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应容纳生僻字及设意造语的辩证论》 文/张从安
文学的浩瀚星空中,众星闪烁,各放异彩。然近来,常闻一些自诩为文学知识渊博之辈,对他人之文评头论足,诸多刁难。诸如言写作不可用生僻字,不可堆词组字,设意造语等论调,实则不然,吾以为,只要不违背字之本义,恰如其分地运用,那便是创新之举。吾辈今所用典籍、成语、词汇难道不皆为古人据字意堆砌而成吗?
试观古人,何尝不是如此?王勃年少才高,其《滕王阁序》中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一千古名句,“鹜” 字于当时大众眼中,或许亦属生僻之列,但王勃大胆运用,将其与 “落霞”“秋水”“长天” 相组接,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一幅绚丽多彩、旷远宏大的秋日江景图。此句一出,广为传颂,无人质疑 “鹜” 字之用是否妥当,为何?因其用字精准,表意恰切,且赋予了文字新的魅力与活力。这难道不是一次成功的创新吗?
再看司马迁,其《史记》被鲁迅先生誉为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行文过程中,他用字遣词独具匠心,常有奇字拗句,却无碍其文章传达深邃的思想与真实的历史。如 “鸿门宴” 一节,“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为之奈何?’” 其中“默然”可追溯至战国时期文献记载。该词最早见于《战国策·齐策四》,文中记载“宣王默然不说”,意为沉默不语的状态。而 “奈何” 二字,虽口语化,然在此情境下,恰到好处地体现出刘邦的无奈与焦虑,使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司马迁不拘泥于常见字词的使用,而是根据内容需要灵活创新,这才成就了《史记》这座文学与史学的双重高峰。
诗圣杜甫在《月夜忆舍弟》中写道:“戍鼓断人行,边秋一雁声。” “戍鼓” 与 “边秋” 都非常用词汇,但杜甫巧妙组合,营造出浓厚的边塞氛围和孤寂的思乡之情。边塞的战鼓声打破了人行的轨迹,秋天的边疆,一只孤雁的鸣叫显得格外凄凉,这些生僻字词不仅没有阻碍情感表达,反而增强了诗歌的艺术感染力。
再看李商隐的《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丝” 与 “思” 谐音,以春蚕吐丝、蜡烛成灰来比喻自己对爱情的执着与奉献,这种巧妙的用字和独特的比喻,展现了李商隐对爱情的深刻理解和表达,成为后世传颂的经典。
李白在《将进酒》中豪迈地吟出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天上来” 三字极具夸张和想象,但却生动地描绘出黄河的磅礴气势,展现了李白豪放不羁的性格和对自然的深刻感受。这些看似不寻常的字词组合,却精准地传达了诗人的思想情感,具有独特的魅力。
古代文人在诗词创作中敢于突破常规,灵活运用生僻字和创新表达,使作品更具深度和韵味。他们并未因所谓 “生僻” 而受限,反而以这些字词为翅膀,在文学的天空中自由翱翔。如今,我们不能被自诩为文学厚重的专家教授的言论所束缚,而应学习古人的创新精神,大胆尝试,让文学在传承中不断发展壮大。
所谓生僻字,实乃因时而变,因人而异。今日之生僻,或许曾是往昔之常用;今日之常用,也可能在岁月流转中沦为生僻。那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同,知识储备有限,便不能运用、不懂其意,便轻易地将这些文字打入 “冷宫”,此乃目光短浅之举。当我们封杀这些文字,便如同给华夏文化戴上沉重的枷锁,限制了我们在文学创作上的手脚,使我们无法尽情地遨游于文字的海洋,去探索更广阔的创作空间,去挖掘文学的无限可能。
