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人的打溜子(鹤峰围鼓)
一对土家族的围鼓伉俪
——非遗传承人的文化坚守
◎ 红榜作家 谷忠瑛 (白族)
在武陵山脉的褶皱深处，有一个名叫走马镇白果村的小村落。这里山岚叠嶂，云雾缭绕，在人口密集的交通主干线的小街，两米多高的底座上，筑立着直径约两米的一个大围鼓，鼓的上面放着鼓槌，用油漆精心彩画后连同四个金光灿灿的“围鼓之乡”，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白果村的地标和特色。这里常年回荡着一种独特的声音——围鼓的铿锵节奏，这鼓声穿越六十载风雨，源自一位八旬老人苏国明那双布满老茧却依然有力的手，他把爱洒在鹤峰的大山中。
走进白果村民委员会的三楼，整齐陈列着：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中国传统村落白果村”；2018年鹤峰县土家打溜子大赛一等奖；2013年鹤峰县围鼓大赛一等奖；2023年被州民宗事务委员会授予:“恩施州民族文化传承基地”等金光灿灿的牌匾。
白果小学校门显眼处挂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土家族打溜子传承基地”，“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鼓灯传承基地”，八旬老人苏国明在白果小学的“传习所”里，已经义务传承了整整十四年。
1945年出生的苏国明，从八岁开始跟随父辈学打围鼓及花鼓灯技艺，二十岁开始在家乡白果村组建围鼓队伍，将一生奉献给了这项古老艺术的传承。
2008年6月鹤峰县围鼓入选国家级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而鹤峰县走马镇白果村被命名为“围鼓之乡”。
2010年，苏国明老人被湖北省民委，湖北省文化厅授予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土家族打溜子”（鹤峰围鼓）代表传承人称号。
2016年由鹤峰县文化旅游局牵头，在白果村和白果小学成立非遗基地，苏国明老人在白果小学，固定每周三下午给三至六年级的学生传授围鼓技艺至迄今。
2023年，他的家庭被评为鹤峰县“最美家庭”。然而在这些荣誉背后，是苏国明老人对文化根脉的执着守望，是六十年如一日的无偿奉献，是面对现代化浪潮冲击的不懈坚持。
围鼓的起源与演变轨迹
围鼓作为武陵山区土家族传统音乐的重要表现形式，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其发展演变过程与武陵山区的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及宗教信仰密切相关。系统梳理武陵大山中围鼓的历史渊源与文化脉络，揭示围鼓如何从远古渔猎时代的简单敲击演变为今天体系化的民间艺术形式，探讨其与土家族农耕文化、信仰体系的内在联系，并考察当代社会背景下，围鼓面临的传承挑战与创新实践中得知，围鼓不仅是武陵山区土家族人民情感表达的重要媒介，更是理解这一地区民族文化生态的钥匙。
据考证，远古时期的土家族先民在划木砍柴，猎守“赶山”等生产活动中，常常凭口编出一些“音响词”，并利用随手可得的柴棍、石块敲击盆盘碗筷等生活器具，创造出最初的节奏韵律。既是劳动中的自我娱乐，也是与自然沟通的方式，构成了围鼓艺术最原始的雏形。
随着历史发展，围鼓文化有了深层次的内涵，与民间信仰和宗教仪式密不可分，一方面围鼓承载着对部落首领或神灵的崇拜；另一方面，围鼓吸收了道教文化的元素，通过不断发展和演变，围鼓逐渐从生活实用功能向艺术表演功能转变，在土家族集聚的武陵山区，特别是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天子山镇一带，围鼓在明清时期已经形成较为固定的表演形式和乐队编制。道教文化的传入对围鼓的发展， 产生深远影响，道教法事中的锣鼓节奏、唢呐吹奏技巧，被围鼓艺人吸收改造，使围鼓在保留土家族音乐特色的同时，也具备了更丰富的宗教仪式功能。
