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兴与太平天国的历史交汇                一一一洪大全、洪宣娇与地方记忆考略

                                文/张小鸥

      湖南资兴（旧称兴宁）与太平天国运动之间存在着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联系，从天地会首领洪大全的传奇人生，到洪宣娇部属在清江的流散，再到英王陈玉成后裔的隐居故事，这些历史碎片共同构成了太平天国运动在湘南地区的独特回响。本文将通过梳理地方史料与民间传说，还原太平天国与资兴的历史渊源，探讨这场农民起义在地方社会留下的深刻印记。

洪大全：从资兴秀才到太平天国"愍王"的传  奇  人  生

      在今日资兴新区，有一条名为"大全路"的街道，其命名背后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地方历史记忆——这条街是为纪念清末湖南天地会首领、太平天国"天德王"洪大全而命名的。洪大全（1823-1852），原名焦亮，又名焦玉昌，湖南兴宁（今资兴市）蓼江镇高冲村人，是太平天国运动史上一个极具传奇色彩却又长期被忽视的重要人物。

      洪大全早年经历颇具戏剧性。据史料记载，他自幼聪颖过人，早年考中秀才，显示出非凡的学识天赋。然而在随后的乡试中却屡试不第，这对心高气傲的焦亮造成了巨大打击。科举失意后，他曾一度愤而出家为僧，在寺庙隐居期间潜心研读兵书，这为他日后领导农民起义奠定了知识基础。不久后，焦亮还俗并再次参加科举，依然未能中举，这使他逐渐对清廷产生深刻不满，开始转向反清活动。

     咸丰初年，焦亮在资兴蓼江一带创立天地会分支"招军堂"，成为当地农民起义的领袖。民间传说他在大风寨"藏宝谷"一带练兵聚义，专门劫富济贫，并将掠得的金银财宝藏于山谷中，这些藏宝传说至今仍在当地流传。正是在这一时期，焦亮开始使用"洪大全"这一化名，既隐去了真实身份，又通过"洪"姓与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建立了名义上的联系。

     1851年太平天国金田起义爆发后，洪大全的生涯发生了重大转折。他最初试图投效清廷钦差大臣李星沅，希望获得官方认可来领导地方武装，但遭到拒绝和羞辱。恼怒之下，洪大全转而投奔洪秀全，并上书分析时局，提出进军湖南的战略建议，表示愿意联络湖南天地会响应太平军。洪秀全赏识其才能，封他为"天德军师"，后晋升为"天德王"，使其成为太平天国初期的重要谋士。

      然而，洪大全与太平天国领导层的合作并不顺畅。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秀才，他对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教义和激进的反孔政策深表不满。据史料记载，他曾直言不讳地批评洪秀全："臣观天王所为，大类似秦政"，并列举多项对比："秦政自谓功德高三皇五帝，而天王鄙羲农而非尧舜；秦政掘孔墓，而天王鞭撻遗像；秦政烧书，而天王以经史置污秽中"。这些尖锐批评导致他逐渐被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猜忌，最终遭到囚禁。

      1852年4月，太平军从永安突围时，洪大全被有意留在后队，结果被清军俘虏。清军最初误以为他是太平天国二号人物杨秀清，将其押送北京。在狱中，洪大全写下了《自述》和《西江月》等诗词，表达壮志未酬的悲愤。同年6月，这位才华横溢的起义领袖在北京被清廷凌迟处死，年仅29岁。

       洪大全死后，他在太平天国内部的影响力并未立即消失。据左宗棠家书记载，直到1864年，太平军侍王李世贤的部队中仍供奉着洪大全的金像。而洪秀全在南京刻立的"天堂路通"碑上，洪大全被追封为"愍王"，位列第21位，排在英王陈玉成之后。这些事实表明，尽管存在矛盾，洪大全在太平天国内部仍被视为重要领袖。

      从地方史视角看，洪大全的传奇经历体现了太平天国运动与湖南地方反清力量的复杂关系。作为土生土长的资兴人，洪大全试图在正统科举道路失败后通过反清活动实现个人价值，他的命运起伏既反映了晚清基层知识分子的困境，也展现了地方势力与大规模农民起义间的互动模式。今天资兴市以"大全路"纪念这位历史人物，不仅是对地方名人的缅怀，更是对这段特殊历史记忆的保存。