又何人能断言不常用的字就不能用?那些反对者不过是依据自己的知识范围来妄下定论罢了。文学创作,本就是一场自由的探索之旅,只要用字用得对、用得当,能够使文章表意更加准确、生动、深刻,那么生僻字又有何不可?我们应当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去接纳每一个文字,让它们在合适的语境中绽放光彩,这样才能让华夏文学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持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不断创新,向着更加辉煌灿烂的未来迈进,而不是被困在狭小的思维框架中,自我设限,停滞不前。
而今,吾辈何以不能赶超前人之文化水平?何以文化底蕴难比古人之深厚?皆因那些自诩为文学厚重的专家教授之言论束缚吾等手脚,使其停滞不前也。倘若莎士比亚之世,亦有诸多清谈者空论生僻字不可用,那岂不拘束了大文豪的笔墨?又何来 “朱丽叶乃吾日月星辰” 这般绝妙之句?那些专家教授们,或许本意是希望维护文学的规范性,但却在无形中,限制了文学的创新与拓展。他们以自己的知识和见解为标准,去评判他人的创作,却不知文学本就是一片自由的天地。吾等若想在文学之路上有所建树,便不可被其言论所束缚,而应大胆地去尝试、去创新,让文学在传承中不断发展,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
**作家简介**
张从安,字·安然 男,汉族,网名:蓝色的梦,安徽省六安市人。1966年4月8日出生, 北京理工大学毕业。爱好书法、国画、音乐及各种乐器。从事古诗词研修三十余年,创作作品约2000多首,发表在《海外文学》、《中外文学名著网》、《中国诗人作家网》、《都市头条》、《金榜头条》、《世界诗歌作协》、《中国诗歌报》、《中国经典文学》、《蓝天文学网》、《优酷优选网》、《今日头条》、《巴黎文学》、《顶端文学网》、《九州文学网》、《梅香文学社》《东方文化传媒》《心苑诗社》《安徽诗萃》《荣耀中国文学网》《一枝红莲文学诗社》《世界作家澜韵府诗社》等文学平台。其中《长江第一大峡谷虎跳峡》获得华夏文化传承大使、古诗词专辑一等奖;《蓝色的梦》荣获现代散文诗词创作最佳文学奖,骈俪文《金陵赋》被誉为最具文学价值和骈俪巅峰的作品;《雁荡山感怀》荣获“世界英豪杯”文学赛亚军,《夜静思》获得卓越文学奖。《长征》获得优秀文学奖。自撰词林正韵词牌《寒楼载影》、《烟波江上听风吟》很受广大诗词爱好者的推崇和认可。现任中国诗歌报爱忠诗词创作室主审。华尔街华人社团联盟理事。华尔街汉唐文学研究会顾问。中华诗词文苑总顾问,古诗词文学总监。中国诗人作家网认证诗人。九州文化中国诗人作家网十大平台前总顾问;世界诗歌作协中国诗人作家网前文学总监。世界作家澜韵府诗社总顾问,荣获九州文化人才库首席十大院士卓越文学成就奖。
《论张从安〈文学创作应容纳生僻字及设意造语的辩证论〉:守正创新的笔墨千秋》
点评词作者/柴永红
华夏文脉,绵延数千年,笔墨为舟,载道于文海。自仓颉造字,文明始启,文字便成古今对话之桥、情志抒发之器。张从安先生《文学创作应容纳生僻字及设意造语的辩证论》一文,以笔为剑,直剖时弊,以史为鉴,力倡文学创作当有兼容并蓄之胸怀、守正创新之勇气,于当代文坛浮躁之际,立一标杆,树一旗帜。
一、史笔昭昭:以古证今见真章
文章开篇即破“生僻字不可用”之陈说,引古人之例为盾,立“精准表意即合理”之论。王勃《滕王阁序》中“鹜”字,于当时或为生僻,然“落霞与孤鹜齐飞”一句,以一字点睛,绘就秋水长天共色之景,其精准度非寻常字可代。此例绝非孤证,司马迁著《史记》,“鸿门宴”中“默然”“奈何”,或溯战国语源,或取口语精髓,于史笔中见性情,方成就“无韵之离骚”;杜甫“戍鼓断人行”,以“戍鼓”“边秋”等特定词汇筑边塞孤寒之境,字字带风霜;李商隐“春蚕到死丝方尽”,以“丝”谐“思”,借物咏情,婉曲深致。先生历数李杜王孟之笔,实则揭示一真理:古人用字,从不为“生僻”所缚,唯以“达意”为尺。所谓“设意造语”,本是文学创作之常态——《诗经》“赋比兴”开创意象之法,楚辞“香草美人”构建象征体系,汉赋铺陈辞藻以显宏阔,唐诗“推敲”字句以求精准,宋词“长短句”突破格律束缚……华夏文学之长河,正是在对文字的创造性运用中奔涌向前。先生以史为镜,照见今日某些“专家论调”之狭隘:若古人皆畏“生僻”,何来“关关雎鸠”之婉转,“大江东去”之豪情?