社会变迁同样塑造了围鼓的发展轨迹，在传统土家族社会中，围鼓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红白喜事、节日庆典、祝寿乔迁、仪式祭奠等场合都少不了围鼓的身影。武陵大山中的围鼓艺术，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系统而独特的音乐形态，其乐队编制、曲牌体系、节奏特征和演奏技法，都具有鲜明的土家文化特色。
20世纪的社会变革使围鼓经历了兴衰起伏，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围鼓艺术一度陷入低谷，许多传统曲牌和演奏技术濒临失传。改革开放后，随着民族文化政策的调整和旅游经济的发展，围鼓重新换发生机，成为发展土家文化的重要载体。
围鼓艺术在武陵大山中经历千年发展，早已超越了单纯的音乐表演范畴，成为土家族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通过分析围鼓与土家族生活方式，信仰体系，价值观念的内在联系，我们可以深入理解这一民间艺术形式，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密码及其在土家族社会中的多重功能。
苏国明老人用自己的一生经历，来传承围鼓技艺，有他对土家族围鼓的特殊情愫，那种情愫是刻在骨子里的一种精神：“围鼓是他们家庭祖辈技艺的传承，他有义务担起这份沉甸甸的责任，不能让祖辈给的艺术断在他的手上”。在这种责任担当的支撑下他必须要这么去做，而且还要坚持做好。
八岁学艺，围鼓启蒙
当抗日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在武陵大山深处的走马镇白果坪，一个男婴的啼哭声划破了山村的寂静，这个名叫苏国明的孩子降生在一个“一贫如洗”的家庭，父亲苏化真艰难地抚养着几个孩子，没有饭吃，苏国民的父母就在大山里寻找野菜，连同一碗苞谷粉子，在锅里搅拌成半锅稀粥，给孩子们充饥，没有棉衣棉裤穿，母亲就把粗糙的白布用稻草灰一染，包裹着厚厚的几层宗片，缝制成棉衣棉裤，来抵御白果坪这个二高山皑皑白雪的隆冬季节，孩子们如果生病，父母就把蒿草用嘴嚼烂，敷在孩子的额头上退烧，尽管这样，两岁的哥哥还是在饥饿贫病中不幸夭折，这是他们家庭的最大悲剧，也让父母痛不欲生，这使得父母把更多的爱与期望寄托在二儿子苏国明的身上，那时，家里只要还有一把米都要用瓦罐煮给他吃；就是在稻田里抓到一根泥鳅或小溪里摸到一条小鱼，也要给他另外开上小灶，那时候父母衣服上的补丁有上百个，也舍不得添上一件新衣服给自己，但总要给他一年做上一套新衣服。
在贫穷而物资匮乏的年代，苏国明出生后的十五年时间里，父母先后又生了七个弟妹（其中三个早年夭折），家大口阔，让原本就非常贫穷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苏国明因哥哥两岁病亡，他用小男人的责任与担当，为父母减少许多负担，为让父母们开心，从七八岁就特别懂事，十二三岁就在田地开始劳作，挖地耕田，播种收割，几乎样样都会，他的勤劳和懂事，体贴大人的一片孝心，特别得到父母的心疼和溺爱，所以在上学读书，技艺学习，都把他放在优先培养的位置上，苏国明和同时代白果坪的孩子们相比，他能在1962年顺利读完初中，这对当时白果坪的同龄孩子来说，他是特别引以为荣的，也为他后来围鼓的创新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3年，中国农村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农民所生产的粮食基本可以自给自足，农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当时的白果农村，同全国各地一样，出现了空前传统文化的繁荣，白果村的舞狮子、打花鼓灯、打围鼓等开始盛行起来，八岁的苏国明对这些传统艺术极感兴趣，表现出强烈的学习欲和参与欲，于是父亲苏化真就把他带在身边走村串户，作为