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怀旧小说

——欧阳如一

吉丽和母亲在回去的路上买了满满一小手推车东西，母亲每样果菜都得挑，可商贩们并不烦，还问：“老太太今年高寿呀？”吉丽说：“七十。”母亲说：“去你的，我快九十啦。”母亲也会讲价，让站在旁边的吉丽看着都累，她买东西从来都不挑也不讲价，因为节省了“时间成本”，好像她的时间分分秒秒都能换钱。

回家放下东西母亲就钻进厨房做饭，把买来的发面馒头放在电饭锅的笼屉里热热，下面还用半个猪手做了一个豌豆汤。她曾说她小时候有个姨会带她到路边的担子上吃包子，只点了一个包子两个人吃，一人一半，她没等吃那个姨就说饱得不行。那个姨是地主家的小老婆，重庆解放斗地主，大老婆跑了就抓了她陪绑，让她说她是如何被地主霸占虐待的，她不说，就被剃了光头扫大街。那时她看到她还会偷偷塞给她一块糖。母亲也是这样，一只猪手两人吃还要分两次做汤，这还怕吃不了，可吉丽一个人就能吃一只猪手却不敢说，母亲认为他们俩的营养已经过剩。

吃完早餐母亲问：“上市立医院检查嗓子你可有人？”

吉丽说：“我都离开哈尔滨三十多年了，谁都不认识。”

母亲拿起手机说：“这些年我如果不是有那么多好朋友，靠你们姐俩简直没法活。”就拨通了电话：“春明，我要去你们哪儿看嗓子，你跟你们的专家说一声。”

母亲在单位有三个好朋友。一个是徐姨，就是刚刚通过电话的春明的母亲。她曾经是一名狱医，医术一般字写得好，会说话也特别会交人。她丈夫刘叔说话倔却很能办事，人送外号“不管部部长”——政府不管的事他全管，就有好多慕名而来的人找他，他来者不拒又反过来求他们，就通过给别人办事给自己办成了事。这夫妇俩都从外县调进省会城市，徐姨先到母亲的医院后调进了市卫生局，给局长做秘书后来当了医政科长；刘叔也从“地质队”进入“人防办”，成了一名建筑设计师，就让母亲特别羡慕，经常对她的儿女说：“你们看人家，读书多有啥用？为人处事才是真正的学问。”如今徐姨和刘叔已经过世，他们的儿子还能给母亲办事，可见母亲也是个会处事的人。

这娘俩下楼出门，已经有辆黑色越野车等在院门口，车上下来一个人恭敬道：“周姨。”母亲对吉丽说：“宫处长。”他们上车坐在后排，宫处长问吉丽：“你啥时候回来的？”吉丽说：“昨晚才回来，我妈嗓子长了个东西，要去市立医院看看。”宫处长说：“老太太真刚强，脑子也好使。”就启动了车。

这是母亲的朋友谢姨的朋友。谢姨原来和母亲在一个单位，是位学历较高——文革前的大专生，笑起来很感人的医生，笑原来也是一味良药。如果是今天，谢姨凭着自己亲切和蔼的笑就能竞选哈尔滨的城市形象代表，她也因为这笑调进了市委卫生所，服务所有机关干部，当然也包括烧锅炉的工人，她都一视同仁并报以招牌式的微笑。谢姨的丈夫秦叔也是个大帅哥，年轻时就满头银发，一米九的个子，腰板溜直，彬彬有礼。他是本市自来水的专家却从不搞吃拿卡要那一套，这两口子都不知道利用自己的权力和美色，没做出任何风流韵事，真浪费了资源……不，真让人佩服。宫处长和谢姨的交往有点特别，当时他得了一种病很是忧愁，谢姨就对他说不用打针吃药，乐观就能好，他果然不治而愈，他们就成了忘年之交。宫处长的工作就是照顾老干部，就交结甚广。母亲现在的房子是吉祥买的宫处长给装的修，宫处长亲自画图、找施工队和监工、选建材、电器、家具，最后搬家、打扫卫生，花钱不多质量很好，母亲也跟他成了忘年之交。需要说明得是宫处长夫人张科长在市行政中心工作更是没有办不成的事情，母亲在这座城市就生活得如鱼得水。