二、辩证之思:破“生僻”迷障见本质
文章之精妙,在于不止于“举证”,更进于“辩证”。先生直指“生僻字”之界定本是“因时而变,因人而异”:甲骨文于商周为常用,于今日则为古奥;“之乎者也”于文言为基石,于白话则显疏离。所谓“生僻”,实为时代语境与个人知识储备共同作用之结果,而非文字本身之“原罪”。此论如利刃,剖开“反对用生僻字”论调之内核——其本质不过是以“大众认知”为枷锁,将文学创作圈定于“安全区”。文学本是探索人性与世界的先锋,若事事求“通俗”,则《红楼梦》“太虚幻境”之隐喻当删,《楚辞》“纫秋兰以为佩”之芳馨当弃,鲁迅“阿Q正传”之“精神胜利法”亦应因“晦涩”而废?显然不然。先生进一步指出:封杀生僻字,实则是“给华夏文化戴枷锁”。文字乃文化之载体,每一个汉字背后,皆沉淀着先民的观察与思考:“鹜”含水鸟之态,“戍”藏边防之责,“丝”携蚕桑之温……这些文字,是历史刻在纸上的密码,是文明延续的基因。当我们拒绝它们,便是斩断文化根系,让文学沦为无根之萍。
更可贵者,先生戳破“反对者”之逻辑谬误:以“自身知识范围”妄断“文字可用性”,实为“井底之蛙”之见。文学创作,从来不是“大众认知”的复制品,而是“认知边界”的拓荒者。莎士比亚“朱丽叶乃吾日月星辰”,以“日月星辰”喻爱人,在当时何尝不是“造语”?若拘于“常用词”,何来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璀璨?先生将华夏文学与世界文学并观,揭示文学创新的共通性:真正的作家,当是文字的主人,而非奴隶。所谓“用得对、用得当”,便是标准——若“生僻字”能让意境更精准(如“蒹葭苍苍”之“蒹葭”,非“芦苇”可尽述其朦胧),让情感更深沉(如“踯躅”之于“徘徊”,多一层犹豫之态),让思想更深刻(如“桎梏”之于“束缚”,含制度压迫之重),为何不可用?
三、破茧之愿:倡包容创新续文脉
文章之落脚点,在于“今吾辈当如何”。先生痛陈“文化底蕴难比古人”之现状,直指症结在于“专家言论束缚手脚”。此语虽烈,却含忧思:当文学评论沦为“字数统计”“用词通俗度检测”,当创作者为避“生僻”之嫌而刻意浅白,文学便失却了“深”与“厚”。先生呼唤“赶超前人之文化水平”,非苛求今人皆成李杜,而是倡导一种精神——敢于在文字的海洋中探险,敢于以“设意造语”开拓表达的疆界。这种精神,恰是华夏文化“生生不息”之密码:从甲骨文到简帛,从唐诗到白话,文字形态在变,表达范式在变,但“以文字载道,以创新续命”的内核从未改变。
先生之论,绝非为“堆砌生僻字”张目。文中反复强调“不违背字之本义,恰如其分地运用”,此乃“度”之所在。所谓“设意造语”,当是“戴着镣铐跳舞”——以汉字本义为基,以表达需求为纲,而非凭空臆造、故作高深。如先生自身,研修古诗词三十余年,创作两千余首,其《金陵赋》被誉为“骈俪巅峰”,想必亦是在对文字的精准把握中见功力。这种“守正”与“创新”的平衡,正是先生想传递的创作之道。
四、余音绕梁:为文学开疆拓土立宣言
通读全文,如闻战鼓催征,见先生以笔为旗,号召文学创作者挣脱束缚,拥抱文字的无限可能。其文气之盛,源于对华夏文化的深沉热爱——每一个被称作“生僻”的字,在他眼中都是待唤醒的精灵;其立论之坚,源于对文学本质的深刻洞察——文学不是流水线产品,而是个性化的精神结晶。
在这个信息碎片化、表达快餐化的时代,先生的文章如一声警钟:若我们满足于“网络热词”的狂欢,沉溺于“通俗即正义”的迷思,终将失去文学的“深致”与“厚重”。所谓“大气磅礴”,不在于辞藻的华丽,而在于胸襟的开阔——先生愿为“生僻字”正名,实则是愿为文学保留一片试验田,文字在包容中生长,思想在创新中绽放。
此论一出,当能惊醒不少“画地为牢”者。文学的星空,本就该有“北斗”的明亮,也该有“启明”的孤光,更该有无数暂未被认知的星辰。唯有以开放之心容纳每一种光芒,华夏文学才能如先生所言,“持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在人类文明的星空中,绽放属于自己的璀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