“替补队员”，参加邻里乡亲的红白喜丧活动，渐渐地，苏国明对围鼓技巧有了一些了解，同时，也对围鼓这种打击乐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父亲不识谱调，永远只会打二钹，严重影响他的发展，九岁那年苏国明就跟着伯父苏化福，叔叔苏化信学习打围鼓；打花鼓灯；玩狮子舞，在一年的时间里就有了技艺上的长足进步，苏国明从“替补队员”变成了“台柱子”，他的名声开始在十里八村传颂，红白喜丧事开始“接单”，甚至连大队或公社开庆祝会或表彰会，都会邀请他们演出，从此苏国明是少年得志，传艺一生。这里有苏国明的机缘巧合，也有他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更与他不但追求和博大的奉献精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围鼓艺术在武陵山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不仅仅是简单的打击乐表演，更是融合了音乐、舞蹈、戏剧等多种元素的综合性民间艺术。在白果村，围鼓曾是祭祀、庆典、节日不可或缺的文化符号，承载着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历史记忆和集体情感。苏国明的父亲、伯伯、叔叔都是当地有名的围鼓艺人，他们用鼓点讲述祖先迁徙的故事，用节奏模拟自然万物的声响，用表演传承族群共同的价值观，八岁的小国明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开始了他的艺术人生。
“那时候学艺苦啊，”苏国明回忆道，“天不见亮就要起床练习基本功，一个动作不对就要挨伯伯苏化福的板子，伯伯那时对我管教特别严格，鼓、锣、钹打击方法必须到位，不能有半点儿差错。”传统艺人的培养讲究“口传心授”，没有乐谱，全靠记忆；没有理论，全凭感觉。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他稚嫩的手磨出了血泡，血泡又变成了老茧，最终练就一手令人叹服的围鼓、打花灯的好手艺。成年后的苏国明，成了红白喜事的“围鼓师傅”，他的鼓点能让人欢笑，也能让人落泪。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武陵山区，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电视机、手机等现代娱乐方式涌入山村，围鼓艺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传承危机，尤其是年轻人对围鼓既陌生又不愿去学习。
面对这种状况，已经卧床不起的伯伯苏化福（围鼓启蒙师傅），拉住苏国明的手语重心长：“我快不行了，苏家族人的围鼓技艺你一定要传承下去，千万只能传苏家本族人，切莫传外姓人。”2010年苏国明荣获省“非遗文化传承人”后，县文化局的领导陈晓同志给他郑重交代了三件事情：“非遗文化，一是要保存好；二是要发扬好；三是要传承好，”于是苏国明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用一颗赤诚的心义务到白果小学，给学生传承围鼓技艺，且不收任何报酬，不能让祖宗传下来的东西断在他的手上。
伯父苏化福临终前的叮嘱，他执行了一半也失约了一半；执行的是围鼓在他手上继续传承，而失约的是他不单只传苏家族人，也传给一切爱好围鼓的人甚至是学生。
苏国明的艺术人生并非一帆风顺，在那个靠挣工分养家糊口的年代，一家人的温饱都成问题，坚持一门不能立即换来粮食的技能，需要何等的勇气与执着！尤其是包产到户后，土地需要人耕种，家里一切开支需要钱来应对，他没有因这些客观原因而放弃围鼓的传承，而是用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去完成祖辈留给他的文化根脉，他那时就在白果村开始带徒弟，如范圣棋徒弟2003年被评为州级“艺术大师”，迄今为止，代表鹤峰县到省内外表演围鼓艺术，交流围鼓技艺的人员，多数还是苏国民八十年代带的老徒弟们，能取得这些累累硕果，与家人的支持是完全分不开的。