 太平天国的"洪姓"政治：神权构建与权力集中

      太平天国领导层中"洪姓"人物异常突出的现象，构成了这场运动独特的政治文化特征。从洪秀全本人到其家族成员，再到被赐姓的政治盟友如洪宣娇，洪姓几乎成为太平天国高层权力的代名词。这一现象背后，既有宗教神权构建的需要，也有权力集中的现实考量，最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洪氏政治"模式。

      洪秀全的姓氏政治始于其早期的宗教活动。他本名洪仁坤，小字火秀，在创立拜上帝教时改名为"洪秀全"。这一改名行为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政治象征意义——根据太平天国的官方解释，"秀全"二字可拆解为"禾乃玉食，人坐一土"，暗含"吾乃人王"之意。通过这种文字游戏，洪秀全将自己的名字神化为上帝旨意的体现，为后来的权力集中奠定了基础。

      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洪秀全系统地将其家族成员纳入权力核心。他的两个哥哥洪仁发、洪仁达虽才能平庸，却被封为"安王"和"福王"，掌握实权。长子洪天贵福（初名洪天贵，后改为洪天贵福）年仅9岁就被立为"幼主"，并配有四位"幼娘娘"。这种任人唯亲的做法导致太平天国后期"洪姓诸王"权势熏天，而真正有才能的将领如李秀成等反而受到猜忌。

      更具创意的是，洪秀全通过"赐姓洪"的方式笼络重要盟友，构建虚拟的"天父家族"。最典型的例子是洪宣娇（原名杨云娇），这位广西客家女子原本与洪家毫无血缘关系。1847年，她声称梦见上帝预言洪秀全的到来，这与洪秀全自诩"天父次子"的叙事高度吻合。洪秀全敏锐地抓住这一机会，认她为义妹并赐姓"洪"，使其成为"天父之女"。通过这种宗教操作，洪宣娇被纳入"神圣家族"，其原有的影响力也被洪秀全收编利用。

      太平天国赐姓现象不仅限于洪宣娇。据记载，安徽人洪容海加入太平军后，因洪秀全不许外人姓洪而被迫改姓"童"，直到投降清军后才恢复本姓。这种姓氏政治一方面强化了"洪"姓的神圣性，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诸多混乱。如常州太平军中有一个小卒原名"龙角"，因"龙"字被禁用而在名册上被随意改为"隆郭"；另一个与侍王李世贤同名同姓的士兵，则因上司惧怕冒犯权贵而被处决。

      从功能角度看，太平天国的"洪姓政治"至少服务于三个目的：宗教合法化——通过构建"天父家族"强化洪秀全的神圣地位；权力集中——将重要盟友纳入虚拟血缘网络以加强控制；身份重构——通过改名换姓切断起义者与旧秩序的联系。然而，这种过度依赖家族统治的模式最终削弱了太平天国的战斗力，大量无能的洪姓族人占据要职，而真正有才能者受到排挤，成为导致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洪大全（焦亮）的案例展现了地方反清领袖与太平天国"洪姓政治"的复杂互动。他主动采用"洪"姓，既是为了寻求与太平天国的联盟，也可能含有借助"洪"姓神圣性自抬身分的考量。然而，作为一个有独立思想的地方精英，他最终无法完全融入太平天国的神权体系，这种矛盾注定了他的悲剧结局。

     洪宣娇与太平天国女兵在资兴的踪迹

      太平天国著名女将洪宣娇及其部属在资兴清江一带的活动，构成了太平天国与这一地区历史联系的另一重要线索。通过梳理地方档案与民间记忆，我们可以勾勒出这位传奇女性及其追随者在湘南地区的最后踪迹。

      洪宣娇在太平天国内部的崛起本身就是洪秀全精心设计的结果。她本名杨云娇（一说杨宣娇），是广西紫荆山地区的客家女子，在拜上帝教早期活动中就表现出非凡的影响力。1847年，她声称自己曾梦见上帝告诉她："十年后有人来此教人拜上帝，汝当遵从"，这一"神谕"与洪秀全自诩"天父次子"的身份叙事完美契合。洪秀全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机会，认她为义妹并改其名为"洪宣娇"，通过这种宗教操作将其纳入"天父家族"，成为巩固自身神圣地位的重要工具。

