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录自徐佩珩回忆录《逝水留痕》)

文/徐佩珩     图/龙莆尧     编辑/谦坤

(一)

        1942年，我在军令部无线总台桂林支台当报务员，工作地点在广西桂林刘家园附近龙隐洞旁边的一个山洞里，我是整个支台里唯一的一名女性。 

        有一天，刘支台长突然召我问话，他问我想不想念家乡，想不想念父母，这还用问吗？谁不念父母？谁不恋家乡？他接着问：“如果派你回广州工作，你愿意吗？”啊，这太突然了，回广州，这不是叫我在敌人的心脏中工作么？我能吗？我不禁沉吟起来。在这几年的磨练中，我曾立过誓言，说一定要为妇女争一口气，要做出实际的成绩，要改变人们把妇女当花瓶、当玩物、当奴隶的看法，我也曾说过要为祖国和民族求生存争独立、贡献自己的力量，纵然牺牲了性命也不怕的豪言，现在是我见之行动的时候了！我想，我不能反悔，不能害怕，不能畏缩，人的意志要坚，宗旨立定了，一定要努力完成。思考了片刻，我对刘支台长说：“我愿意，不过，自己的能力有限，恐怕力不从心，反误大事。”刘支台长说：“你愿意就好，至于你的能力，我们信得过，我们也会派人帮助你。”

       当晚，我辗转反侧，一夜无眠。我又兴奋，又顾虑，又矛盾。我在回想，为什么我要离开温暖的家庭，投身到抗战阵营，在大熔炉里锻炼？为什么我不走学会计、依靠三舅父的帮助在财经界发展的捷径，而偏偏要学以前不容妇女入列的电讯？为什么我坚持不谈恋爱、不考虑个人婚姻问题？我又想到，如果我真干了，结果牺牲了，那么我的父母亲该怎么办呢？他们失去了女儿，该怎么的悲痛？尤其是母亲，她的养育之恩，难道就以永远悲痛、永远怀念作为报答？我该怎么办？天亮时我终于作出了决定：去吧，为挽救祖国危亡贡献力量，直接参加到抗日的最前线！

​        这期间，我仍在支台上班，一切都不变。不过，在和同学的交谈或通信中，我把将要离开桂林要到别处去工作的消息作了透露，至于调到那里去，我当然不敢明言。黄鹤和鸿任都把握时机，几乎同时写信来向我表示爱意，但我都婉然拒绝了。我对他们说，我们仍是好朋友。黄鹤不死心，把几本厚厚的日记本送来给我看，希望我能了解他，给他机会。其实，这么厚的几本日记，我那有时间去全看？我只是挑一些来看罢了。他的字写得很整齐，本子也十分整洁，正如他的为人，什么时候都是正襟危坐，奉公守法，驯和温顺，做事循规蹈矩。我相信他会是一个好丈夫，但我却是喜欢有个性，有气魄的男人，所以对他的感情我从未考虑过。在他的日记本里，记叙着很多有关我的事，他写到，早在读高中

时便暗中喜欢我，男女分校以后，我的影子就常在他脑中萦迴。有一天，我和兴容去双门底维新书店买练习簿，他也正和几个同学在那里买文具，当时我穿着白色短袖有衿上衣，黑色多褶长裙，白鞋白袜，齐耳的短发，不塗脂粉，但白白净净，我们走后，他们几个同学就公开议论我，说以“noble”(高贵)来形容我最恰当，因为当天英文课他们刚学会生字“noble”的运用。后来相聚在高州，市一中同学开聚餐会时，他也把我描写得十分细致，连我穿的那双篮球鞋打什么结子也写上了。尽管他对我的外表观察得如此入微，但我的内心世界，他却是一无所知，我想，这算什么爱情呢？更糟的是，他对我表示爱意时竟说出了一句伤我自尊心的话，使我由婉转的推却变成了决绝。至于刘鸿任，他很看得开，我推却了他后，他写了一信来向我道歉，并且为我别离购置行装的事出谋划策，教怎样利用废物节省开支。

​       听说张渭渔曾到过广州，把范景光的母亲带到桂林来，经过香港时，他也把黄鹤的母亲及妹妹榘炎、榘玲一同带来，他们正在野狗山盐务局宿舍团聚。我想了解一下广州的情况，便进入去野狗山盐务局宿舍找他们，并顺便看望伯母和他们的妹妹。

​       我在桂林支台工作期间，张崇彦调离桂林去一个小地方工作，我与他有通信，他年纪比我大，做事和说话都比较稳重，也懂得上司的心理，大概为此，领导信任他，在他们四个一同进入盐务局的同学中，他升得最快。我将离开桂林时，寄了一帧照片给他留念，他也寄了一帧照片给我，并写了一封足足八页信纸的长信给我，表达他做人的宗旨，并抒发他的感情，洋洋洒洒，似乎对我有深的友谊及信任。不久我离开了桂林，和所有后方的朋友都断了联络，但对于他们的友情，我是不会忘记的。

       为作好挺进沦陷区的准备，我辞去了兼职的家庭教师的工作，学生的家长高先生和高太太都舍不得我，他们说下个月一定加我薪水并派他的黄包车接送我。其实，我也舍不得离开桂林这山明水秀、文化集汇的好地方，更舍不得这里的朋友和同学。但为了工作，为了实现“替妇女争一口气，为祖国的生存而献身”的初衷，我不得不忍痛如此。其实，时到于此，我心底里还是矛盾重重的！(未完待续 欢迎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