妻子覃小秀给了他巨大的支持和鼓励。白果村委会樊委员作了如下介绍：“苏国明老人传承非遗文化，能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不懈，其妻覃小秀功不可没，几十年前妻子就扛起家庭的重担，在最需要男人的体力劳动面前，她也不会耽误苏老传承非遗文化的时间，而是独自一人默默承担家庭里的许多事情。”七十九岁的覃小秀连忙接过话茬：“老苏和我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们是聚少离多，他经常到武汉、恩施、利川、鹤峰及省外周边县市演出，传授围鼓技艺，还固定每周三到到白果小学，给学生上三节课的非遗传承，家里基本上就是我一个人包打包唱，但我心甘情愿”。
覃小秀看了一眼白果村的樊委员后，又继续望着我娓娓道来“2011年4月，老苏带队去省城武汉围鼓演出，家里的几亩茶眼看就要过了剪採期，我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拼死拼活，硬是用一周时间抢回10000斤鲜叶，给家庭增加经济收入一万多元，因此，我也累倒在床上睡了三天三夜，象这样的事情不知发生了多少次，真是数都数不过来。”
我看着这位七十九岁瘦小体弱的覃小秀老人，心里的敬意感油然而生，微笑着问她：“是什么动力源泉如此支持苏老搞非遗传承？”她没有思索而又毫不犹豫地回答：“非遗传承对国家；对社会有好处，我们农民现在过上了这么好的幸福生活，应该要懂得感恩，为社会；为家乡做点力所能及的贡献，让围鼓这门技艺后继有人，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从她朴素而简单的话语中，我读懂了什么叫“平凡中的伟大”。
从白果村的围鼓到国家级非遗名录
覃小秀从内房里提出一大包非遗文化传承的“荣誉证书”，有省、州、县、镇、乡及湘鄂周边各单位和部门颁发的，我细心数了一下，整整二十一本。在湖北省多家电视台采访苏国明的影像资料中，对他的“非遗传承”给予了高度的褒扬和肯定，尤其是湖南石门县柑橘节上的表演，那是亮点纷呈，技压群雄，受到湘鄂两省观众的高度赞许与关注，这是对苏国明老人几十年来，对非遗文化传承的肯定，也是覃小秀这一生最值得骄傲的事情。
苏国明的艺术人生并非一帆风顺，在那个连温饱都成问题的年代，坚持一门不能立即换来粮食的技能，需要何等的勇气与执着，农忙时面朝黄土背朝天，耕耘在田间地头，农闲时勤奋苦练技艺；白天为生计奔波，夜晚在油灯下琢磨，正是这种日复一日的坚持，使苏国明的技艺日益精进，从最初的模仿到后的来创新，从简单的套路到复杂的编排，他将这门祖传的技艺推向新的高度。围鼓不再只是节庆的伴奏，而是有了自己的语言与灵魂；打溜子不再仅是热闹的声响，而是成为讲述山村故事的声音画卷；狮子灯也不单是祈福的仪式，更深化为融合舞蹈、音乐、戏剧的综合性表演艺术。
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走马坪这个关隘小镇，苏国明的艺术生命也迎来转机，上世纪八十年代，当传统文化重新获得重视，苏国明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终于得到认可，它不仅在当地广收学徒，还将技艺传给年轻的一代，积极参与周边县市举行的文化交流活动交流，曾到省城武汉、州城恩施、利川、湖南周边的张家界、桑植县城等地表演及艺术交流，让大山深处的艺术瑰宝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2008年6月鹤峰围鼓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白果村被命名为“围鼓之乡”，2010年苏国明被湖北省民委、湖北省文化厅授予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土家族打溜子”（鹤峰围鼓）代表传承人称号。
