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男记工员的回忆

                                文/毋东汉

       我从1961年至1971年在生产队学稼劳动，当过团支部、民兵连、生产队各种干部，和群众接触最多的头衔是生产队的男记工员。所谓男记工员，就是专给男社员记工的记工员，社员们这样称呼，区别于给妇女记工的女记工员。

       我和父兄们一起干活，怀揣纸和笔，干活收工时，大家把我围起来，我三下五除二就列出当天出工名单。接着，队长就宣布全天出勤的满天工是一个工(10分)或一个二(12分)。有早晨缺席的、中午迟到的、下午没来的等情况的人，自报或别人提出，队长酌情扣分。我按队长的意见，把各人工分记在各人名下，还要在最后写下“共计X人”，给大家念一遍，装在兜里。午休或晚上，把放心寄存在我处的社员《劳动手册》摆出来，按工分单往《劳动手册》上记，记一人，在工分单上划“Ⅴ”。最后没划“V”的，等他拿《劳动手册》来了补记。有的人自己也有个人“工分单”，年月日、活路名称、工分标准写得很详细。我了解情况的，就照记；不了解情况的，略调查。还有队长、组长开的工分条子，我认识他们字迹，深信不疑，照记不漏。一般情况下，工分单和工分条子我都保存，那是我记工的依据。给地里推粪的工分单上只有姓名和筐数，队长按距离规定了标准，我按标准和筐数算出各人工分数。看水车、看水、看秧田、农场守夜、看庄稼等个人承包活路，自报，旁证或队长叮咛，都可以直接写入《劳动手册》。当时，在我跟前来记工次数最少的是饲养员，他一年只记两次工，一次在预分前，一次在决分前。他一年365个工，不扣节假，甚至还有牛下牛犊的奖励工分，标准我忘了。

        我的妻当妇女队长，兼女记工员。社教时我倒台丢官，社员们却仍相信我。教女记工员兼男记工员，男、女工分都由我的妻记。她忙不过来时有我帮忙，我也是不分男、女，都记。工作组不相信我，干部社员相信我，所以“换汤不换药”，“把猫叫个咪”。社教后不久，我职务不减反增，不降反升，我感激群众信任和原谅。

       在我当男记工员和后来代男、女记工员的整个过程，我回忆，我们队三、四十户，男女劳力90多人，没有一个人冒充、多报、慌报工分的。我也没给任何人多记或少记一分工。

    “工分工分，

      社员命根。

      职务虽小，

      重担千斤。”

      我深知工分对社员的重要性。  

      干部开会的工分，的确存在“一刀切”现象，因为他去开会，好好听来没有？谁知道。发言的与不发言的，记笔记的与打盹的，工分是一样的，都是10分工。还有，晚上农场守夜，一觉睡到天明是8分工，彻夜睁眼巡逻还是8分工。

      后来上水库劳动，有计时和计件两种记工方法。我不是记工员，是连队副指导员，我得带头劳动，遇到领导开会，我才能歇会儿，但晚上开会熬夜不计工，白天照常上班。计时是难以计量的活路只好记时，例如巡逻。记件是有数字为完成任务标准的，数字不够要扣分。

      记忆中，我们生产队没有什么“懒汉”，大家都很勤奋，起床一个比一个早。当时，王某某是生产组长，他没有钟表，有一次，把月色当天明，慌忙吹哨子，催大家上工。大家笑他，有诗为证：

     “王某某，

       半吊子，

       鸡啼半夜吹哨子。”

       长安方言，“半吊子”是过分勇敢，不顾安危，言行出格，不够靠谱的意思，略带点贬义，稍有些赞扬，与“二杆子”同义。

       人们心向集体，很少有人偷懒，因为工分少了分粮少。那年过秦岭掮扫帚，“铁丝穿尿罐——硬系(戏)。”去了，每人得五个工，五斤粮；不去的，罚五个工，五斤粮。我刚回乡，肩膀尚嫩，我一回掮八个扫帚(约百斤)，挣四个工、四斤粮，免罚。我共参加三次，练硬了肩膀。

       那时，也有极个别人不遵守集体劳动纪律，出外私人挣钱的事。我在太乙宫看到过宣传展品诗配画，诗曰：

     “派活不做(方言读奏)，

       提笼贩兔。

       王曲跑，

       太乙宫赶，

       杜曲引镇不嫌远。

       谷子荒咧，

       我淞管(不负责任)。”

       综上所述，“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是生产队分配原则，“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并非“大锅饭”。“生产队培养懒汉”和“干多干少一个样”及“吃大锅饭”等言论，若非无知，就是别有用心。用污蔑生产队社员的言论证明“分田单干”的“优越性”，丝毫没有说服力。因为计件记工就是小范围承包，饲养员实际上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早已有之。牛下了牛犊，只奖饲养員嘛。若“干多干少一个样”，还要记工员干什么？

                  2025-7-17-于樵仙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