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足迹（5）——团支部工作 // 邵禄昌精华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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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足迹（5）——团支部工作

邵禄昌

（1）接任团支部书记。几天后，我的档案连同入党申请书一块转到了村里，党支部委员找我谈话，叫我担任大史大队团支部书记。我觉得这事太仓促，很怵头。但是怵头也不行啊，得服从组织安排。记得是党支部委员张国岭领着我找到团支部书记毕爱菊（我大嫂）把团支部的档案交给了我，当时我们村的团员有：毕爱菊、马全之、毕兴远、张万庆、贾杜芬、刘福珍、毕研云，他们都比我年龄大，总觉得自己的力量太单薄了，这工作咋干啊。这天夜里，我没睡着觉，就想明天晚上先开个团员会，和团员们见个面，商量一下今后的工作。

（2）召开团支部会议。第二天晚上，我下通知召开全体团员会议。在会上，团员们汇报了各生产队的情况，大家畅所欲言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最后团支部根据大家意见作出三项决定。一是每月召开一次民主生活会，要求团员按时参加生活会；二是要求团员在劳动、学习、宣传、卫生等方面要以身作则，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三是团结广大青年积极上进，培养入团积极分子，发展新团员，壮大团支部的力量。

此后，在公社团委的鼓励下，在大队党支部的领导下，我们团支部的工作顺利展开。我们登黑板报，宣传党的政策、路线，和群众一块学报纸；发动青年搞拥军优属活动，帮助烈军属挑水、推土、打扫卫生；大搞文艺宣传，冬季开办夜校学文化，村风村貌焕然一新。

（3）学习农业技术。1963年，淄川区举办农业技术培训班，大队书记毕德河安排我参加培训，为期半个月。培训结束后，我向党支部汇报学习情况，大队决定在我们一队墙后地里搞玉米配种实验。我邀请二队的毕同先一起进行农技实验工作。试验田需要水利灌溉，当时的北水渠供水只能流到墙后地的北头，墙后地势南高北低，我们又加修小水渠，使北水渠的供水可以到地南头。我们边学习，边实验，最终配出了玉米良种。以后推广经验，各队都能自己配制玉米种。

（4）文艺活动。冬季晚上，团支部组织文艺爱好者大搞文艺活动，丰富了农村文化。记得排演的节目有《井台会》《墙头记》《王定保借当》《李二嫂改嫁》《小姑贤》《吕蒙正赶斋》等。那个时代，这些活动基本都是自发的，不讲报酬，不计得失。不仅在本村演，还到外村交流演出。

（5）学雷锋、学毛著。从1963年毛主席号召学雷锋开始，村里的学雷锋、做好事的活动热烈起来。团支部经常组织青年进行义务劳动。如清扫大街，把四个街头多年积攒的垃圾全部清理掉，改变了村里的卫生面貌，得到了广大社员的称赞。在清扫大街时，一队社员毕汶先主动从家里推出小车来运垃圾，和我们一起干，当时我很受感动。与此同时，各街还成立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东街由董云祥、马立桐为首，西街有毕同先、毕坤德为首，南街有马全之、毕兴远为首。他们白天抽时间学，晚上到办公室学，学习内容有《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

通过学雷锋和学毛著活动，大大提高了青年们的思想觉悟，那时候，村里的青年个个都要求进步，争做优秀青年。一个青年如果无故少参加了一次义务劳动，自己就感觉是莫大的耻辱。记得有一次，我和马立桐同乘一辆车，看到车上有个要饭的，他就掏出10斤粮票给了那个要饭的，车上的人都投来赞许的目光，我也很受启发。很多进步青年被评为“五好青年”，成为团支部的发展对象，壮大了团组织的力量。我们村的团支部被评为王村公社的五好团支部。

在那个火热的时代，学雷锋、学焦裕禄、农业学大寨的高潮一个接一个，还形成了大唱革命歌曲的热潮。出工上坡和放工回家的路上都会听到《学习雷锋好榜样》《人民公社好》等革命歌曲。总觉得那个时代，人的思想很淳朴，社会风气很正，整个形势蒸蒸日上。可惜现在都看不到了。

（6）看坡。1964年夏季，麦子熟了，大队领导安排我“看坡”（检查员），就是负责队里的庄稼不被人破坏或偷盗。记得东街有王孔义，西街有毕恭先，南街有马全之。我和毕恭先负责看西坡，王孔义和马全之负责看东坡。按照传统的办法，我们先抬着一筐石灰到各显眼的地头上，堆起一小堆土（或找个天然的制高点）撒上石灰，意思是告诉人们开始看坡了，大家要警惕了。
当时我想，既然领导安排我看坡，那就是对自己的信任，一定要认真负责，不让集体财产受损失。白天好说，晚上要特别注意，不断出来检查，要不“失了坡”（发生被盗现象）那就很难堪。看完了麦季，看秋季的时候还是我们几个人。

那年秋季雨水特别多，一连下了40多天的雨，冲毁了我们村的西坝，洪水天天淌，过不去，怎么办？河那边还有很多地呢。有办法了，大坝虽然被冲毁了，但是原来埋在坝顶的水管子（王铝矿到中央村自来水井的供水管道）还在啊，河两岸相距10多米，只有一条管道横在上面，下面就是洪水，看着就眼晕，别说从上面走了。虽然很危险，但是我们必须走，试试看，第一次走的时候心里很紧张，但还是安全通过了。后来就顺便多了，两眼要往远处看，不要往下看，眼看前方正直走，绝对没问题。直到秋收结束，我们每天都从水管子上走个来回，这年看坡的工作顺利完成。

（7）修水坝。西坝冲毁了，直接原因是王铝矿的供水管道在通过泄洪道时起了阻挡作用所致，经王村公社与王铝矿交涉得到一笔赔偿款，我们村重新修筑西坝。当时大队书记是毕德河，我父亲是大队长，从六个生产队抽调劳力，白天黑夜倒班干，我们青年是主力军。当完成坝体三分之二的时候，天气变冷开始上冻就停下来了，第二年春天又干了半个月终于竣工。

在人民公社时代，政府号召兴修水利，保证丰收。我们村不仅有水坝，还有六眼大井，基本实现水利化，保证农业连年丰收。可是分田到户之后，这些水利设施基本全部毁坏。西坝缺乏管理已经被淤平了，为了防止危险事故发生，经村两委研究决定就扒掉了，经过多年冲刷现在已经毫无痕迹了。

（8）我的婚礼。我是1965年正月结婚的，是当庄亲，爱人家住胡同里，我家住在胡同外，两家相距不足百米。我是团支部书记，就想在移风易俗方面带个好头，办一个节俭、文明的婚礼。没有锣鼓，没有花轿，一对“接客”把我爱人接到家，由我四弟宣读了结婚证书就算结婚“典礼”了。我这人相貌丑陋，好不容易才娶上媳妇，由于我们“敬辞贺礼”，街坊邻居也没有贺喜的，只来了几个知己的亲戚。小姑家在青岛，给我寄来了一床塑料床单（那时候农村还没有这种床单）作为贺礼，我就把床单挂在正房迎门的墙上作为“喜帐”，所以就有了我结婚还有“虎毯”（意思是我长得丑，不好找媳妇，是父母花钱给我买的）的说法。结婚后，爱人经常说起这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