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州“赤壁江口”考
一一探寻火烧赤壁的精确地点
文/戴 志
2021年2月2日
在历史的长河中,“火烧赤壁”无疑是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战役,它不仅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格局,更成为了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范例。然而,关于这场战役的精确地点——“赤壁江口”究竟位于何处,长期以来一直是学界和历史爱好者争论的焦点。本文将依据许嵩《建康实录·吴上·太祖上》的记载,并结合其他历史资料,对“赤壁江口”的位置进行详细论证。
〈一〉
许嵩的《建康实录》写成于唐肃宗登基之初,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书中记载:“时东南风急,因取草舰最著前,系走舸于后,中江举帆俱前,操军士皆延颈观望。去北军二里余,同时火发,火烈风猛,船往如箭,悉烧北船,延及岸上营落,飞埃张天。瑜率轻锐,雷鼓同进,大破曹操军于赤壁江口。”这段描述生动地展现了赤壁之战的激烈场景,也为我们寻找“赤壁江口”提供了重要线索。
三国时期,孙权虽定都武昌、建业(今南京)等地多次迁移,但建康凭借“虎踞龙盘”的地理优势,是东吴的‘‘龙兴之地’’,成为东吴后期重要的政治副中心。
在三国南北对峙格局中,建康地处长江下游南岸,是东吴抵御曹魏东线进攻的核心防线。曹魏曾多次试图从淮南、广陵方向突破长江,建康及其周边的京口(今镇江)、采石(今马鞍山)共同构成防线,战略地位不亚于当时的都城建业(今南京早期名称,后改称建康)。正是三国时期建康对于东吴的重要性,以及南京到唐代以来的历史地位,是许蒿专著《建康实录》的原因之一。
〈二〉
谈到唐人许蒿的《建康实录》,我们先说说许蒿和《建康实录》简况:许嵩为唐代高阳(今属河北)人,生活在唐玄宗、肃宗时期。其先人为高阳望族,东汉末年南渡后定居江南。他留心古迹,对建康地区周围地理情况十分熟悉,曾在建康一带长期居住,并对六朝遗迹做过详细实地考察。除《建康实录》外,据《宋史·艺文志》记载,他还著有《六朝宫苑记》二卷,可惜现已失传。
《建康实录》的史料价值极高,该书征引唐初及唐以前的典籍达50余种,如《舆地记》《京都记》《南徐州记》等21种方志、地记现已失传,可订补正史遗阙及讹误,为研究六朝历史提供了珍贵资料。是研究南京历史地理的重要文献:书中着力记载了建康地区土地、山川、城池、宫苑的制置和兴废,所记六朝古迹达一百多处,对研究唐以前南京地区的历史地理有极大参考价值。
辑佚方面作用突出:由于保存了大量已散佚典籍的内容,清代不少学者辑佚汉、魏、六朝遗籍时,虽搜罗宏富,但未充分利用此书,实际上它对辑佚史籍有不可忽略的补充作用。宋代张敦颐所撰《六朝事迹编类》全书近半引用此书,南京现存最早方志《景定建康志》所记六朝古迹全部承袭《六朝事迹编类》,元代《至正金陵新志》又转承《景定建康志》,从某种意义上,《建康实录》可说是南京地区最古方志。
《建康实录》写作不早于唐肃宗时代,书中记有吴大帝、晋元帝即位至唐至德元年(756年)的年数,至德元年很可能就是成书时间。当时唐朝经历安史之乱,社会动荡,建康地区此前也屡遭战祸,宫苑城池损毁严重,许多六朝遗迹面临消失的境地。许嵩有感于六朝均以建康为都,且时间上几乎连续,但相关正史卷轶繁多,体例不一,不便阅读,于是希望撰成一部简明扼要的、以建康为中心的六朝编年实录体史书,以记述六朝历史,保存六朝遗迹,让后人能了解这段历史和相关古迹。
〈三〉
许嵩在以建康(今南京)为核心的《建康实录》中详述发生在今黄州的赤壁之战,看似聚焦异地战事,实则与建康的历史脉络、著作编纂逻辑及时代背景与赤壁之战的深层关联。
赤壁之战是东吴立国的“定鼎之战”。此战之前,孙权虽割据江东,但面临曹操大军压境的生死危机;战后,东吴彻底巩固了长江中下游的统治,为日后以建康(时称建业)为中心的江东政权奠定了根基。许嵩撰写建康城史,核心是追溯六朝政权(尤以东吴为开端)的兴衰轨迹,而在东吴曾经的故都武昌(今鄂州)对岸发生的赤壁之战,作为东吴崛起的关键节点,直接影响了建康后来成为六朝都城的历史前提。因此,详述此战,本质是在梳理建康作为政治中心的“前史”,让读者理解其地位形成的渊源。
〈四〉
许嵩著《建康实录》的核心目的,并非单纯记载建康一城的地理沿革,而是以建康为中心,串联起六朝(吴、东晋、宋、齐、梁、陈)的历史脉络,尤其注重政权兴衰与地理环境的关联。赤壁之战虽发生在邾县赤鼻山(今湖北黄州交地带),但作为东吴政权的标志性战役,其结果直接决定了江东地区(包括建康所在的丹阳郡)的政治归属与发展走向。书中详述战事细节(如引文“火烈风猛,船往如箭”),正是为了凸显地理因素(长江天险、风向水流)在政权存续中的作用,与全书“以地系史、以史释地”的编纂逻辑高度契合。
