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黄梅戏的水袖掠过现代舞台的追光，当二胡、笛子、武术、书法出现在学校课堂，当剪纸纹样印在潮牌卫衣的布料上，当藏舞、蒙古舞遍布在每一个大街小巷，这些穿越千年的非遗技艺，正借着文艺活动的翅膀，重新飞入大众视野。在文化多元化与全球化交织的今天，让非遗在文艺活动中绽放光彩，不仅是对传统的守护，更是一个民族文化自信的生动表达。

非遗的濒危，往往始于与生活的割裂。曾经，二胡、戏曲只是闲暇的娱乐，剪纸是窗棂上的年味儿，皮影是庙会里的热闹，刺绣是嫁衣上的期盼，这些技艺原本就生长在日常生活的肌理中。而当它们逐渐退出实用场景，便容易沦为博物馆橱窗里的标本，失去鲜活的生命力。

文艺活动恰是连接传统与生活的桥梁。在古城的非遗市集上，孩子们跟着糖画艺人学画生肖，年轻人在陶艺工坊亲手捏制茶杯，大妈们穿着蓝印花布旗袍跳广场舞——这些看似寻常的互动，让剪纸不再只是节庆装饰，让陶艺不止于收藏陈列，让传统服饰成为日常穿搭的选择。当非遗以可触摸、可参与、可消费的形式出现在文艺活动中，便重新嵌入了当代人的生活轨迹，从“过去的记忆”变成“当下的风景”。

正如秦淮灯会的变迁：曾经只是正月十五的民俗，如今已发展为持续数月的文旅盛宴。扎灯艺人将传统宫灯与现代灯光技术结合，游客可以亲手制作兔子灯，还能在灯光秀中看到非遗纹样的全息投影。这种转变让花灯技艺从“季节性手艺”变为“全年可持续的文化产业”，也让更多人意识到：非遗不是陈旧的古董，而是能滋养生活的养分。

非遗传承的核心困境，在于“人”的断层。老匠人年事已高，年轻人却鲜少愿意沉下心学习耗时费力的传统技艺。而文艺活动创造的，正是打破代际隔阂的契机。

在戏剧节上，演员们用京剧唱腔演绎身边故事，老戏骨坐在台下点评时，眼里闪烁着惊喜的光；在非遗创新工作坊，年轻游客向艺人请教技法，这种碰撞中，老一辈看到了传统的新可能，年轻人则触摸到了技艺背后的文化温度。

更动人的是传承仪式的重构。不再是封闭的师门传授，而是在文艺展演的聚光灯下，年轻学徒向老艺人行拜师礼，台下观众共同见证这一时刻。这种公开化的传承，让非遗从“小众技艺”变为“大众文化遗产”，也让年轻人在社会认可中找到学习的动力。就像京剧传承人在音乐节上收徒，当摇滚青年为传统唱腔欢呼，当00后举着应援牌高喊“京剧加油”，传统文化便在新一代心中种下了认同的种子。

在全球化浪潮中，文化趋同成为隐忧：城市地标越来越相似，流行文化越来越趋同，而非遗恰是一个民族独有的文化基因。苗族银饰的錾刻纹样里，藏着对自然的敬畏；侗族大歌的多声部和声中，凝结着族群的智慧；藏族唐卡的矿物颜料里，沉淀着信仰的温度——这些无法被复制的文化密码，正是抵御同质化的利器。

文艺活动则是展示这些独特性的舞台。当蒙古族马头琴与交响乐在艺术节上合奏，当傣族慢轮制陶技艺在国际博览会上亮相，当客家山歌在短视频平台被千万人传唱，非遗所承载的民族记忆与审美情趣，便成为跨文化交流中最亮眼的名片。它让世界看到，中国不仅有现代化的速度，更有文化的深度与广度。

正如在“一带一路”非遗展上，织丝艺人现场演示“通经断纬”的绝技，外国观众惊叹于“比油画更细腻的织物”；剪纸艺人教外国友人剪“福”字，当不同肤色的手共同完成一幅窗花，文化的隔阂在指尖的温度中消融。这种交流中，非遗不再只是民族的，更成为世界的文化财富，而文艺活动正是让这些财富流动起来的纽带。

非遗的生命力，从来不在于固守过去，而在于在时代语境中不断生长。文艺活动给予非遗的，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重生的契机——它让老手艺找到新用途，让老故事获得新听众，让老传统融入新生活。

当我们在音乐节上听到古筝与电子乐的融合，在文创店里买到融入剪纸元素的文具，在社区活动中跟着老艺人学包饺子（饮食非遗），我们触摸到的不仅是技艺，更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这种基因的传承，无关复古怀旧，而是为了在快速变迁的时代里，找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坐标。

让非遗在文艺活动中绽放，本质上是让千年文脉活在当下。它告诉我们：传统从未远离，只要我们愿意用创新的方式拥抱它，那些沉睡的技艺便会苏醒，在当代人的生命里，继续书写属于中华文明的精彩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