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盛夏记忆之二
早晨到底有多早
李召新
从夏至开始,白天最长,夜间最短。然而,盛夏的白天到底有多长?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答案:十二个小时,十四个小时,还是十六个小时?这要看早晨的起床时间,或者看你的出工时间。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时间是和太阳的升起时间一致的;早餐店的师傅们是根据早餐的加工时长确定上班时间的;而我的父老乡亲是根据手头农活的需要起床下地的。我的小时候,一个村里也没有几块表,人们不知道几点几分,只知道月亮的位置,启明星的高度,还有东方发亮了、公鸡打鸣了、公社的大喇叭响了、太阳出来了……这些时间概念就是他们的耕作时间。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上小学没出村,不用起得太早。跟着生产队的钟声起床,不早,也不迟。上初中是在四里外的北谢联中,是跟着“东方红”的乐曲出门的。只要大喇叭一响,我跟哥哥就急忙往学校跑。有时候没听见乐曲,就起来上学去了。结果,学校的门还没开。老师还没起床呢。待了一会儿,“东方红,太阳升……”这才知道,我们起冒五更了。
夏天的早晨,地里的温度也有二十七八度,可比起烈日当头来,还是凉爽得多。勤劳的庄稼人,当然知道回龙觉的珍贵,可他们更知道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的道理。所以,生产队调整上工时间,趁着凉快,早出工。有自留地的人家起得更早,他们要趁着凉快先到自己的地里干一会儿,然后再赶上生产队里的出工大军。这样,一个早晨他们就出了两份工。你说得起多早呀!
有一年的麦收时节,天气已经很热了。才四点多一点,公社的麦收巡逻队转到我们村南的麦田里。突然发现麦地中间有一个黑影。“有情况!”巡逻队的队员迅速将这块麦地包围。等他们走近了才发现,原来是一个人在割麦子,而且是从地头上割过来的。
“你在干什么?”
那人这才直起腰来,不慌不忙:“这不是在割麦子嘛!”
“你是在割麦子?恐怕是偷麦子吧!”
“偷?我是一队的队长,想趁着凉快多干点。”
“队长?队长还起这么早?”
“队长咋了?不是要起带头作用吗?”
说话间,陆陆续续有社员拿着镰刀上工了。一场误会这才消除了。后来,公社书记还在干部大会上讲了这个故事,表扬了我们队的这位队长,说他以身作则,给社员带了一个好头。
无利不起早五更。这话不假。庄稼人有起早的习惯。这是过家之道,人勤地不懒呀。特别是男人,该起不起睡大觉,那还有个过日子的样子?庄稼人,懒是大毛病,弄不好,连媳妇也找不上来。夏日里早起,不光是要下地干活,还要挑水、拾柴,拔草、喂猪羊。哪一样都得干。趁着凉快,早干早受益嘛。记得有一年大旱,不足一寸高的小玉米苗眼看就要黄了。可村里的水井快干了。人们心急如焚。队上安排四个劳力包一眼井,不管早晚,只要井里有了水,就要想法把水提出来浇到地里去。推水车、摇水车的吃住在井上了,挑着水桶浇庄稼的人们,天一放亮就挑起扁担往地里跑。可人勤水不足,井干了,就坐在井台上歇一会,等有了水,再打水浇苗。保不住苗,秋季的丰收不是笑话?所以,谁也不敢回家。这时候,谁还顾得上天热不热?
盛夏酷暑,从早晨四点多到晚上八点多,庄稼人一天却要在地里待上十五、六个钟头,因为他们起得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已经不是他们的生活节奏了。早晨,太阳还没出来,他们就已经干了一门儿活了。晚上,太阳早就落山了,可他们还在地里忙活着,直到快看不清草苗了。在他们心中,庄稼是第一位的。五十多岁的老队长曾说过一句话,我把他写进了作文里:“你说夏天哪里最凉快?我说是地头上。”是呀,炎炎夏日,酷暑难耐。为玉米、高粱、除草定苗的人,在密不透风的青纱帐里劳作,热得衣服都湿透了,恨不能快点赶到底头上,找个树荫儿凉快凉快,或者收工回家。虽然地里没有树,虽然还不到收工的时候,可到了地头了,总有一丝风让人喘一口粗气,抽一袋烟吧。所以,老队长拉着锄头,蹭蹭地往前赶,招呼着:“快点干,到了地头上咱凉快凉快。”
庄稼人,那些年的庄稼人,虽然吃不好、穿不好,出得是牛马力,吃得是千般苦。可他们就是一头拖不夸的牛,没日没夜、没黑没白地在地里卧爬滚打,为的就是能吃顿饱饭,能让一家老小少遭点罪。他们无怨无悔、倾其一生。他们在跟太阳赛跑!
避暑要早起,忙夏需趁早。这是我的祖辈、父辈们的经验总结。我的祖辈、我的父辈是憨厚、朴实、勤劳、智慧的中国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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