这一夜，苏国明和覃小秀两位老人，拿着《荣誉证》看了又看，摸了又摸，他们老泪纵横，这一荣耀的背后，是一位民间艺人六十余载的默默付出，是他们克服无数困难后的收获，是对坚守文化根脉的最高嘉奖，他们认为自己的付出有意义更有价值，没有辜负祖辈对他的殷殷希望，也让白果围鼓后继有人。
苏国明的人生轨迹折射出中国民间艺人的共同命运，——生于贫瘠，长于艰难，成于坚守。在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环境中，正是看似“无用”的艺术，滋养了人们的精神世界，维系着文化的血脉，苏国明、覃小秀们或许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新词语，更不可能从理论上阐述清楚，但他们深知这些祖辈传下来的技艺承载着族群的记忆与情感，当现代生活的浪潮席卷山村，许多传统技艺面临消亡的危机，正是象苏国明这样的传承人，用一生的坚守为传统文化筑起了最后的堡垒。
如今，当我们聆听那穿越山林的鼓声，观赏那灵动跳跃的狮子舞，不应只将其视为表演，而应读懂其中蕴含的文化密码与生命力量。苏国明从一贫如洗的农家子弟，到非遗文化传承人的蜕变，见证了个人命运与文化传承的深刻交织。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今天，如何让传统文化既保持本真又焕发新生，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课题，苏国明用他的一生时间给出了答案：坚守不意味着固守，传承离不开创新，只有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
让非遗文化活在当下，响在未来
2011年，已经66岁高龄的苏国明老人走进白果小学，成为白果小学的一位义务外教老师，开始为三至六年级的学生义务传授围鼓技艺，每周三节课，风雨无阻，从66岁到80岁，这一坚持就是整整十四年。
白果小学校长周继和说了苏国民老人义务到白果小学教学的第一天情景：“尽管苏国民老人，在当老师的第一天，他提前一个星期就做了不少的功课，其妻子覃小秀还是放心不下，几十年没有看书了，大字认不到一箩筐的老苏，去当老师，别人会不会笑话他，家长会不会同意，老苏能胜任这份工作吗？”
苏国明老人清楚的记得，那时他上第一节课的情景，因为自己不识简谱，又是第一次走进教室，面对学生不知如何去施教，只能用“嗒咣；嗒咣 起卜起卜；咣嗒 咣衣 咣咣；衣咣 起卜 起卜 咣衣 咣咣 衣咣 起卜起卜 咣嗒 起卜 起卜 咣咣衣咣 起卜起卜咣”，用民间围鼓调子去教学生，开始时，学生觉得好奇好玩，教室里象“涨水青蛙”，此起彼伏高喊着这两句围鼓调子，约十分钟后教室里就烂成了一锅粥，下座位的、大闹的、高声喧哗的、还跑出教室的，苏国明老人只好请周继和校长来帮忙维持秩序。
怎样在课堂上管理好学生，是他给学生们上课的第一大难题，从这天晚上开始“拜师学习管理”，先后用了十天十晚的时间，向五位退休教师学习管理经验，观摩了六位在职教师的上课，学习课堂上的管理经验。这一切的一切，他的儿子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曾多次劝说他放弃，他不但没有放弃，反而是更加积极主动的学习对学生的管理方法，曾几何时，为此事，苏老和儿子大吵了一架，最终还是儿子因父亲的坚持而感动，不但完全同意并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而且在父亲的教学工作中，给予了大力的物质支持和精神慰藉，让父亲老当益壮，信心百倍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之中。
因人施教，大胆创新是苏国明老人的一大特色。起初，孩子们对这项传统艺术并不熟悉，甚至觉得“老土”，但苏国明没有气馁，他将复杂的鼓点简化成有趣的节凑游戏，用生动的故事讲解围鼓的历史，甚至还自掏腰包，为表现好的优秀学生发小奖品，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孩子爱上了围鼓，课间、放学后，校园里总能听到孩子们练习锣鼓的声音，孩子们也开始认可这位老师。
