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张课桌的温度

    文/穆孟田

       1968年秋，我背着新书包踏入初中教室。陌生的环境里，唯一熟悉的，是课桌空位属于女同学的位置。

       小学同桌何亚萍是副班长。因两家母亲相熟，她成了班主任派来“管教”我的人。那时我顽劣，上课总把脑袋埋进桌膛摆弄两节棍；三人一张桌，我和另一男生划出道儿，不许她越界。可她从不说重话，只在我犯浑时，轻轻按住我的手，递上一块平整的橡皮。她的和善如春日融雪，慢慢化去我一身毛躁，丢东西、搞小动作的恶习，不知不觉少了许多。

       初中同桌夏凤彩更让我无措。她是班干部，长我一岁，总带着白手套、系着带格围巾、套着干净套袖，坐下前轻提裤腿，怕压皱了裤线。最让我不适的是桌上那块浅蓝桌布——我胳膊稍一蹭，她便停笔，笑着抬起我的胳膊，细细展平褶皱。

       那天我耐不住，趁她转身扯下桌布扔在地上，又扔了她的书包。可她转回来，竟笑着捡起，轻轻放回原位，半句责备没有。我不仅是无言以对，脸颊滚烫，更是无地自容。

       自那，我再没犯浑。后来站上讲台，才懂班主任的苦心——用最柔的方式，给脱缰的小马系上缰绳。

        幸喜的是，至今仍与两位同桌有联系：何亚萍从卫生部门退休，在四平安度晚年；夏凤彩从检察院退休后定居海南，偶尔回长春小住。分别跟她们聊起当年同桌事，总朗声大笑。何亚萍常说：“那时哪懂什么包容，只觉得你这小屁孩儿，气性来得快去得也快。”夏凤彩说:“当年人们思想简单，就知道同学之间要搞好团结,互帮互学。”

       如今我也退休，安居四平。闲来无事时，常想起那两张课桌。是班主任的远见，何亚萍的包容，夏凤彩的豁达，还有所有关心我的人，用善意织成网，托我从顽劣走向成熟。他们的温度，暖了少年时，更让我懂了教育从不是疾言厉色，而是以耐心与爱，等一颗种子发芽。这份恩，我会在四平的烟火里慢慢回味，与何亚萍同处一城的安稳，和夏凤彩隔海聊天的亲切，都让当年的温度，在岁月里愈发绵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