仵埂，1956年10生，陕西富平人。西安培华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教授，文艺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第二届德艺双馨荣誉称号”获得者。长期致力于美学、小说、戏剧、散文、电影等方面研究，在《人文杂志》《南方文坛》《文艺争鸣》《西北大学学报》《小说评论》《中国作家》《光明日报》等报刊杂志发表论文、评论及作品二百余万字。著有《受难与追寻》《文学之诗性与历史之倒影》《魂魄何系》《惊诧与漠视》《文学镜像里的主体建构》等，主编有《影视鉴赏》《柳青研究文集》《中国古典文学赏析教程》《外国文学名著赏析教程》等。理论作品获陕西省文艺评论奖、柳青文学奖、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

        反讽笔调下的日常性荒诞

     ——方英文长篇小说《群山绝响》读后

       “文革”那样一个年代，离我们渐行渐远。它到底是一个什么面目？对“文革”的解读和定义，有各种各样的回忆或者文件。方英文的长篇小说《群山绝响》，就是一个山村少年元尚婴眼中感知的那段历史，不是概念意义上的历史，不是文件总结的历史，不是教科书上的“文革”，而是作家方英文通过这个少年的眼睛看到的“文革”。作品的意义，就在于它重现了一个时代，是以一个孩子的方式重现的。理论概括和文件定性都无法替代小说所具有的鲜活生动的场景再现，艺术所具有的丰富性多义性就在这里。一个时代的特殊记录，就这样呈现于读者眼前。其特殊价值在于，当人们打量这一段历史时，它提供了一个少年的视角。卡西尔认为，历史学家熄灭了自己的个人经验之光，就不可能观看也不可能判断其他人的经验，就好比在艺术领域中没有个人经验就无法写出一部艺术史一样。元尚婴的个人视角意义盖在于此。

       《群山绝响》描写的是“文化大革命”末期的一段往事，故事发生在陕南山区的楚子川村，元尚婴是个十六七岁的少年，他是整个作品的主人公。小说以元尚婴的视角作整个作品观照社会生活的基点。他单纯，有爱心，跟随家里吃斋，喜欢读书。因为出身地主家庭而无法上高中，因此他初中毕业不得不回乡务农。因为一次偶然事件，高中的一个名叫万水贵的同学意外溺亡，于是有了一个空缺，他才得以上了高中。

       他的又一次幸运是乡邮员意外死亡，他被简书记发现，当即去顶替乡邮员之职。这种幸运被大家妒忌，有人写了检举大字报，说他说“毛主席死了”的话，因之乡邮员之职被拿掉，连中学学籍亦无法保留，被迫离开汉叔中学回了家。此时，毛主席真的逝世了。

        我简要回顾作品的故事主线，想表达这样的想法；方英文的这部小说，从情节结构而言，没有大起大落、波澜壮阔的结构与宏大的斗争场面，其不是这种路数，而是以散文式的笔法，以一个少年的眼睛，将一个个生活琐事串联起来，让读者看到那个时代的状貌。可贵的是，作者真实还原了那个历史阶段的氛围。这种还原，不是站在后来者的立场上，清醒而理性地批判，而是置身于那个时代，酿造出那个时代的真实氛围，描摹出一个少年在那个时代的困惑、彷徨和无奈。少年无从反抗，甚至连反抗意识也没有萌生，没有批判，觉得这一切本是如此。所有的只是心惊胆战地茫然地偷听敌台，或者谈论女孩子，如同契诃夫小说中惯有的无事的悲剧一样。我极为看中的是作品的氛围营造，这种氛围，极为生活化，它不是那种后来人回忆的大悲哀，不是那种要死要活的“文革”生活，当然更不是那种极左派喜滋滋的天下一片红的恣肆意淫。

        小说描写了平民百姓日月的艰辛与静静流淌的苦愁，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下来。即使是渗透于日常性的悲哀，也因为了这种日常性而使鲜血暗淡，但是你能看出那种啃啮人心的苦痛。无疑，在少年元尚婴的心中，历经着别一番现实，痛苦难熬。他从学校回到农村，如父辈一般劳作，他与其他人一起劳动，一起插秧，没有那种寻死觅活的大悲哀。所以说，这部作品构成的“文革”回忆或者说“文革”书写，是一种藏在字缝里的淡淡的忧伤，一个被压抑的地主儿子的体验和感受。假如说乡村社会对这样一场触及每个人生活的风暴有着特殊的抵抗的话，那就是一个社会整体在以人性为本的原则下的本能性抵抗。元尚婴的家，虽被划为地主，属于阶级敌人行列，但由于他家在乡村所形成的社会地位之存在，事实上却由“黑五类”倒转为被尊重。比如，元尚婴的爷爷是一名中医，父亲虽然因犯错而回乡，但因其为人做事有板有眼，有情有义，有礼有节，且善于经营，其在农村的地位，并未伴随着这种国家意识形态的打压而成为事实上的专政对象。在乡邻心中，他们还是有着一定的位置，受到人们的尊重。这些地方，反映出文化传统在乡村社会还是构成了一种价值尺度，在支持着人们对眼前事物的判断。或者说，这种文化传统，作为一种潜存在，在实际上支撑着社会的有限修复和日常运转，成为因阶级划分而导致的社会撕裂的隐对抗。在乡间，人们还是讲乡情，讲礼节，讲人伦，讲天道人心。做事不能离谱，这个谱是什么呢？就是元尚婴欲去上中学，须带上肉票，或者砧板，到人家家里，人家也会礼让不受，说一些暖人心的话语来。乡村社会里黏合人心的，正是这些东西。

