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足迹（7）——十年风波 // 邵禄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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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足迹（7）——十年风波

邵禄昌

（1）四清运动。1966年夏天，我回到村里时，四清工作组的人员已经撤离了。是四清工作组把我弄回来的，可是我连工作组的人都没见过。其实，他们让我回来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在政治上封杀我，唯恐我在外面干出了成就，来揭发他们的邪恶勾当。

回来后，母亲和我说了父亲在四清运动中挨整的事情。工作组是1965年秋后进村的，成员有七八个人，工作组的主要领导是岭子公社的李社长。现在看来，李社长就是一个整人魔王，他们来就是要打倒一切，把大队小队10多名干部作为斗争对象，发动群众揭发干部的“罪行”。最终通过造假账、假证人，说我父亲“贪污”了一千多元，没有的事，父亲能承认吗？父亲认为“干屎抹不到人身上”，不论工作组采取什么卑鄙手段，父亲就是不承认。没想到工作组在进村不到半年取得了“全面胜利”后对我父亲下了毒手（从大队书记、大队会计、大队外出的磨商、大队供销社代销员、小队长、小队会计10多人，都是“贪污犯”，都是“四不清”干部。最后经工作组研究，对于那些“贪污”一二百元的，或减或免，就算过关了）。

最后，他们把父亲叫到大队部关起来，对我父亲说：“你什么时候承认，就什么时候放你回家。”让母亲一日三餐给父亲送饭。为了从精神上彻底整垮我父亲，工作组人员实行了“车轮战”，他们三班倒轮流审讯我父亲。白天不让休息，夜里不让睡觉，连续七天七宿了，都快腊月三十了还不让回家过年。娘去送饭，看到父亲被他们折磨的没人样了，娘心疼了，对父亲说，咱认了吧，要不他们会把你整死的，只要人活着就行啊，钱没了咱再挣，你死了我和孩子咋办？在娘的劝说下，父亲只好承认了，他们这才把父亲放回家。回家后，按照工作组的要求，承认了就得“退赔”，当时叫父亲退赔一千多元。

此事让乡亲们知道后，左邻右舍都来给父亲送钱，其中有东邻的王焕章大哥，西邻的刘安申大哥。还有中央村的我干大爷，栗家庄大姑家表哥，西铺村的二舅，长申地的小姨夫，王洞村三姑家的大表哥，都来给我家送钱。另外，父亲还把我结婚时的方桌、大椅和缝纫机也都折钱交给了工作组。当父亲把1200元钱交上后，工作组一算还超了，又找回来180元，最终结论是我父亲“贪污”1020元，这在整个淄川区也是数一数二的，父亲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千字号”。大年三十晚上，父亲召开了家庭会（只有我不在家），告诉母亲和孩子们，春节后可能去坐牢，要做好思想准备。

其实，当时工作组的目的，是想要我家新盖的大西屋。但是我父亲宁愿借钱也不给他们大西屋。他们的伎俩在我父亲那里没有实现，只好无奈的说：“还是邵永才有钱。”因为在我父亲之前，磨商毕佺承、毕俱承兄弟俩不仅赔上了大西屋和全套院落，还赔上了一个几亩地的大园子（俗称南店），张国岭赔上了东屋和东园子，其他干部都是砸锅卖铁、东借西拉交了现钱。

我父亲挨整的原因，就因他是在任的大队长。为了让社员们多分两个钱，让社员们生活好一些，在生产上大搞副业，到山上开石窝打磨。石磨生产多了销不出去，就安排毕佺承、毕俱承和张国岭出去卖磨，支持他们把送出去的磨坯子，就地加工为成品磨，这样就能多卖钱，大队按销售金额给他们一点提成，这本来是好事，却被工作组认为是“多吃多占”，各“退赔”800元，父亲和他们是“同流合污”。等父亲交上钱之后，腊月三十下午，全村分四清“胜利果实”，每个社员分得两块钱。有的社员说，“才分了两块钱，多分两个还不行啊”。可说这话的人没想想，这钱是从哪里来的？是工作组逼着人家“买人”的钱。

