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敦运　诵读：何方

编辑：杨建松

2012年，当大桥柏木岭的土地被中南政法大学武汉学院征用时，全区最后一个鸭棚（咀）被拆迁了，从此在江夏流浪了200多年的放鸭人彻底换了身份，就连村名也走进了历史。

最早的鸭棚出现于何时？

倪根金先生认为是大清乾隆年间，乃源于灭蝗的需要。

那时，蝗灾频发，次次损失惨重，乾隆下旨，由官府出面组织生众展开大面积灭蝗。乾隆三十六年黄应魁复任江夏知县时，他在四乡广为张贴《捕蝗图》，还增介了好几种新的抗灾办法，其中就有“放鸭治蝗”，也就是倡置鸭棚，令鸭客（鸭师）赶着鸭群趋食而治。显然，这是一项艰苦繁重的劳动。

两百多年前，江夏全县丁数（成年男子）尚不足3万，遇到需要群力抗击“淫雨损麦，蝗蝻生，大水伤禾……”这样的天灾时就感人手不足。因此，为了推动放鸭治蝗，黄应魁只得在流民中招募身体还算强壮的人，并命吏员集中教之，尔后再按每棚10两白银的标准发放资费，督促他们建棚买鸭，待鸭壮后行走于四野。遗憾的是由于经验不足，最初两年培植起来的100多个鸭棚点，20年后就只剩四成，而真正子承父业传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时就不足三十了。

江夏是农业大县，在以农为本的古代，养鸭并不受待见，甚至被人称作“奇技淫巧”。早年就有农谚反复告诫村民：“陈谷烂米，不养瘪嘴！”“瘪嘴”是鸭子的谑称。

为什么？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性价比”太低。鸭子的食量大，无论是蛋还是肉，产量都远远不如鸡；而且还因爱拉，大量稀臭的粪便极难收拾。鸭子也喜动，觅食的鸭群常常会钻进菜园抑或花园，将蔬菜、庄稼，甚至奇花异草一扫而空并留下“讨伐”后的狼藉，所以习惯于农事的传统乡村，都讨厌成天“嚓、嚓、嚓”的鸭群。就因多数人不喜，这才为无地可种的流民开启了一扇求生小窗：他们担着竹棚，赶着鸭群走进收割后的歇田息园，甚至荒滩野涂，在狭窄的生存空间去觅那一口众所不为的苦食。

然而那时的官府助鸭可不是只为养鸭而养鸭，他们的主要目的是驱鸭治蝗，即使一时无蝗也要备鸭待出，只要蝗情一发，无论风雨，鸭群都要听令而赴，所以县府主簿和衙役是不容鸭户长驻一地圈养的。为此鸭客们想了各种办法，知县黄应魁也在动脑筋，那天，一纸邸报打开了他的天眼，源自蜀地的“挑棚”被他引进了江夏，这才有在楚天首县绵延了两百多年的“鸭客肩棚”。

“仅有”还不行，黄应魁还着主簿统管，并派出专职衙役督查，以促鸭棚一一到位，看紧蝗情，决不能让它因旱爆发。主簿和衙役的管督并非全力指向鸭棚，很多的时候在引导舆情，促使乡、里两级积极参与治蝗，要知道在那个科学孱弱的年代，民间还在虔祭虫神，把消除蝗灾的希望寄托在“刘猛将军”身上。

可是，灭蝗岂能只靠一个虚无的“刘猛将军”？皇帝也明白这一道理。不过他们不仅不反对民间的祭祀，还多次加封诸位虫神，但从不将其列入官祭之列，他们更希望民间多一点诸如鸭棚这样的具体措施，所以，为了排除地方势力干扰、推行养鸭治蝗，朝廷也授意州府，令县吏和衙役下乡巡视，在保障鸭客权益的同时落实治蝗任务。

就这样，鸭客在官府的扶持下艰难地于滩涂、旷野上立起棚户，养起鸭群……

如果说“鸭棚”是鸭户的“根据地”，那么“肩棚”就好比根据地派出的“游击队”。

所谓肩棚也叫“挑棚”，是个直径约为两米的半饼形小棚，由木枋、竹片精编而成。静置时径边有木足着地，底面横着几根结实的木枋，既是板凳，也是木床。竹篾穹顶覆有油布，顶内一盏马灯。

一座肩棚，常常为父子、兄弟两到三人所据。

生物学家说，蝗灾常由旱灾催发。从4月底到6月初是驱鸭治蝗的最佳时期。

蝗灾不起的日，鸭棚怎样生存？师爷建议：以县衙名义晓谕乡里，在稻谷收割完后，允许鸭群进村入野，啄食遗落的稻刁谷粒、飞跳的虫螳，甚至允许鸭客持漏瓢、担粪桶，进入民厕打捞蛆虫以补鸭餐。所以秋收时分的阡陌常见鸭群漫进，一只只白的、黑的、麻的鸭子，在稻茬间“嘎嘎”，追逐嬉戏，而不远处定有孑然静立的一两肩棚。而肩棚边也必插顶端扎有草束的竹杆，据说这是为了效仿苏武牧羊之故。

众所周知，苏武符节是汉武帝所授的信物，竹柄长约八尺，上缀牦牛尾，大名“旌节”，‌故时云：“见节如见帝”。鸭客串乡，虽不为皇家直遣，但“天意”也是清楚的。为了表达自己是秉承上意放鸭，鸭客们就手持“草节”穿村过湾，这一行为得到过多位知县的默许并相沿成俗，自此“草节”遂成鸭客标志，类似于今天的“唠格”（logo）。

历史翻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已经读三年级的我不仅见到过鸭客与肩棚，甚至也举着长竹竿，敲着铜锣驱赶过横飞的蝗虫。

历史终于翻篇了，但今后就一定不发蝗灾？

我想，即使爆发蝗灾，科学也有办法；即使有办法，打捞鸭棚的过往也是必要的，因为古训云：前事不忘乃后事之师。

作者：彭敦运，武汉江夏高中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