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在长安——大器晚成的高适
高适在长安的生活并非长期定居,而是多次短暂停留,贯穿其青年至中年的仕途求索与政治转折。这些经历深刻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与人生轨迹,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青年求仕:大约723年,20岁初入长安,也就是开元十一年,高适首次游长安。那时试图通过科举或干谒权贵谋取功名,但未能成功,仅短暂停留后便离开,迁居宋州,今河南商丘躬耕谋生。
此时诗作多流露怀才不遇之愤懑,如《别韦参军》中“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直指权贵垄断仕途的现状。
壮年落第,735年,32岁上,高适再赴科考。高适仍落第而归。此次失败迫使他北游燕赵,投身边塞幕府寻求机会。
边塞诗萌芽:长安失意后,他深入蓟北边塞,创作《蓟门行五首》《塞上》等早期边塞诗,奠定雄浑悲壮的诗风。
中年及第,就在749–752年,46–49岁上终获功名,那年是天宝八载(749年),经睢阳太守张九皋举荐,高适中“有道科”,授封丘县尉,到长安任职。理想与现实起了冲突,低级官吏的琐碎职责与其济世抱负严重相悖。他在《封丘作》中痛诉:“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直言无法忍受欺压百姓与逢迎上级的官场生态,决定辞官,天宝十一载(752年)辞官,客居长安。同年秋冬,受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赏识,聘为掌书记,赴凉州幕府。这成为其人生转折点,从此步入军旅高层。
安史之乱中的长安(755–756年,52–53岁),潼关失守,受到重视,任监察御史,佐哥舒翰守潼关。次年六月潼关陷落,他随玄宗奔蜀,途中因护驾有功被擢升谏议大夫,积极参与平叛。同年末,永王李璘叛乱,高适被任命为淮南节度使,率军讨伐,自此脱离长安,转向地方军政要职。
长安生活的文学与交游。天宝三载(744年),高适与李白、杜甫同游梁宋,饮酒赋诗,结为挚友。虽非发生于长安,但此次交游是盛唐诗坛的重要事件,三人互有诗作赠答。 诗风成熟: 长安的仕途波折深化了其诗歌的现实关怀。如《燕歌行》名句“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批判将领腐败,灵感源于其边塞见闻与长安官场体验的结合。长安对高适的双重意义,长安既是高适屡遭挫败的“失意之地”,又是其走向政治巅峰的起点。青年求仕无门、壮年科考落第、中年微职屈辱,这些经历催生了其诗歌中的愤懑与批判;而安史之乱中的临危受命,则彰显其军事和政治才能,最终成就“诗人之达者”的传奇(欧阳修语)。
有个电影叫《长安三万里》,故事中的视点人物,就是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高适。据说高适是唐代诗人里面,官当得最大的一个。他在唐代宗广德二年,当上了刑部侍郎,是一个“文能安邦定国”的能人。
说了半天,你可能对高适不熟悉,但知道了这几句诗,你就了解了他大半,也便熟知他了。是哪几句诗呢?通过这几句传世诗作,确实能迅速走进高适的精神世界。这位与岑参并称“高岑”的盛唐边塞诗人,既有雄浑苍茫的豪情,也有对现实深刻的洞察。以下几首诗堪称他的人生注脚: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出自《燕歌行》,堪称边塞诗的“压卷之作”。此句以惊心对比揭露战场真相:士兵浴血死伤过半,将领帐中歌舞升平。既赞颂战士的悲壮,又批判将帅的腐化,展现高适对战争矛盾的深刻反思。全诗雄浑悲怆,杜甫赞其“胸臆语兼有气骨”。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出自《别董大》,入选小学课本的千古名句。 写于友人董庭兰贬谪离京时。黄云蔽日、风雪漫天的萧瑟中,高适以“天下谁人不识君”的豪语,将离别的凄楚转为对友人价值的坚定肯定。这种逆境中的慷慨激励,正是盛唐精神的缩影。
“不知天下士,犹作布衣看”出自《咏史》,借古讽今的愤懑之作。化用范雎从布衣逆袭为秦相的故事,批判世人只重衣冠不重才学的势利。高适早年科举落第、蹉跎半生,此句暗含其怀才不遇之痛,也彰显他自视“国士”的傲骨。
“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
出自《除夜作》,深沉的家国之思。
除夕夜独居驿站,双鬓染霜的诗人遥想故乡亲人对自己的牵挂。时间流逝与功业未成的焦灼,在“又一年”中凝成永恒共情的羁旅之痛。
“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
出自《营州歌》,边塞民俗的生动速写。 高适以白描手法刻画东北边城少年的勇武:痛饮不醉、幼龄驭马、裘衣狩猎。诗句跳脱汉文化中心视角,罕见地赞美了少数民族的蓬勃生命力。
高适的诗魂与人生坐标 ,既有“大漠穷秋塞草腓”的苍茫,也有“鞭挞黎庶令人悲”的良知(《封丘作》);从布衣到侯爵的逆袭:少时落魄,46岁才中科举,晚年官至节度使,封渤海县侯,成为诗人中功业最显赫者;
诗史地位:与岑参共擎边塞诗高峰,开封禹王台“五贤祠”中,他与李白、杜甫同列。这些诗句如棱镜,折射出高适的多面人格——他是沙场的观察者、失意者的挚友、寒士的代言人,最终成为盛唐气象中一道铿锵的铁脊也就不足为怪了。(参考网上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