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为历史文化名人贴签”式文化研究的病态与流弊‌之三

在当代文化研究领域，一种“贴标签”式的学术操作正甚嚣尘上。法国人将苏东坡评为亚洲“千年英雄”，理由是林语堂曾称其为“自由的灵魂”，陈寅恪赞其为宋文化“造极”的代表。这些标签犹如五彩斑斓的贴纸，被层层叠加在宋代文化名人苏轼身上。我们不禁要问：这种贴标签式的文化研究，究竟是学术创新的表白，还是当代学者评论乏术的投射？

贴标签的学术操作，本质上是将复杂多维的历史人物压缩成单一维度的文化符号。苏东坡作为文学家、书法家、政治家、美食家的多重身份，被简化为一个“英雄”的标签，这不禁让人想起鲁迅被贴上“文化革命的旗手”，胡适被戴上“资产阶级代言人”帽子的时代。博尔赫斯在《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中描述了“符号崇拜——人们崇拜符号本身，却忘记了符号所指代的事物”。当诸葛亮被贴上“天王智星”的标签时，我们是否还能看到那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淡泊致远”的忠臣形象，当血流漂杵的古战场被推崇为“三国圣地”时，我们是否忽略了历史在这一刻“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惨殇？标签化的危险在于，它制造了认知的舒适区，却牺牲了理解的深度，障阻了众生的视界，愚弄了怜爱的情感。

这种标签化的文化研究背后，隐藏着部分当代学者的急功近利和官棍奸商的贪欲无度。在学术评价体系日益量化的今天，“苏轼研究院长”“苏东坡研究会长”“三国文化研究专家”“诸葛亮研究权威”这类标签成为伪学者们争夺的“学术资本”。法国社会学家的布迪厄“文化资本”论在此显现出惊人的解释力——伪学者们通过垄断对特定文化名人的解释权，来抢夺自己进军学术场域中的领袖位置。这种现象导致学术研究日益趋向表演化，伪学者们关心的是如何制造吸引眼球的“标签”，而非进行扎实的文本考据和思想分析的研究。当然，这而不是重要的，更为严重的是：标签化的文化研究正在制造一种新的“预制菜”式的文化消费主义。官商通过消费这些“预制”“标签”来获得文化身份的假象，以延期自己到期的辉煌，学者通过预制生产这些标签来维持其学术在某个圈层里的话语权，以稳固自己的c位。苏东坡的“英雄”形象、诸葛亮的“智星”称号、“三国圣地”的文化美誉，都成为可被无限复制的文化商品“标签”。这种状况恰如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所警示的：当文化符号脱离具体语境被大量复制时，其灵韵必将消逝。

要打破这种标签化的学术困境，我们需要回归文化研究的本真。首先，应当建立“去标签化”的阅读方式，将文化名人放回其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理解。苏东坡的“自由”不是抽象的哲学概念，而是他在乌台诗案中的生死抉择、在黄州贬谪时的自我超越；诸葛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汉未三国“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才是历史的真象。其次，应当倡导“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打破文学、历史、哲学等学科壁垒，全面把握文化名人的多维面相。最后，应当重构学术评价体系，减少对“创新标签”的过度追求，取消伪“研究院”“研究会”等伪学者营销伪文化的巢穴，铲除以营私为目的高大“标签”的滋生土壤，鼓励扎实的文献研究和深刻的思想阐释。

在这个标签泛滥的时代，我们更需要一场“去标签化”的文化启蒙。只有当学者们不再满足于制造和消费标签，当大众不再满足于浅尝辄止的符号化认知，我们的文化研究才能真正回到理解生命、理解历史、理解文明的本质上来。苏东坡若泉下有知，或许更愿意我们记住他那“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完整人生，而非某个被强加的“英雄”标签。

（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