      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洪宣娇扮演了多重关键角色。宗教方面，她作为"天父之女"的身份强化了拜上帝教的神圣叙事，形成了"男学冯云山，女学杨宣娇"的教内风气；政治方面，她与西王萧朝贵的婚姻成为洪秀全笼络这位军事强人的重要纽带；**军事方面**，她提议建立的"女馆"制度使太平天国能够动员大量女性参与战斗和后勤工作，据记载天京时期女营人数曾达10余万之众。

      1852年，洪宣娇的丈夫萧朝贵在攻打长沙时战死，但这并未削弱她的影响力。定都天京后，她更深度卷入高层权力斗争。1856年，她因与东王杨秀清的个人恩怨（包括曾被杨秀清杖责的耻辱）及政治矛盾，联合北王韦昌辉策划了血腥的"天京事变"。据传她假意亲近杨秀清，诱使其举办宴会，最终促成韦昌辉血洗东王府，导致数万人丧生。这一事件成为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天京陷落后，洪宣娇的最终命运众说纷纭，而资兴地方史料提供了重要线索。根据《白薇评传》记载，洪宣娇的部分部属确实流落至资兴清江一带。书中详细描述了一位名叫赵翠兰的太平天国女兵的经历：天京被攻破后，时年十五六岁的赵翠兰作为洪宣娇的部属，"舞双刀，跨战马，跟着太平天国余部，冲杀出来，流散到资兴的清江一带"。这位女兵后来被湘军军官黄秋芳收留，因其"穿着绿衣红裙，生的娇小玲珑，优雅娴静"而深受喜爱，最终成为黄家妾室。有传：洪宣娇最终落脚在留嘉田，并死后有"李夫人之暮"之说，后来清江有人发现某石桥石壁上有一个封口洞子，疑为其墓。

       清江乡的民间记忆与物质遗存进一步佐证了太平军余部在这一带的活动。当地"水帘洞"上方有一处洞穴，相传是太平军残部的藏身之所。据老一辈讲述，洞中曾发现大量尸骨以及刀、枪等武器残件，当地人称之为"苗子洞"，将那些人的活动称为"走苗子"。传说这些"苗子"实为太平军残余势力，他们占据险要洞穴，"白天抢东抢西，晚上防备甚严"，令地方团练无可奈何。最终团练通过向洞内水源投毒才瓦解了这支残部，幸存者从内部封堵了洞穴，形成了所谓的"自掘坟墓"。

      清江留嘉田何绍贤墓碑上的铭文"膺团练除坑害，乡里咸保，煌煌乎西里戴德"也从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地方动荡。虽然碑文未直接提及太平军，但结合历史背景，这里的"坑害"很可能指太平军残部或其他关联的地方动乱。何绍贤生于1821年左右，1856年时正值三十五岁壮年时期，时间上与太平军活动完全吻合。

      将这些碎片化的证据拼合起来，我们可以大致还原洪宣娇部属在资兴的活动轨迹：天京陷落后，部分太平军女兵在洪宣娇（或以其名义）带领下突围南撤；其中一支辗转至资兴清江山区，或占山为王，或隐姓埋名；他们的存在引发了地方团练的持续清剿，最终在"水帘洞"等地走向悲剧结局。这些历史记忆虽掺杂传说成分，但核心事实与太平天国失败后余部四散的历史大背景相符，为研究太平军残部的生存策略提供了珍贵的地方视角。

 英王后裔与团练记忆：太平天国在资兴的余响

      太平天国运动在资兴地区的历史回响不仅体现在洪大全、洪宣娇等人物身上，英王陈玉成后裔的隐居经历以及地方团练对抗太平军的记忆，共同构成了这一地区与那场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多元历史联系。这些历史片段虽然零散，却为我们理解太平天国失败后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珍贵的地方视角。

      英王陈玉成家族在资兴的隐居经历是一个颇具戏剧性的历史插曲。作为太平天国后期最杰出的年轻将领，陈玉成（1837-1862）在天京事变后迅速崛起，被封为英王，成为支撑太平天国危局的重要支柱。1862年，他在安庆失守后被俘，英勇就义，年仅25岁。鲜为人知的是，他留下的血脉却在资兴（当时称兴宁县）得以延续。

       据地方史料记载，1864年天京陷落后，陈玉成的妻子蒋桂娘带着年仅3岁的儿子陈天宝逃离南京，历经艰险辗转至湖南资兴隐居。为躲避清廷追捕，蒋桂娘化名"何王氏"，在资兴兴宁镇一带默默生活，得到当地百姓的暗中庇护。这位曾经的"英王娘"在资兴度过了大半生，直至1926年去世。她的孙子陈慎初继续在资兴生活，直到1980年才带领家族返回广西藤县祖籍定居。这一跨越百余年的家族流散史，是太平天国将领家族隐姓埋名、艰难求存的典型例证。