苏国明是白果围鼓的第四代传承人，创造和保留了二十多个颇受群众喜欢的曲牌。他是打击乐里面的全能艺人，他总结出“二钹一抬头，头钹前面走，大鼓跟步溜，勾锣中间游”的记忆特点，其演奏的围鼓既有千军万马，翻江倒海的气势，又有丝弦轻弹，窃窃私语的情韵，显示出了土家围鼓的独特艺术魅力，被称为“土家族的交响乐”。要想让学生把上述知识点融会贯通，变成自己的血肉，又要在教学上管理好学生，谈何容易？
功夫不负有心人。苏国明老师，通过虚心向别的老师学习，向别的老师不耻下问，无能在管理或教学上，终于让学生有了进步，同时也摸索出一套自己的管理及教学好方法，面对三至六年级的学生，他没有机械地复制传统的师徒制，而是创造了“游戏化”的教学方式，用山歌、童谣作为媒介，让学生的学习过程充满欢声笑语。
十四年的坚守，对任何一个人而言都是一场生命的马拉松，更何况是一位从花甲到耄耋之年的老人。走马镇的山路记得他顶风冒雨身影，白果小学的教室见证了他日渐佝偻的背影，这种坚持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志愿服务，升华为一种文化信仰。苏国明用行动诠释了何谓“守艺人”——守的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在功利主义盛行的当下，这种不为名利、只为传承的精神品格尤为珍贵，他的故事告诉我们，文化传承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运动，而是由无数个平凡日子里的坚持累积而成。
苏国明十四年的义务教学，已有120多名学生完全掌握了“围鼓”这种非物质文化传承技巧技能，成为非物质文化传承的接班人，他们开始活跃在走马的村村寨寨，鼓声所承载的文化记忆将伴随他们的一生，这种代际之间的文化传递，创造出一种新型的社会资本——它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培养了青少年的文化认同，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精神资源。在这个意义上，苏国明的教室已不仅是一个传艺场所，更成为了文化再生产的“社会田野”，孕育着乡村文化振兴的无限可能。
当120多名学生“学成出师”时，十四载光阴的沉淀，最终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经苏国明之手，将围鼓技艺带出白果村，鼓声像种子撒向了更广阔的天地，那鼓韵铿锵的节奏，终于再度在田野上，在节庆中热烈地响起，不再是飘摇的遗响，而是血脉奔流的新声。
苏国明老人浑浊的眼中闪烁的不仅仅是欣慰，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期待。十四年来，那间简陋的教室见证了传统文化如何在童心的浸润下重焕生机。围鼓声不再只是过去的回声，而成为了未来的前奏，在文化传承的道路上，我们需要更多像苏国明这样的“点灯人”，用坚守照亮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通道，让古老技艺在与年轻心灵碰撞中迸发出新的火花，鹤峰大山中的围鼓声告诉我们：文化传承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活在当下，响在未来。
最美家庭初心如磐
苏国明的家庭在2023年被评为鹤峰县“最美家庭”，这荣誉背后是一家人对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共同付出，老伴支持他义务教学，从不抱怨家里少了一个劳动力，在十四年5110个日日夜夜里，苏国明、覃小秀他们共同度过让人难以想象的坚持。
围鼓，作为土家族传统乐器中的明珠，其价值远超寻常音律。鼓点里凝聚着族人生命情感的节拍，然而，当现代声浪席卷而至，这曾回荡于山涧地头的古老回响，竟日渐成了几近湮灭的绝唱。苏国明正是看到这朵乡土奇葩的凋零之危，才决然挺身而出，十四年风雨无阻，他孑然的身影每日准时出现在白果小学的教室门口，皱纹纵横的手握住孩子们稚嫩的小手，一板一眼，引领他们叩击出鼓面深处的灵魂震颤。鼓声跌宕，将那些或明快或沉郁的节奏密码耐心输入孩童们心中，汗滴偶尔沿他斑白的鬓角滑落，但老人眼中却始终燃烧着坚定而温柔的光亮。
