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在场美

        ——读陈红星《我能看到的人生》

                       杨焕亭

     《我能看见的人生》是陈红星给自己散文集的命名。它本身就代表了作家对自己作品的美学价值判断：这就是自觉地选择以在场主义的目光观察人生、透视社会、梳理情感和剖解精神，从而摒弃了影响生命价值认知的浮华虚假和媚俗遮蔽，把一种在场性强烈，介入性鲜明和当下性本真的文本呈现给读者。这不仅是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在场主义散文写作传统的一种承继和发展，尤其在新大众文艺方兴未艾的文化背景下，对于散文写作取向有着美学意义上的引领。从生命诗学的层面说，“存在正是存在者得以出场和呈现的根据。”（海德格尔语）人生的价值所在正在于“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人生到处何所似，应是飞鸿踏雪泥”的在场美。

       人生的在场美首先在于人作为“此在”的生命，被赋予在广阔视域下亲见生活的主体性。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诗人顾城以诗性的语言写道：“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用它寻找光明。”在场主义所强调的“在场性”，正是这种感官对生活的直接观察。毫无疑问，陈红星是这种写作思维的忠实践行者。他艺术视野中的“行”是“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的主体介入，“见”是“闻之不若见之”的感觉力。因此，走进人生的第二故乡时，尽管此前有过行旅者的经验，然而，他更相信自己的视觉感知。那是一种滤去了市场喧嚣的朴诚，“我不再担心着有人偷走我的钱包和手机，也不会有人故意让你撞到了他的东西上而敲诈你”；是一种远离“浮躁”的安谧，“从第一眼看到这个城市的那一刻起，我开始觉得这是一座静谧的城市”（《到奎屯》），而“她的这种整洁安静，看起来是天然的，是属于这个城市骨子里的，而不是人为造出来的”（《夏在奎屯》）；是一种“人性”沛然的绿色芳草地。如果说，流浪者在接受街头救助的一瞬间，“他的心里似乎融化了一年多来所有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回暖》）于作家心头掠过“仁者爱人”的人文温暖，那么《乞丐的人格》则通过与乞丐的街头遇见，向读者展示了一种另类的“人格”光彩，“虽然是一个我乞丐，但他却在人格上受到了应有的尊重”。不难发现，作家的这些叙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一是所有的场域都留下作者主体介入的足痕，二是所有的叙事都打上作者“亲见”的烙印，三是所有的审美感知都源自于人的认识的第一环节“感官知觉”。这正是在场散文的本体要求，即面向事物本身，正如美国美学家帕克所说：“感觉是我们进入审美经验的门户，而且它又是整个结构的基础。”

       人生的在场美也在于生活赋予人作为“此在”的生命审美的“历时性”，从而获得穿越时间一维性的情感真实。所谓对当下现实的介入，在人文层面，就是对人类生存环境和情感历程的介入，而这一切，都是在人的“历时性”存在中得以实现的。《娘·娘》具体地体现了这种追求。作家以自己的生活阅历为基线，片段地铺叙了在不同时间生态下作为人类生命母体“娘”的两种生命态。从“她的肩膀上挎着一个褐色的袋子……目光凝滞而忧伤，是仿佛完全浸泡在不幸的人生命运里一样的那种目光”到“看见一位壮实敦厚的大哥骑着一辆电动摩托车……在他身前宽大的脚踏板上，竟然坐着一位身材矮小的老人”，“这一定是他的母亲了！有母亲在他的身旁，他的人生一定是踏实的也是幸福的。”在这里，作家作为主体的审美经验与作为对象化的客观存在，在时间一维上处于同步状态，从而保证了审美“联觉”的真实性。于是，我们发现，穿越时间的长廊，作家读出了因为“人”的存在而“无声的雪创造了新的有声的世界”，读出了“人，只有人，才是改变世界的根本力量”的美学自信（《冬天里，我喜爱的声音》）；漫步季节的“甬道”，作家从“频婆街公路边那一行行的杨树一天天透出的一片片新绿”感知“生命中诗意”。作家以“在场主义”的文学姿态，以一个“身在远方”的自致角色对“诗与远方”的命题做了新的哲学意义上的解读：“远方的你永远是别人眼中的风景，而远方却永远是你脚下要走的路。”这种主客体之间“历时性”的同步观照，在陈红星的作品中俯拾皆是，如从人与人之间不同场合的邂逅品味“黑了，明了，阴了，晴了，笑了，哭了，走了，来了”的人生百味；又如在西部列车上，捕捉“你看窗外的风光，风光也在看车窗内的你”的即场领悟、“这个时候，唯一能做的就是和自己内心进行对话”的自我观照和“如果有人看你，你也成了旅途上的风景”的主体“对象化”，所有这一切，既囊括了在场散文所具备的基本特征，又体现了作家个性的美学追求。

