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甄春延

楚雄，这座坐落于云南中部的少数民族自治州，于我而言，承载着生命中一段刻骨铭心的过往。

1966年至1970年，我与父母、哥哥、姐姐在这片土地上度过了一段交织着难忘与痛苦的岁月。直至 2018 年，退休后的我与昆明24中的昔日同窗重返楚雄州冬瓜坪镇，如今那里已更名为州府冬瓜街道。这片土地，仿佛被岁月施了魔法，过往种种，如影随形，从未褪色。

1964年，时任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的吴德同志受组织委托，与父亲深谈。出于国家战备考量，需调遣父亲奔赴云南投身 “三线建设” 事业。父亲不负所托，引领着 5000 名东北三省一区的林业干部职工扎根云南。国家设立 “金沙江林区会战指挥部”，简称 “指挥部”，以 “12 号信箱” 为代号，选址楚雄州冬瓜坪镇。父亲担纲常务副指挥，虽名义上指挥是原林业部副部长梁昌武，可实则担子落在了父亲肩上。彼时，指挥部统筹云贵川三省及甘肃白龙江林区的建设重任，父亲与同事们夜以继日，一年多光景，指挥部大院拔地而起，内有十几栋职工宿舍与 4 栋办公楼。云贵川地区（以云南、四川为主）也相继落成几十个森工局与金沙江水运局，工作渐入正轨。1966年，母亲工作调整，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南下楚雄。

记忆中，母亲领着我们乘坐“嘎斯69”小车驶向楚雄指挥部大院。一路颠簸，未及缓过神，喧嚣声铺天盖地而来。车被强行截停，一群人高喊口号，将母亲从车中拖拽而出，母亲脖颈间被挂上写有名字、打叉示辱的牌子，头上戴着纸糊高帽，被押去批斗。年幼的我们，惊恐万分，呆若木鸡。幸而有欧叔叔挺身而出，将我们护送回了家。自那日起，我开启了人生中最痛苦、最无助的历程。

彼时，父亲也遭了殃，当晚未归，想必是也被隔离了。年幼的我们懵懂无知，满心恐惧，不知前路几何。家中两个叔叔成了我们的依靠，欧叔叔自不必说，还有父亲从东北带至云南的司机王叔叔。王叔自 1954 年起便为父亲开车，父亲调回东北，又将他带回。2025 年，王叔已百岁高龄，提及父亲往昔，记忆犹新。他们之间，早已超越了领导与下属的情分，情同手足。父亲离世后，王叔年年徒步前往朝阳沟墓地祭扫，即便母亲嗔怪，也从未间断。在我们兄妹眼中，他如亲生父亲般敬重。回首往昔，造反派横行，邻里避之不及，唯有王叔常来我家，为哥弟俩剃头，那份坚守，于乱世之中，尤为珍贵。

初到楚雄，父亲沦落为楚雄州 “最大走资派”，遭隔离关押。家中只剩年幼的我们，母亲日日被造反派抓去批斗。小姐姐年纪轻轻，便挑起照顾弟弟妹妹的重担。我们在东北时，皆是 “八一” 小学住校生，家中事务一窍不通，后来才慢慢学会。即便哥哥姐姐陆续招工离家，我独自在家，也一点点学会了操持家务。

那个年代，虽年幼，可父母被批斗的画面，如刀刻般印在我脑海。父母与其他 “走资派” 们，双手反剪，脑袋被强压低垂，头戴高帽，胸前挂着沉重的牌子，脖颈被铁丝勒出深痕。我曾见过批斗彭老总的旧照，每当目光触及相关画面，我的心便止不住地颤抖，父母被批斗的场景瞬间浮现在眼前。他们多次被打得遍体鳞伤，父亲曾说，打他时棍子都断了。母亲回家，顾不得自身伤痛，用红花油为父亲消肿散瘀。我始终不解，那时的人怎会变得如此疯狂、残忍。父亲有个下属沈某，也是他从东北带到云南的。听父亲说，他是个孤儿，还是大学生，父亲特意嘱咐母亲多加照拂。可文革开始，他竟反咬一口，在造反派面前 “举报” 父母拉拢他，真是令人唏嘘不已。

指挥部大院有两扇大门，造反派常令父亲跪在大门口，向毛主席请罪，向造反派请罪。 “九大” 开幕前，有次，一派造反派逼父亲和另一走资派给对立派贴大字报。父亲深知此举会加剧群众间矛盾，便与那人商议后连夜 “出逃”。不料，那人次日便被抓回，父亲逃了20多天，被当地国防工厂工人收留。父亲未隐瞒身份，工人们却毫无偏见，将他藏于工厂偏僻处，日日送饭。直到 “九大” 后，形势稍缓，父亲才重返指挥部，继续挨斗。父亲恢复工作后，曾找过那些工人，与他们保持联系直至我们回东北。文革后，我问父亲如何逃脱，父亲笑言：打游击时练的本事，走夜路小菜一碟。父亲出逃那些日子，造反派天天上门寻人。