        在方英文《群山绝响》中，其另一审美要素，也许更为重要，这就是他加进“文革”叙事中的喜剧要素。“文革”在我们的记忆中，或者说在历史学家的书写中，总是和残暴血腥相关。当然，它无疑含着残暴血腥，只是在“文革”十年中，除了开始的一两年外，其余时间，是恐怖氛围中的日常性存在。不同的视角，有不同视角的摄取。小说是以一个少年的视角，并且是以一种不无反讽的笔触，来叙事“文革”的，中间的许多血腥，被戏剧化的方式冲淡，加入了别一种要素。就是说，作者的叙事中，常常以一种黑色幽默的眼睛来看取人生世相，使其中一个个事件中的人和事，因了喜剧的要素而减弱了其中的血腥和残忍。或者说，将其中的残忍血腥转化为一种温和气氛下的无奈调笑，减弱了让人透不过气的压迫氛围，这是《群山绝响》特有的审美特征。马广玲是少年元尚婴心中喜爱的女孩子，她也总是想法接近元尚婴，约到她家去吃未熟的青苹果，让他挠痒痒，开始隔着衣服挠，马广玲说不解馋，让他直接在身上挠，他的手触到了一个少女的肌肤，令他一整天神情恍惚，辗转反侧。这样一个有着朦胧爱恋的女子，不久就要嫁人了。元尚婴与之在路途中迎头相碰，他觉得要送一件礼物给她，也许以后永远见不到了，于是将自己背的“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黄挎包从肩上卸下来，将马广玲的小包袱塞进去，然后挎在马广玲的肩上。但是元尚婴始终没说一句话，马广玲期待着，临末，元尚婴说：“你以后好好听毛主席的话。”然后两人各奔东西了。这真是一句黑色幽默！这不是创作，这是再现！今天我们看到的荒谬和好笑，在那个时代却是真实的表达。悲哀的是相爱的一对态人，连能正常表达自己的话语都丧失了，这是多么悲哀荒诞的事呀！一个人已经说不出正常活了，说不出自己的情感了。大话空话以宏大严肃的面貌充斥在日常生活中，那么表达日常性的话语就成为落后和叛逆。如此一个荒谬的时代，只有在这样的细节里，我们才可见其真面目。

      《群山绝响》表达的是“文革”话语下的常态，生活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既不激烈发狂，也不平静无波，人总归是要活着，是活着下的常态，无奈下的日常性。区委书记简振华到街道理发馆理发，理完发，“简书记掏出一支

烟，黄师傅马上打火机凑上去，简书记口吐烟缕，瞄了一眼田信康，显然不认识。简书记认识的人有限，但全汉叔区的人，很少有不认识他简书记的。黄师傅说：' 全国人民都认识毛主席，毛主席能认识几个全国人民啊。您简书记，就是咱这里的毛主席啊——’简书记一巴掌上去捂住黄师傅的嘴：‘你能否管住你这大喇叭？’左右看看：‘多亏没人听见。’”这样的幽默，既是特定时代氛围下的表达，又在一定情境下推动人物活动。

       假如说，“文革”因了20世纪80年代社会的普遍挞伐，而成为那一时期作家叙事下残酷的血腥事件，因之而不能接受任何对“文革”减弱其血腥气的描述，那么可以说，《群山绝响》也无法被上述观点持有者所接纳。假如说，对过去岁月充满留恋的极左者，因对“文革”还依然保留某种怀恋，某种美好的记忆，那么，作者笔下的这种反讽式的对权力对“文革”高压下的生活的再现，也是不能被接受的。方英文的捕写，有可能不会被这两个不同群体的人接受。但是，反过来说，这部作品，又能最大限度地还原和弥合这两种不同的看法。我相信，大部分具有“文革”经历的人，会认同他对“文革”氛围的真实描写，因为这是一种常态的真实，尽管它既不是血淋淋的，亦不是莺歌燕舞的，它是日常性的非戏剧化的刻骨的真实。

