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录自徐佩珩回忆录《逝水留痕》)

文/徐佩珩     图/龙莆尧      编辑/谦坤

(十)

       事后，我观察了燃烧后的情况，我发觉左偏间毁了后厅房，正间整个厅房都毁了，右偏间我住的房间也可说是电台所驻工作间也烧毁了，但守忠和颜如住的房间却屹立无倒，一点损伤也没有。这难道只是巧合？我不禁琢磨起来，肇庆是只一个小地方，既没有经济价值，也没有交通价值，更没有重要的军事价值，为什么日本鬼子会不惜代价，对它抛下这么多的炸弹？我作了这样一些假设：我的电台正在进入沦陷区，敌人若要阻止或消灭它，在未进入沦陷区时动手，比以后电台在沦陷区隐蔽好才动手容易得多，于是，敌人便用轰炸的办法，让敌机低飞炸毁它，第一次投弹时，两个炸弹都放歪了，飞机旋转一圈再飞回来，这回飞得更低，最终准确命中了。如果我以上的假设成立，那么，敌人怎会如此准确地掌握我电台的位置呢？第一个可能是我与总台联络时发出的电波暴露了电台的方位，第二个可能是我们的队伍中有内奸。我把思考的焦点集中在王颜如身上，她虽说是黄汝衡的堂姐姐，但两人分别了多年，近况可以说是全然不晓，她一见了守忠，即粘着不放，使守忠沉湎情欲吃喝而踟蹰不前，她明知我们是去敌后工作，随时有牺牲的可能，如果不是有爱国的忠心，有沸腾的热血，有准备牺牲的精神，谁愿意从敌人的虎口逃脱了出来又钻进去？但她不可能是一个爱国者，她只是一个爱慕虚荣者。那为什么她不去傍一个富有的达官贵人或商人，而偏要随我们到沦陷区去担惊受怕？就她的出发点，已经令人十分怀疑。重要的一点，是当敌机第三次投弹后、守忠仰面向火光处看去时，我亲眼看见她赶忙将身体覆盖守忠，遮挡他的视线，像恐防他发觉什么似的。我愈想愈可怕，我把想法与和阿龙作了交流，他也有同感。

       当晚我们无家可归，守忠的一位朋友周清海请我们去他家暂住。下来该怎样应付？我觉得，我面临着两种选择，第一，请求退出不干算了，免得无谓牺牲，反正，我申请不干的详情已反映了上去，不久即可有答复，但这是消极的办法。第二，继续干下去，小心提防，加强对王颜如的观察，如获得确凿证据，即向上级报告，立即制裁她。我们最后决定不露声色、暗中提防、在总台未作答复前继续前进。

       不过，几个组员对这时王颜如却非常反感，特别是对她的生活作风异常不满，她每餐都喝酒，吃饱便睡，并肆无忌惮的与守忠作出淫荡的行为，麦伯说她简直无人性，是一个疯婆。然而守忠却执迷不悟，继续我行我素。组员中有一位姓郑的小伙子，因为守忠一直无薪水支付给他，他便在外边捞了一些外快，守忠知了，掴了他几个耳光，并当即把他开除了。我以为，这措施殊不当，姓郑的知道我们的底细，万一他怀恨在心，到敌人那里去告发我们，那对我们将来工作极为不利，这样，赶走了小郑，我们的前路又增加了一重阴影。

​        这次敌机轰炸损失最大的是我，所有的床上用品及大部分衣服被烧毁了，幸好放在床底下那个装有电台经费存折的皮箱里没有受损，不然的话，连吃饭也成问题了。后来我拍电报到总台，列报损失，请求补助，但吝啬的总台只批准补我300元。这钱刚好够我去故衣店子买一张旧的毛毯。(未完待续 欢迎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