由于我父亲的“问题”，不仅把我从萌山水库要回来，后来还牵扯到我的兄弟们。大哥是淄川农机修造厂创业者（亦工亦农）和车间主任，村里坚决把他要回来，让生产队里扣发他的口粮，厂里三番五次来协商不成，最终只得回家。三弟在七三二厂当工人，村里也想把他弄回来，可七三二厂是国营的军工厂，厂里就是不放人，村里才死了心。四弟和五弟都是淄博八中的优秀生，毕业后不能推荐上高中，只得回家务农。

现在想起来，真是又可恨、又可笑。当时的工作组，就像个土皇帝可真了不得，可不到一年的工夫就走了。让我实事求是的给来我村的工作组来个公正的简短的评价：从工作组进村，就搜集黑材料，对大小队干部是小会批、大会斗，挑动群众斗干部，采用逼供信的手段，无情打击队干部，它的伟大“成果”就是年终每个社员分两块钱。

（2）当饲养员。从萌山水库回来，正好我们队的北饲养处缺个饲养员，队长安排我去干饲养员，当时的老饲养员是毕德山。饲养员的任务，喂好猪牛，垫好栏多攒粪。俗话说：“喂猪攒粪，得利是必然，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 这说明了粪肥对农业的重要性，垫栏、攒粪也有技巧，不光攒得多还得质量好（又黑又臭，越臭了越好）。再说喂猪，那时喂猪不是现在，猪有定量，每头猪每顿需用多少饲料（主要是地瓜干子面）都有数，称好面子，打熟猪食再掺上粗饲料（豆叶、地瓜秧打成细面，放在池里泡发了）开始喂，每头猪喂多少，得有数。喂牛要先把玉米秸铡细，铡草还有个歇后语叫“书记铡草，决定（蹶腚）一切”，说明了铡草的姿势，就是一人坐在铡墩一头，另一人撑住铡刀把，坐铡墩的人把草续好，撑铡刀的人用力摁铡刀，就把玉米秸铡断，可不能铡粗了。把铡细的饲草放到牛槽里，牛就开吃了。随吃随添，未了的草渣子，再加豆饼拌上饲料，牛继续吃。春秋两季用牛耕地时要多加料，一定要喂饱。冬天，牛吃饱后，还把牛牵出来晒太阳，只能喂好不能喂瘦，喂瘦了多丢人。

（3）“运动”十年。1966年6月，“那场运动”开始了，村里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不仅批斗四类分子，也批斗我父亲。按理说父亲经过了四清这一关，应该是没问题了，可不是那样，不仅“四不清”的帽子永远戴着，还被污蔑为“历史反革命”。父亲白天和社员们同样干活，晚上社员们都休息了，父亲还和四类分子一样去扫大街。看到父亲年纪大了还受这些洋罪，我在暗地里掉泪。那时的口号是：革命红旗迎风摆，牛鬼蛇神脚下踩，脚下踩；行动是：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每次批斗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都少不了父亲。在批判父亲的大会上，还要父亲“坐飞机”（低头弯腰。两只胳膊向后翘起来）。1968年在王村批判淄博市委书记刘千，父亲也是同台受批判。父亲是农业劳动模范，去市里开会时认得刘干书记，没想到两位老朋友在这样的场合相遇。

当时各地都成立了红卫兵、成为造反派，真理战斗队、烈火战斗队…… 可哪一派也不要我，说我是“四不清”子女。不管他们要不要，我都是积极劳动，努力工作。可有人又说：“你还想当书记不成？”那10年，可受了些委屈，现在看来，什么派都没参加还对了呢。

1967年春的一天下午，二队的生产队长毕坤德来饲养处找我，谈论当时的形势，我们俩谈得认真、活泼、从容。后来坤德老弟为此事还给我写了首诗：青年才俊气魄宏，岂料前程山万重。四清“文/革”交厄运，牛棚论势语从容。古贤八旬还登第，邵公大器重晚成。祝愿我兄松乔寿，子孙绕膝乐无穷。1984年队改村时，毕坤德当选为首届村主任，后来他任村党支部书记时，我连任三届村主任，我俩搭档多年，共同为大史村的发展而努力。

运动结束后，政府为我父亲平反昭雪，四清工作组和造反派给我父亲整的那些黑材料全部被销毁。1978年父亲再次当选为生产队长，卸任后调任王村公社水利专业队任施工员。

这还真正应了父亲说的那句话：干屎抹不到人身上。再看看那些靠运动发家的“运动红”都没有好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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