传承的背后，是79岁老伴覃小秀无声而坚韧的支撑。她为丈夫整理乐器，安排生活，从来都是无怨无悔，每每在苏国明因年迈体弱而气喘吁吁时，她及时递上一杯温水，一句“莫急，慢慢来”便足以让苏国明重新挺直腰板。那盏深夜不息的灯下，覃小秀默默修补被孩子们练破的鼓皮，针线穿梭，仿佛在缝补着岁月中不断磨损的文化记忆。
他们两老还清楚的记得，那是2024年6月的一天，立夏的骄阳如烈火般撒照在白果坪这个“围鼓之乡”的弹丸小地，苏国明老人正要去白果小学授课，他的心跳突然加快，重重地从木椅上摔倒在地，老伴覃小秀，在一阵慌乱中将他扶起，又是掐人中，又是喂开水，好一会儿苏国明才慢慢苏醒过来，他一看时间，离上课时间只有十五分钟了，他一把推开妻子，从衬衣口袋里掏出“速效救心丸”，和着一大口白开水吞了下去，拄着拐杖向白果小学风风火火赶去，老伴倚在塔坪的铝合金栏杆上，望着他远去的背影，默默地流着眼泪。2024年白果小学的年终总结会上，校长代表全校师生，用如下褒奖的语言来感恩苏国明老人的义务传承：
“八十春秋，初心如磐；十四载传承，大爱无声，将非遗文化的火种播撒在白果村的沃土上。从66岁到80岁，您以围鼓为桥，连接起传统的未来，一百二十余名孩童在您的教诲下，触摸到乡土文化的根脉，稚嫩的鼓点里回荡着文明的薪火。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日复一日的执着；不求名利回报，只对文化传承的敬畏，您用皱纹里的智慧，教会孩子们的鼓声，是对历史的回响，更是对鹤峰这片土地的深情。走马镇的山峰记得您奔波的声音，白果小学的课堂镌刻着您坚守的印记，愿围鼓声声，永续乡愁；愿文化长河，因您而更添波澜”。
苏国明儿女们虽然都在外地工作，但回家总会跟着父亲一起打上一段围鼓，孙子孙女更是从小耳濡目染，个个都能来上几手。在这个普通大家庭，围鼓不是表演，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是联系代际情感的纽带，苏国明用自己的一生证明，非遗传承不是博物馆里的静态保存，而是活态的生活实践，是可以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生的文化力量。
如今，八十岁的苏国明依然每周准时出现在白果小学的教室里，他背驼了，眼睛花了，但一拿起鼓槌，整个人就焕发出惊人的活力，那铿锵的鼓声，是鹤峰山区的文化心跳，是一位老人对根的守望，也是代表顽强生命力的象征。在非遗保护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苏国明这样的传承人提醒我们：真正的非遗文化不在书本里，不在博物馆中，而是在像苏国明这样的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坚守里，在他们将文化基因传递给下一代的实践中。
当暮色降临在白果村时，苏国明家的院子常常会传出围鼓的声响，有时是他一个人练习；有时是和白果小学的学生们一起排练；有时则是全家老小其乐融融的合奏。这鼓声穿越山岚，仿佛在与历史对话；又仿佛在向未来喊话——传统文化不会消失，只要还有人记得，还有人传承，还有人深爱。在快速变迁的时代里，苏国明和他的鼓声，成为文化根脉最忠实的守望者。
苏国明与覃小秀，这对白发耄耋老人，以十四载光阴为绳，将“传承”二字刻入无数晨昏，鼓槌起落之间，他们不是单单向时光索取过往的回声，而是以生命作为柴薪，点燃了通往未来的灯。
最后一抹夕阳掠过山脊，八十岁的苏国明又敲起围鼓，鼓声穿过层层梯田，穿过片片茶园，惊起一群白鹭向大垭隘口飞去。
鼓声不息，传承不止。在走马大山深处，苏国明说：“他的围鼓传承，只要还能动，就不会停止给白果小学的学生上课”，他的传承故事仍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诉说。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