《建康实录》成书于唐肃宗初年(756年前后),正值安史之乱爆发、唐朝由盛转衰的动荡时期。此时,中原残破,江南地区成为唐朝的经济与军事支柱,而建康(时称升州)作为江南核心城市,其战略地位再度凸显。许嵩在书中强调发生在湖北黄州的赤壁之战中东吴以弱胜强、依托长江防线保全江东的历史,实则暗含对现实的镜鉴——希望通过六朝政权依托江南地理优势存续的经验,为唐王朝稳定江南、抵御叛乱提供历史参考。这种“借古喻今”的叙事,让异地战事的记载具有了服务于时代需求的现实意义。
综上,许嵩详述发生在长江中游江北黄州的赤壁之战,看似“离题”,实则紧扣《建康实录》“以建康为中心梳理六朝史”的核心,既为解释建康地位的历史渊源,也为呼应时代对江南战略价值的关注,体现了唐代史学“经世致用”的特点。
〈五〉
要确定东汉末年黄州“赤壁江口”的地理位置,首先需要明确“黄州赤壁”的范围。“赤壁”作为地名,不应仅仅局限于赤壁山,与赤壁山紧密相连的龙王山、聚宝山、玉矶山都应包含在“赤壁”地名之内。龙王山位于今黄州城北,面积约1平方公里,最高点海拔81.8米。由此,赤壁西北端可定在今黄州区赤壁街办龙王山村的何家岗(原区职高及周边地域),从今黄冈市公路段宿舍院(今十字街西南临八一路处),到今黄冈市委老党校(今黄州大道与西湖一路交叉口东南处)这一带拐角之地,都可算作“赤壁”的东南侧。在唐宋时期,“赤壁”东南侧的岸下临江,能够停靠船舶,曹操的部分水寨很可能就在这一带。
从黄州赤壁矶到“黄州赤壁”西北端一段,4华里的距离内全为高平山岗(今舟桥四营、何家湾一带),没有任何河水及溪水之出口。在“光绪十年《黄州府志》城图”中,入江口在城西,这是因为当时多了一带隆起的江滩。而黄州城西北龙王山上的泉水,在明代及其以前是直接入江的,所以这溪流泉水入江不能称为“赤壁江口”。
〈六〉
在“光绪十年《黄州府志》城图”上,黄州西湖(今遗爱湖西部)向南有河道出湖水,此河道向正南而行,经过青云塔东侧,有板子桥跨河便于人们从青云塔向东行走。该河道在青云塔东南向之近处拐向正西,接着拐向正北,在黄州城西墙外的护城河外的江滩的“新河口”出长江,此“新河口”遥对黄州城西墙的中点。此河道与黄州城南墙之间有护城河(今称濠沟路),河道南段南有狭长地带,该狭长地带面临长江。推测此河道拐了两个大直角后出江,是由于江滩淤积所致,比光绪十年更古的时代,黄州西湖入江口肯定不是这样。
在“明朝弘治《黄州府志》之黄州府全图”上,黄州城南墙外有护城河(今濠沟路),护城河南有狭长地带,此狭长地带面临长江,在护城河与长江之间根本没有河道。在该图上,入江口在城东——黄州西湖的入江口,这是因为当时少了一带江滩。这入江口名为“洗马口”,基本保持了北宋的原状,甚至还有可能保持了东汉建安十三年的原状。黄州城南、一字门外东侧的长江之畔,自西而东并排有真君庙、安国寺、读书堂、洗马口、赤壁巡司、演武厅、长圻、杨历湖、巴河口,显然,洗马口就是“黄州西湖的入江口”。在“明朝弘治《黄州府志》之黄州府全图”上,黄州西湖向南河道(即今长河)没有拐向正西,而是直接入江。
“大赤壁”范围不大,南北向3公里,东西向6公里,共计18平方公里,众山岗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因此,(扣掉江滩因素后)出水之水流亦有极强的稳定性。所以,明代弘治的“赤壁江口”的方位,等同于汉末的“赤壁江口”的方位。以上叙述表明,汉末的“赤壁江口”的方位,与北宋黄州城外“东隅”的方位,几乎重合。北宋张舜民在《郴行录》中所写“黄之士人,出钱于州之城东隅地筑矶,乃周瑜败曹操之所”,并非空穴来风,而是非常准确的记载。
〈七〉
今黄州西湖一路江堤边(青云塔以南附近)在东汉末年可能是黄州西湖的入江口(赤壁入江口),如今为何又找不到古河道的遗留痕迹呢?
主要是由泥沙淤积、河道变迁、城市建设等因素导致的。长江水流携带大量泥沙,千年以来长期沉积使得河床逐渐抬高,古河道被泥沙掩埋。随着时间推移,泥沙堆积厚度增加,古河道痕迹被完全覆盖,地表难以看出其曾经的河道形态。
长江河道受地质构造、水流冲击等自然因素影响,会发生自然改道。黄州所在河段,因长江主航道变迁南移,导致原有的入江口位置发生变化,古河道逐渐废弃,其形态也随之消失。古代的水利工程建设,也对河道进行了改造,改变了水流走向和河道布局。现代城市建设更是对地形地貌进行了大规模改变,今西湖一路青云塔周边区域,经过历年来的长期开发,建筑物、道路等基础设施覆盖了地表,古河道痕迹被彻底破坏。此外,农业开垦、取土等活动也可能对古河道遗迹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毁。
〈八〉
综合以上分析,“赤壁江口”(“东隅”)很可能是曹操帅帐之地,而“火烧赤壁”的精确地点就在古代黄州西湖(今遗爱湖西部)的入江口——“赤壁江口”,也就是今黄州青云塔(今西湖一路西端)附近一带。虽然目前对于“赤壁江口”的位置仍存在一些争议,但通过对历史资料的深入研究和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今黄州青云塔附近一带与历史上的“赤壁江口”有着紧密的联系,它极有可能就是那场著名战役的发生地。当然,要最终确定“赤壁江口”的准确位置,还需要更多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来进一步证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