      人生在场美还在于生活给予人作为“此在”的生命本然的亲知的能动性，从而得以透过三维空间去把握理性的力量。在场散文的一个重要的艺术追求就是去蔽，就是敞亮，通过摒除影响审美实践的浮华俗尘，从而走向无遮蔽的“澄明”之境。从中国古代哲学家荀卿子通过“解蔽”消除感觉误区到海德格尔的““真理的本质是自由，而自由的本质是让存在者存在，是去蔽”，成为在场散文写作的重要方法论。它要求写作主体置身事物场域，通过体察、感悟，思考，进行深度介入，对人类生存环境、生命生态投以人文的温暖和悲悯。读陈红星的散文作品，我注意到，作家将心·思作为第三辑的标题，而“心”是置于“思”之前的，这绝非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注入了作家对生活逻辑和艺术逻辑的辩证统一观。在中国古代哲学那里，“心之官则思”，“心”是“思”的载体，“思”是心的功能，而在现代哲学这里，“心”实际上是“人脑”，意识是“人脑的机能”。作家的这种认知，赋予自己的作品以鲜明的思辨色彩。从《黑板的哲学》到《阳光的馈赠》；从《鞋和它走过的路》到《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的时间》，不仅处处着力于对象的客观化，更在于对象美学意义的抽象。《若干年后的偶像》，虽然作者以很大的篇幅叙述了张虎这个曾经是自己心中“偶像”的普通人物的命运变迁，然而，字里行间灌注的却是作家对“人”的历时态的理性审美。张虎在作家审美天平上“偶像”倒塌而归于“平凡”，是伴随着主体的年轮更换，去除了许多“虚假”的“遮蔽”，使得更真实的生命呈现在面前。显然，以人的在场目击为开端，以审美“联觉”为基础，以“去蔽”为途径，最终走向“不被外界的纷扰所影响”的澄明之境和敞开的人生态，是陈红星散文写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陈红星的散文，还有许多可圈可点的地方。不过，只要认真地而不是敷衍地、系统地而不是零碎阅读作家的作品，就会发现，着眼于新的发展，新的实践，仍然有着可以打磨提升的空间。祝愿红星的创作不断有新收获，新绽出，新成果问世。

                 2025年7月19日于梅轩

【作者简介】

       杨焕亭，中共党员，现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咸阳市楹联协会名誉主席，咸阳师范学院兼职教授。曾任陕西省作家协会第五届理事，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第二、三届理事、咸阳市作家协会主席。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以来，先后在人民日报等国内报刊杂志发表作品将近500万字。出版散文集、学术专著、长篇人物传记、长篇小说记13部，长篇小说《汉武大帝》、《武则天》、《汉高祖》（均为全三卷）被出版部门称为历史题材“三部曲”，记370万字。其中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大帝》获湖北省“五个一”工程奖，参评茅盾文学奖评选。作品曾多次在国内评奖中获得奖次。连续获得全国优秀对联创先进工作者工作者。作品多次入选《当代中国楹联作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