       《群山绝响》的叙事中，要说起来，倒没有一条强烈的一以贯之的故事主线。连起来的是以元尚婴这个少年作为主角的琐碎的日常生活画面，他的少年式的小小愿望，小小哀愁，或者喜悦。正因为他具有日有性，才更有助于我们回到那个时代，回到真切的“文革”中。匮乏，是那个时代的典型特征。作品以人们对待食物的渴求，显露出那个时代的痕迹。比如，当地死了人，十里八乡的亲戚朋友都来吊唁，吊唁之后坐席吃饭。那个年代，肉，一般人家是吃不起的，席面上最好的一道菜是一碗豆腐。老师带学生去学农，途中遇到一起丧事，田信康灵机一动，拉上元尚婴、樊少军诸人充亲友，磕头吊唁，混得了一顿豆腐吃。诸如此类的生活细节，十分搞笑有趣，但亦很真实。他们开始时假哭，但哭着哭着，竟真的伤心起来，流下了眼泪。田信康几次关于吃的故事，毫厘不差地反映出那个时代物质的严重匮乏。

田信康是作品中写得很成功的一个人物，这个元尚婴从小到大的玩伴，大胆荒唐有趣。他的所有兴趣，都在吃上了，这恰是一个匮乏时代的典型表达。他去理发，理一次1角钱，但是他想省5分。因为他捡了二两粮票，若能省下5分钱，就可以买一个馍吃。作品这样描写田信康的招数：

      “黄叔，”头发理到一半时，田信康说，“我身上只有5分钱啊。”

      “那你咋不早说！”黄师傅马上将推子丢到台面上。

      “您理我这个头，5分钱刚好么。”

      “看把你能的，你方才没看见，连简书记人家都付了1毛钱是不！”

      “我是亲眼看见了，可是您没见他那头，大的！是不是能分我这两个头？”

       跟前的人都笑了。

       黄师傅是何等人，日本鬼子都不怕，还怕你这小赖子不成！

      “你们老师，咋教你的？！”袖子一挽，要扇田信康耳光——田信康头一摆，同时右手一反勾，中指划过后台上的剃刀，中指再抽回来朝着方才理过发的部位一抹——但见一道红印——蹦到街道上，喊叫起来：

      “都来看啊，都来看啊，黄师傅把我头理成啥啦！”说时拿中指在耳朵边、脸颊上乱抹一通，半边脸都是血了。

       田信康用这种招数，终于让黄师傅认了栽，也终于为自己省得了5 分钱，最后如愿买了个蒸馍。

        假如说，食物的匮乏成为那个时代的典望标识，那么，与之相伴的就是性的饥渴。在一个被神圣性压倒的时代。性欲望的实现则含有大逆不道的解放性意义，人们在一个有漂亮女子的地方，总是充满某种莫名的骚动期待，顾老师于是就成为所有人的欲望对象。白校长会夜半爬起来悄悄塞几块锅巴到顾老师的窗里，倪老师会为顾老师朗诵自己的诗歌，将自己最美的一面展示给顾老师。顾老师唱歌时，胸口渗出奶水，倪老师上前给她擦拭，由之惹出麻烦。这也是一个很好玩的情节。

        元尚婴买了四样礼物，去死了的同学万水贵家看望其父母，苏景兰陪同。到了岔路口，两人该分手了，元尚婴从挎包里掏出一根麻花，要递给苏景兰，“苏景兰依然推让，不同的是，苏景兰伸过来的手没有接触麻花本身，而是将她的三根指头一下子搭到他的手背上，拓而推之，‘就这一根，你吃，我马上到家了。’”作者接着详细写了元尚婴在对方的这个动作下的感受。“元尚婴没能听清对方说的啥，因为对方的三根手指拓着他的手背，不离不弃，如一股蜜液迅速窜进他的臂膀，回旋了他的周身，晕眩了他的神经，导致他平生从未有过的陶然恍惚……苏景兰重复一遍意思，元尚婴这才说：‘哦，哦，我吃……我吃……”实际上他说非所想。苏景兰三根指头撤离他的手背，他这才恢复知觉。”

        当元尚婴的目光落在苏景兰的胸脯上时，苏景兰说“‘你看啥呀！现在，都得——’她垂目自顾，‘勒回去……不然就是流氓！’那时流行平胸，若是奶子颤悠悠，便有“作风不正派’之嫌”。这样一些精彩的细节再现，使我们可以从中窥视一个时代的荒唐，窥视一个时代在人的日常中是怎样构成重压和禁锢的。

        作品中让人稍感不适的描写，是作者写到人物吐痰的细节。比如。田信康往天上吐，眼看垂落下米，头一偏，落地上，很快被身边的母鸡啄了去。这些地方，尽管具有人物的神态动作的生动性，但失去了美感，应有所节制。

      选自《当代陕西小说研究》  仵埂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