      从历史研究角度看，陈玉成后裔在资兴的隐居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方面，它反映了太平天国高层家属在失败后的生存策略——远离政治中心，隐入偏远山区；另一方面，它也展现了地方社会对太平军家属的复杂态度，既有官方追捕的压力，也有民间同情的庇护。这种微妙的互动关系是正统史书较少记载的底层社会实态。

      与太平军流散人员相对的是地方团练的活动记载。何绍贤墓碑上的铭文"膺团练除坑害，乡里咸保，煌煌乎西里戴德"清晰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地方权力结构变化。何绍贤生于1821年左右，1856年太平天国金田起义时正值三十五岁壮年时期，完全参与了咸丰年间的地方防卫活动。碑文虽未直接提及太平军，但结合历史背景，这里的"坑害"很可能指太平军残部或其他与之关联的地方动乱。

      团练作为清政府应对太平天国的地方武装力量，在湖南地区发展尤为迅速。面对八旗、绿营正规军的无能，清廷不得不鼓励地方士绅自办团练，"搜查土匪"、"保卫乡里"。曾国藩的湘军正是从这种地方武装中发展而来。资兴作为湖南东南部的重要县域，其团练活动必然与太平军的过境或残部的存在有所关联。何绍贤墓碑的颂词表明，成功的团练领袖确实能在地方社会中获得崇高声望，这种"保境安民"的地方自治传统与中央政权对太平天国的镇压形成了微妙互补。

      值得注意的是，民间记忆中的太平军形象与官方记载存在明显差异。清江"水帘洞"的传说将太平军残部称为"苗子"，反映了地方社会对这群"外来者"的认知方式。将太平军与苗族关联可能源于两者都被视为"异类"的相似处境，也可能确实有苗族成员加入了太平军残部。传说中的"走苗子"活动白天抢劫、夜间防守，展现的是生存压力下的暴力行为，而非意识形态驱动的革命行动。这种民间记忆剥离了太平天国的宗教和政治光环，呈现了失败后起义者的真实生存状态。

      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看，资兴地区关于太平天国的多元记忆。无论是洪大全的传奇、洪宣娇部属的流散、英王后裔的隐居，还是团练与"苗子"的对抗，共同构成了这场运动在地方层面的复杂遗产。这些记忆有的被官方史书记载，有的仅存于墓碑铭文，更多的则通过民间口传得以保留。它们或许不够系统，却提供了正统历史叙事之外的多维视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大历史背景下普通人和地方社会的真实经历与应对策略。

   洁隅惨案：太平天国余部与地方团练的冲突

      《兴宁县志》记载：同治四年（1865年），资兴洁隅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惨案——八十九名村民被烧死在山洞中。这一事件虽非太平军直接所为，但与太平天国余部及清军叛勇的活动密切相关，反映了湘南地区在太平天国失败后的持续动荡。

      洁隅惨案的直接原因。叛军南窜路线，五月中旬，叛军从宁城南乡洁隅（今资兴清江镇一带）逃窜，企图进入广东。  村民的防御措施：洁隅村民因来不及远逃，便携带家小躲入附近山洞，并在洞口堆积柴草，安装“风轮”（一种鼓风装置），计划若叛军搜山，则点燃柴草以烟雾阻敌。  

      计划失败，反遭火攻：叛军发现村民藏身之处后，不仅未被烟雾阻挡，反而利用风向反转，主动点燃柴草，导致洞内八十九人（男女老幼）被活活烧死，十二户人家绝户。  

       事件后续与官军不作为。官军贻误战机：  和字营在叛军撤离宁城后，官军“和字营”尾随叛军，但仅保持五六里的距离，却迟迟不进攻，反而在城中逗留。  

      威武军后续赶到的“威武军”虽与叛军在翰塘山短暂交战，但很快撤退，并占据民房半月，趁机劫掠百姓剩余财物。  

      民间谚语印证“贼如梳，兵如篦”（土匪抢劫像梳子梳过，官兵搜刮像篦子篦过），说明百姓对官军的失望远甚于叛军。  

       立碑纪念：惨案发生后，村民将洞口封堵，并立碑作“大冢”以纪念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