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同志”称谓的政治文明价值

文/张学勇

《人民日报》近日刊发的理论专论以历史纵深视角，系统阐释了“同志”称谓在新时代政治文明建设中的范式意义。这篇赓续红色基因的理论文献，创新性地融合政治社会学与历史语言学的双重维度，深入揭示了“同志”称谓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本质属性的符号化表达，及其在党的政治伦理体系建构中的独特价值。追溯中华文明演进历程，“同志”称谓完成了从传统伦理概念向现代政治符号的双重创造性转化。

自《国语》“同心则同志”的德性共识，至《礼记》“同志而相益”的价值取向，这个浸润东方智慧的古老语汇，历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淬炼焕发新生。从南湖红船确立组织原则到延安整风锤炼党性修养，从西柏坡“两个务必”的政治嘱托到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浪潮，每个历史节点都赋予“同志”称谓鲜明的时代特质。白色恐怖时期地下党员凭此相认的信仰密码，长征路上伤病员珍藏的“同志粮”精神图腾，共同铸就了这个称谓不可替代的政治文化品格。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同志”称谓构建起新型政治文明的话语体系。焦裕禄与群众同甘共苦的“老焦同志”，王进喜在井喷现场呼喊的“铁人同志”，这些穿越时空的精神坐标，生动诠释着人民政权的伦理根基。从党政文件到私人信札，从会议纪要到基层对话，“同志”称谓编织的平等话语网络，既有效遏制官僚主义滋生，更在制度层面实践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承诺。党的八大确立“党内互称同志”的组织原则，使其成为民主集中制在语言实践中的具象化表达，这种政治伦理创新为社会主义政权建设提供了独特的文化支撑。

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称谓异化现象，折射出政治生态面临的严峻挑战。“老板”“老大”等市侩化称谓，将执政使命矮化为利益交换；“书记”“局长”等等级化称呼，使公仆角色异化为官僚符号；“大哥”“兄弟”等江湖化用语，在组织原则堤坝上侵蚀出宗派主义蚁穴。某省系统性腐败案件查处时，涉案人员通讯录中“同志”称谓的集体缺席，恰似政治生态恶化的语言病理切片，暴露出称谓异化与权力腐化的共生关系。这种现象不仅消解了党内政治生活的严肃性，更在深层次上动摇着党的执政根基。

重构“同志”称谓的政治品格，亟需构建标本兼治的治理体系。制度层面应以《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为纲，使称谓规范成为党性原则的度量衡，将“同志文化”嵌入干部教育全周期，建立从入职培训到日常监督的完整制度链条。文化层面需激活红色记忆基因库，让《共产党宣言》首译本上的“同志”批注、方志敏狱中手稿里的“同志”呼唤，转化为滋养初心的精神源泉，通过红色教育基地、党史学习平台等多维载体实现文化浸润。

实践层面必须坚持以上率下，使民主生活会上的每声“同志”都成为净化灵魂的政治清风，调研走访时的“同志”相称转化为密切党群关系的现实纽带。某地将称谓规范纳入巡视清单的创新举措，某市开展“称谓净化”行动的成功经验，都在实证层面印证着语言文明重建与政治生态重构的辩证统一。

站在民族复兴的历史方位，“同志”称谓回归蕴含着深远的政治文明密码。在资本逻辑蔓延的当下，它犹如定海神针，锚定“志同道合”的价值坐标；在数字虚拟泛化的时代，它恰似精神灯塔，指引真实可信的情感联结；在代际更迭的浪潮中，它宛若基因密码，赓续红色血脉的传承谱系。从延安时期的“同志合作社”到新时代的“同志调解室”，从脱贫攻坚战场的“同志帮扶队”到抗疫一线的“同志先锋岗”，这个称谓始终与党和人民事业同频共振，见证着初心使命的时代绽放。在基层治理创新中，“同志议事厅”的协商民主实践，将传统称谓转化为现代治理工具；在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同志式谈话”的制度化建设，赋予传统政治文化新的治理效能。百年变局风云激荡，复兴伟业曙光在前。

“同志”称谓的重塑工程，本质上是一场触及灵魂的政治文化革新。当“同志”的呼唤响彻神州大地，这不仅是政治话语的返璞归真，更是共产党人精神原乡的集体回归。以称谓重塑撬动政治生态净化工程，让“同志”二字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信仰温度，成为凝聚十四亿追梦人的精神纽带。这既是新时代共产党人必修的政治实践课，更是中国共产党为人类政治文明演进贡献的东方智慧。从政治伦理重构到组织文化培育，从话语体系革新到精神家园重塑，“同志”称谓的现代转化之路，正在全球政党文明演进史上书写独具中国特色的时代篇章，为破解现代性困境中的政治异化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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