工坊里，年轻传承人将传统纹样融入现代设计，产品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各地。

文化活力的背后，是民生的全面改善。教育领域的飞跃尤为显著。1980年五峰文盲率达75%，1990年，宜昌市扫盲验收团考核确认五峰县达到基本扫除青少年文盲。2023年，全县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九年义务教育完成率均达到100%。国家的少数民族教育扶持政策为山区孩子提供了走出大山、追求梦想的机会。正是得益于国家对老少边穷地区的好政策，我18岁那年走出大山，先后完成了大学本科、硕士、博士阶段的学习。如今，也有更多的土家族学子毕业后回到家乡，成为教师、医生、公务员，用知识反哺故土。2023年全县大学生达5200人，其中65%是土家族，他们正成为家乡发展的中坚力量。医疗与生活条件的改善同样令人瞩目。20世纪90年代，五峰乡镇卫生院设备简陋，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计“老三样”便是全部家当。村民们常说“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垮全家”。头疼脑热舍不得花钱看，遇上急病重症，得翻山越岭赶几十里山路往县城医院送，不少人因耽误治疗留下遗憾。那时的乡村，“怕生病”是刻在乡亲们心头的普遍焦虑。而2023年，全县已建成“县有二甲医院、乡有标准化卫生院、村有卫生室”的三级医疗网络，乡镇卫生院配备了DR、全自动生化分析仪等设备。“以前怕生病，现在看病方便多了”，这是乡亲们最朴素的感受。

（三）新时代命题：从“差异发展”到“共融共进”

潘光旦先生曾说：“民族工作的终点，不是身份的确认，而是共同的发展。”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时代，如何让民族政策更精准、更有效，是对他精神遗产的最好传承。少数民族的发展，最根本的动力在于自立自强，这种内生动力的觉醒，才是民族复兴最坚实的根基。国家的扶持政策如同春风化雨，但真正让文化焕发生机、经济实现腾飞的仍是各族群众骨子里的奋斗精神。

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土家巧娘”项目为例，并非简单依赖政府拨款，而是通过培训5000余名妇女掌握织锦、刺绣技艺，引导她们成立“巧手合作社”。这些曾经围着灶台转的农村妇女，不仅自己设计产品、开拓市场，还带动周边群众共同致富，2023年销售额突破2000万元。她们用指尖的技艺证明，民族文化不仅是博物馆里的藏品，更是可以创造价值的“活资产”。在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的茶叶产业中，茶农不再满足于单纯的原料供应，而是主动学习现代农业技术，研究市场需求，打造出“采花毛尖”等自主品牌，通过电商直播将深山好茶卖到全国各地。这种从“靠天吃饭”到“主动出击”的转变，正是少数民族自立精神的生动体现。教育领域同样如此，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青年不仅走出大山求学，更带着新知识、新理念回归故土，用创新思维改造传统产业，用现代管理提升乡村治理，他们身上展现的，正是潘光旦先生所期盼的“民族觉醒”。既珍视自身文化根脉，又具备开拓进取的视野与能力。这种自立自强不是封闭保守，而是在保持民族特色的同时，主动融入时代发展潮流，在与各民族的交流互鉴中汲取养分，最终实现共同进步。

结语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望，从1956年土家族识别到新时代乡村振兴，潘光旦先生播下的种子，已长成支撑民族发展的参天大树。他的贡献，不仅在于让土家族获得了平等身份，更在于证明多民族国家的治理既要尊重差异更要追求共融的核心要义。潘光旦先生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在于各民族既能保持本色，又能相拥前行。”从沙子垭口的泥泞到隧道的畅通；从土家语的濒危到课堂的传唱；从当地贫困的代际传递到全面小康的实现；当土家族的西兰卡普与汉族的苏绣共展于国家博物馆；当摆手舞与广场舞在乡村广场同场绽放，每一步都印证着民族识别不是终点，而是各民族携手走向共同富裕的起点。

 作者简历：

理学博士，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省政协委员、民盟省委委员，科技部、省科技厅入库专家。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国家农产品现代物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研发部部长、重点实验室主任，兼任农业农村部“科创中国”果蔬贮藏物流产业服务团副团长、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三届冷链物流分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50余件建言被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民盟中央和省委办公厅采纳，以及获得省委书记等主要领导批示。多次获民盟中央、民盟省委建言献策突出贡献奖，2024年度获山东省政协“履职优秀委员”荣誉称号。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8项，发明专利15项，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SCI和EI收录文章27篇，制定国家标准12项，出版专著4部。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二等奖各1项、省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