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文/孙宏恩

六十来岁的孙有亮自嘲自己是个候鸟，这不，地里的庄稼刚收拾停当，他和妻子红霞就搬离老辈人留下的院子，住进了和谐小区的楼房里。红霞闲不住，匆匆吃了早饭，又在厨房里叮叮当当忙活着，她在给有亮准备午饭，忙完还要去果库上班。现在正是果库收购入库的大忙季节，红霞的工作主要是装袋，她业务熟练，按件计工每天的收入在三百元左右，“钱头有火”，因此她一天不落干得欢着呢。此时她一边解下围裙，一边对有亮说：“我上班了，一会儿直接打火，锅开半小时关火，就可以吃了。”有亮答应着，她又撂下一句话：“唉，啥时候你也能把家务活给我分担一些就好了。”就急匆匆出门了。

红霞前脚走，有亮第一时间就点上了香烟，悠哉悠哉吞云吐雾，真是天不收，地不管。

有亮原本叫有粮，他出生的那一年，全国都缺粮，家里也不例外。长到几岁了，家里的窘境还是一点没改变，看来起名字只不过是家长美好的愿望罢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丝毫改变不了什么。每一顿做饭前母亲总犯难，把舀到碗里的面抖落一些，再抖落一些，才放入和面盆里操作。盛饭时，母亲拿捏得准，给每个人盛一碗，锅里总还剩那么一些，吃到中途，她会给祖父、祖母的碗里各加一勺，这时候，祖母会说：“我够了，不要了，你也不要光喝汤，面给你挑上吧。”母亲一面抽身退到厨房，一面说：“做饭的人还能饿着？我是不爱吃面。”母亲的这一说辞，有亮从小听到大，就是因为缺粮，怕老人、孩子受罪，母亲宁可苦着自己。这时候祖母会把她碗里不多的面条分拨给有亮兄弟几个。吃罢饭，祖父会点上一袋烟，慢悠悠地说：“那些年，我赶着皮轱辘车，去南边贩粮食……”有亮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祖父，他想知道南边是哪里，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能到外边开开眼，看看那不一样的世界。

怀揣着这个秘密，不知不觉就到了上学的年纪。学校统计基本情况，一看到“有粮”二字，那个留着长辫子的“北京学生”老师就噗嗤一声笑了：“有粮，你叫有粮？真会起名字，这是以粮为纲啊！”同学中就有人跟着嘻嘻发笑，继而窃窃私语，这种不同寻常的骚动一直窸窸窣窣持续着，一向腼腆的他如芒在背。下课了，大家一窝蜂涌出教室，他刻意迟慢了些，但还是被几个人围住了，他们齐声喊：“有粮有粮，吃饭喝汤，一旦没粮，拉棍逃荒。”为首的是爱国、红旗和保东几个，其余摇旗呐喊的有男生，还有女生，他涨红了脸，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闷闷地回到家，祖母喊他吃晚饭，才发现他抽抽噎噎哭个不停，经过再三盘问，才得知了原委，气得祖母要去找那几个孩子的家长理论，被母亲拦下了。“才几岁的孩子，气性这么大，不大点事就搁在心里过不去，以后的坷坎还多呢，遇到烦心事可怎么过？嗯，这孩子心里一点都不亮堂，可该怎么办啊。”父亲对此很发愁，顿了顿接着说，“干脆，改个名字，叫有亮吧，亮亮堂堂的亮，心里亮堂，做事亮堂，做人亮堂，那就好了。”“行，就叫有亮，前路亮亮堂堂的。”母亲附和着。从此，有粮成了有亮，再也没人拿他的名字开玩笑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有亮和他的兄弟们都在长大。家里的房子明显不够住了，三间瓦房，紧挨是一间低矮的厨房，厨房里有火炕，一到冬天热闹又温馨，只是太拥挤了。挨着厨房是更低一些的柴房，柴房边是又低一些的猪窝，猪窝过去是鸡窝，鸡窝不及猪窝的一半高，挨着鸡窝是只有两砖高的兔子窝。一眼望去，一律的泥巴墙呈阶梯状越来越低。

渐渐长大的有亮冒出一个念头，想有个单独的空间，于是在一个周末，他把柴房腾了出来，打扫干净，搬来几摞砖码整齐，在上面搭上门板，一张简易床就做成了，放下草帘，便是一个专属私人空间，躺在那伸不展脚的床板上，有亮还是觉得幸福满满，想起自己曾经的名字，不由就笑了，现在家里真的是有粮食了，夏收前父亲新买了麦囤，交完公粮，还添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天线刚刚竖起，全巷子的人都来了，这可是整个巷子里的第一台电视机。

眼瞅着几个男孩子都长起来了，父亲终于下定决心，拆除了家里似数学题上降幂排列的大大小小的建筑，一线起盖起了三间门房和五间厢房，虽说还从亲戚朋友那里拉了些饥荒，但一点不用发愁，照如今的收成，有一两年的时间就可以还清所有的欠账。新房落成，高中毕业的红霞就嫁过来了。

此时的有亮除了干农活，还学了把干木工活的手艺。在村里盖房的木匠叫厦木匠，做家具的木匠叫家木匠，而有亮学的是全活，提起瓦刀能筑墙，拉起墨斗会下线，还会油漆，算是个能人。“家木匠卯紧，厦木匠卯松”在拿捏松紧这一块，有亮最是精准的。地里有活时，他一头扎进地里，干得昏天黑地，除了小麦，还种棉花、玉米、西瓜，什么产量高，能卖好价钱，他就种什么，有一年还跟镇上的林业站合作，育了十多亩的树苗；农闲时，或是几个人成立木工班子盖房子，或是给别人家里做家具，不管晴天雨天都在忙，一年四季连轴转。大概他那时早就忘了自己曾经渴望走出村庄的梦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