最惊心动魄的，是父母险些被枪击。当时武斗愈演愈烈，不少造反派手里有枪。一日，造反派王洪武持枪在楼下，把父母叫下去 “训话”。说着说着，他竟抬手朝着父母头上方就是一梭子，幸而枪口略高，否则必有性命之忧。是枪走火，还是故意为之，怕是连他自己都未曾想过。训话结束，他扬长而去。我们在场的姐弟三人，皆被吓得不轻。后来父母说，他们身经百战，听过枪声，倒也未怕得失了方寸。八十年代，组织审查 “三种人”，向父母调查此事，父亲据实以告，组织也给了王洪武相应处分。

武斗期间，大院里的人几乎跑光，空荡荡的，夜晚静得渗人。我们把捡来的废汽油桶放到楼梯口，接上电，稍有动静便能感知。窗户用木板钉死，晚上门用柜子抵住。无人管我们吃喝，蔬菜断供。无奈之下，我们跑到单位食堂，砸门翻找米面，不然真要饿死。作为单位最大的 “走资派” 家属，我们那时是被遗弃的存在。

单位孩子多，起初有小学，可我作为 “黑五类” 子女，上学受尽欺辱，常被辱骂殴打，最终放弃学业。从小学二年级到初中一年级，我再未进过学堂。后来到景东，我们搬到县城，才在景东林业局中学上了初中，可基础差，成绩自然不理想。至今，连一元一次方程都解不来，这是那个年代留给像我这样的人的特殊 “印记”。

小时候，身为 “黑五类”“狗崽子”，我又比哥哥姐姐小很多，常被无知孩童欺负。有天，我在楼下劈柴，把劈好的柈子码好，邻居孩子跑来踢散，我码他踢，反复多次。我急了，拎起斧子就砍，他一躲，斧子砍在他胳膊上，好在没伤筋动骨。他家长带着他来我家讨说法，母亲陪着不是，道了不少歉。自那后，他再也不敢欺负我，真是 “兔子急了也蹬鹰”。

还有一件傻事，至今想起，哭笑不得。小时候顽皮，不听姐姐话，姐姐喊我回家吃饭，我不肯，她一生气，就不让我吃饭。我竟喊起 “打倒某某某”，说打倒父亲。多年后，哥哥姐姐还常拿这事逗我。

楚雄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两次濒死经历。1967 至 1968 年间，指挥部大院有个圆形水池，池边是砖砌的，约170至180公分宽。一天，父母在操场批斗，我在水池边玩，不小心掉进池里，好在被人救起。救我的好像是一位穿绿色衣服的邮递员。有人去操场告知母亲，母亲疯跑过来，抱起我哭得泣不成声。直到母亲晚年，提及此事，她依旧泪流满面。我在 “情系文定山” 一文中写过这事，因为在景东边江，我也掉过江，不知怎的就爬回船上。这两次经历，让我与游泳彻底绝缘。

小时候的我，顽皮至极。在大院里爬树，从树上滑下时，右腿被划开一道大口子，筋都露了出来，鞋里满是血。卫生所医生说必须送州医院，不然无法缝合。母亲带着我乘车上医院，缝了17针，还打了破伤风针。回家后，我疼得整夜睡不着，哼哼唧唧，母亲抱着我坐了一宿，半夜我才昏昏睡去。第二天，腿疼稍缓，趁母亲去批斗，我一瘸一拐下楼玩耍。几十年过去，这段往事从未忘却，母亲的爱与付出，深深刻在我心底。

1970年，我离开楚雄，此后再未回去。多年来，我心心念念想重返故地，看看那片充满痛苦与悲伤记忆的土地。

2018年，我回到昆明 8位中学同学听闻我的心愿，专程陪我前往楚雄。 “12 号信箱” 旧址已变成楚雄州一所大学。我向保安表明来意，说自己40多年前在此居住，想进去看看。保安师傅同意了。

走在校园里，记忆中的宿舍楼、办公楼早已不见踪影，我落水的水池也消失了。望着一栋栋现代化大楼，看着青春洋溢的学生们，我感慨万千。物是人非，沧海桑田，眼前的一切与我梦中景象相去甚远。远处山坡上，残存的几栋旧房，还依稀留存着往昔的影子，可那一切，都已远去。

不忘过去，是为避免重蹈覆辙。我感恩生活，它让我领略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我感恩生活，它让我懂得为人处世之道；我感恩生活，它让我明晰人生的取舍之道。

写于 2025 年 7 月 11 日

【作者简介】：甄春延，原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退休干部，东北师大夜大中文系毕业，学士学位。一生钟爱文学，笔耕不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