他们的车由江北上桥过松花江，沿着太阳岛去市立医院，这一路花红柳绿、俄式建筑和现代建筑交相辉映是哈尔滨最美的地方。可这么美的地方人口却外溢，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宫处长问：“要不要我找找人？”吉丽母亲说：“我给他们X光室主任打了电话。”他们就停车、进了一家巨大的、人多得堪比超市的医院，坐电梯上三楼，在一间烟雾缭绕的小黑屋找了到副主任医师刘春明。

几十年没见刘春明已经是个巨人，吉丽记得她以前经常去徐姨家，向徐姨告状说母亲对她不好——这是后话，求刘叔帮她找工作。那时候的刘春明还是个“鼻涕孩儿”——他不知道得了什么病长年淌口水，胸前五冬六夏都湿漉漉的，他母亲求遍了名医，后来好像吃了一种叫“蛤蚧”的中药才治好，就长成了巨人并且不能生育。他这份工作就是他母亲的安排，还给他在全卫生系统“选妃”，把一个乡下的医生安排进了本市一家大医院，徐姨很有眼光，那女子对公婆和丈夫都很好。

刘春明带着满身的烟味儿出来说：“周姨，你女儿儿子咋不管你呢？”

吉丽母亲一指，说：“这是你姐，我大女儿。这是我们的朋友，宫处。”

刘春明说声：“噢。”就给耳鼻喉科主任打电话。

哈尔滨是个人情社会，大事小情都得找人。有人认为这很好，有人认为这很不好。认为好的是那些特别会办事的人，比如母亲的朋友们；认为不好的是吉家这姐弟俩，吉祥出国前就因为讨厌国内办事得求人，在英国真就该办的事情不用求人、不该办的事情求人也没用；再就是吉丽，她不想交人也不想求人就处处碰壁，走了不少弯路也浪费了不少时间，却乐此不疲。

他们俩扶着老太太坐电梯上了五楼，楼道里全是人和病态的脸，不知道中国人的健康程度为啥这么差，中国的医疗产业为啥这么好。他们在宣传牌上找到了刘春明打电话找的郝主任，是位身材姣好走路迈着模特步的中年妇女，宫处长上去说明了情况她说：“知道了，你们等着噢。”他们仨只找到一张椅子就让老太太坐，两人站着说话。

“宫处，老干部看病是什么情况？”吉丽问。

宫处长说：“哪得看是哪一级，我管的是局长以上退休干部，省市干部有病都不在哈尔滨看，有的长年在北京住院。”

中国的医疗情况吉丽其实知道，她用四句话就能概括：消费总量巨大、资源分配不均、技术攻关不够、医疗效果不佳。关键是“资源分配不均“，高干过渡治疗和底层老百姓、特别是城市低收入者和广大农民看不起病，她是严重反对把医疗当作产业的，也不断发出呼声。

郝主任在走廊里走了三趟模特步后想起了他们，问：“春明咋不带你们上来？”

宫处长说：“他给您打了个电话就让我们上来了。”

郝主任问：“挂号了吗？”

吉丽一拍脑袋：“他让我们上来我们忘了挂。”

郝主任就嘻嘻哈哈给刘春明打电话，完事说：“今天只有普通号，本省专家号得明天，北京专家号得一周。”

这就是说他们今天白来了，母亲捥了吉丽一眼说：“让宫处白跑一趟。”

他们向刘春明告辞，刘春明说：“周姨我给您约北京的专家。姐，咱们俩加个微信。”对宫处长说：“我周姨十五岁就参军，是真正的革命老干部，你们老干部局应当管，在我们这儿有特殊通道。”

宫处长说：“周姨是老革命。”他没说下面的话：“就是级别还不够。”

他们谢过刘春明就回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