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赣鄱平原的盛夏，空气是凝固的、滚烫的糖浆，黏糊糊地糊在身上。蝉鸣撕扯着白昼，而比蝉鸣更焦灼的，是“双抢”的号角。那是一个将时间榨出汁水的季节。

家里劳力单薄得像晒蔫的禾叶。爸爸在城里端公家碗，是体面，也是遥远的指望。姐姐从小跟着奶奶在县城长大，暑假回来，更像是田野里的“稀客”。真正扛起这副重担的，是妈妈单薄的肩膀，和她身后跟着的我——一个十几岁的半大丫头，还有更小的弟弟，以及后来加入、只会添乱的小妹妹。爸爸临行前的叮嘱是铁律：“弟弟还小，骨头嫩，农活碰不得。”于是，那沉甸甸的担子，无形中又向我和妈妈倾斜了几分。

天还泛着蟹壳青，星星未完全隐退，鸡鸣已是第三遍。五点！妈妈带着睡眼惺忪的我，一头扎进蒸笼般的稻田。镰刀划过稻秆，“嚓嚓”声是清晨唯一的节奏。露水打湿裤腿，冰凉黏腻。弯腰，挥臂，重复，成片的金黄在身后倒下，堆成小山。这“割禾”的苦，尚能咬牙挺住。

接着是“拔秧”。双脚在滚烫的水田里，手指插进泥泞，将一撮撮嫩绿的秧苗连根拔起，捆扎成束。泥水、蚂蟥、蚊虫是常客，腰背酸痛是附赠。但这与后来的酷刑相比，竟显得“温和”。

最是那“耘禾”，成了我少年时代的噩梦。烈日当空，田水被晒得发烫，蒸腾起令人窒息的土腥气。赤脚踩在没膝的泥浆里，深一脚浅一脚，用脚、用手，或用耘禾工具一推一拉在稻禾的间隙里翻搅、除草、踩实泥土。那粘稠滚烫的泥浆包裹着双腿，每一次抬脚都像拔起千斤重的石锁。汗水流进眼睛，蜇得生疼，滴进泥里，瞬间消失无踪。空气仿佛凝固，只有自己粗重的喘息和心脏擂鼓般的跳动。闷热、窒息、无休止的重复劳作……胃里翻江倒海，我曾在田埂边吐得天昏地暗，吐出来的仿佛是胆汁的苦涩。那一刻，望着无垠的稻浪，我心底只有一个疯狂的祈祷：老天爷，让我扔掉这锄头吧！让我这辈子都不要再面朝这黄土，背顶着这青天！

午后的时光，是唯一能喘息的缝隙，也是被妈妈视为“不务正业”的罪证。姐姐回来了，她像田野里的一阵清风。她不耐农事，却有一双能在泥水里发现乐趣的眼睛。大太阳最毒辣的正午，当大人们累得瘫倒在竹床上喘息，她却精神抖擞，吆喝着我和弟弟：“走，捉泥鳅去！”田埂边的水沟、刚犁过的湿润水田，成了我们的乐园。屏息凝神，手指在冰凉的泥水里探索，触到那滑溜溜的一扭，便是满心欢喜。泥鳅在瓦盆里扭动跳跃，是我们短暂的战利品，也是对抗繁重农活的隐秘快乐。

然而，这份快乐在妈妈眼中是刺眼的。她拖着疲惫至极的身体，看到瓦盆里扭动的泥鳅，看到我们沾满泥巴却兴奋的脸，那眼神瞬间从疲惫变成愤怒。“作孽啊！正事不做，尽搞这些没用的！”伴随着厉声呵斥，瓦盆往往被粗暴地掀翻，泥鳅连同我们的“战利品”被无情地甩回泥地，甚至引来几记带着火气的巴掌或笤帚疙瘩。“捶子都要滚三滚”的时节，我们的“偷闲”，在她眼里无异于背叛了这场与时间赛跑的生死之战。那份委屈，和着泥鳅的腥气，深深烙在记忆里。

后来，我终于“扔了锄头”。爸爸把我转到县二中读书，我知道那是我唯一的出路。我发狠地学，书本成了我逃离那片滚烫泥泞的舟楫。书本确实带我离开了水田，离开了那令人窒息的耘禾时光，将我带到了另一片天地。

只是，岁月流转，人到中年回望，那“双抢”的记忆并未褪色，反而在时光的滤镜下愈发清晰。它混杂着泥水的腥、汗水的咸、呕吐的苦、被打的委屈，也有姐姐带来的短暂欢愉和泥鳅滑过掌心的冰凉触感。我确实扔掉了实体的锄头，走出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轮回。可生活的“双抢”何曾真正停止？只不过换了战场，换了形式。那些年流过的汗、吃过的苦、心底那份强烈的逃离渴望，早已融入骨血。虽未能“出人头地”，但那份从泥泞中挣扎向上的力量，那份在沉重命运缝隙里捕捉一丝微光的韧性，或许就是那片稻田和那个酷暑，留给我最深刻的烙印。锄头有形，早已放下；命运无形，其重千钧。我终究没能甩脱所有“农具”，只是将它们化作了另一种耕耘的力气，在人生的田畴里，继续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身后，是那片永远青黄交接的稻浪，无声翻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