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历：毕春生，男，1972年10月出生，山东巨野县人，中共党员，本科学历，1990年从军入伍，毕业于山东济南陆军学院，2000年转业到巨野县科技局工作至今，自幼热爱文学，特别对诗歌、散文、新闻报道情有独钟。个人爱好主要是写作、旅游、书法和健身运动。

        酷暑下的时代镜像：从历史苦难到现代挑战的生存  文/毕春生

   酷暑从来不只是气象学上的高温记录，更是人类社会的一面镜子，映照出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人们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面貌。三十年前的农民在烈日炙烤下与天争粮，用最原始的方式对抗自然；而今日的巨野县，高温警报频频拉响，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与企业家各自演绎着独特的"战高温"故事。从乾隆年间的"热毙者"到当代的"爱心西瓜"，从摇扇纳凉的集体记忆到空调普及的现代生活，酷暑考验着社会的文明程度与人性温度。

  历史酷暑：三十年前农民的生存智慧与集体记忆

  三十年前的农村，没有空调，甚至电扇也是奢侈品，农民们在烈日下的生存堪称一场与自然的悲壮抗争。老一辈农民至今仍清晰记得那些"赤日炎炎似火烧"的日子，他们用最朴素的智慧与最坚韧的毅力，在极端高温中维系着生计与尊严。清晨四点，当城市还在睡梦中，农民们已摸黑起床，趁着晨露未干、暑气未起时下地劳作。这是一天中唯一相对凉爽的时段，他们必须争分夺秒完成最繁重的农活。到了上午九、十点钟，太阳逐渐毒辣起来，农民们便收工回家，等待下午四、五点气温稍降后再继续劳作。这种"两头做、中间歇"的作息规律，是农民们用血汗总结出的生存法则。大树下的集体乘凉构成了那个年代农村夏季最鲜明的文化景观。

 村头的老槐树、祠堂前的榕树下，总是聚集着手持蒲扇的男女老少。大人们一边摇扇驱赶蚊虫，一边聊着家长里短和庄稼长势；孩子们则在树荫下追逐嬉戏，或听老人讲述那些"从前有个…"的故事。这些大树不仅是物理上的遮阳伞，更是乡村社会的精神纽带，维系着邻里情谊与集体认同。傍晚时分，农民们会将竹床、凉席搬到院子里甚至屋顶上，全家人露天而眠。

   夜风徐徐，繁星点点，虽然条件简陋，却也有一种现代人难以体会的自然惬意。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农民们发明了各种土法降温的方法。井水成为天然的"冰箱"，西瓜、啤酒用绳子吊着放入井中冰镇，成为夏日难得的享受；绿豆汤、薄荷茶等自制饮品既能解暑又经济实惠；湿毛巾搭在颈后、草帽浸水后戴在头上，都是田间劳作的必备技巧。更令人感慨的是，在那个集体主义精神尚存的年代，村民们会自发组织"互助抗旱"，轮流为老弱病残家庭挑水浇地，共同应对酷暑带来的生存危机。乾隆八年的"史上最热夏天"为我们提供了更为久远的历史参照。

  据史料记载，1743年夏季，华北地区气温一度飙升至44.4℃，导致"道路行人多有毙者"，农作物大面积绝收，树木枯死，溪流干涸。面对这场空前热灾，民间自发形成了互助网络——村东的几户人家集体救治中暑的智障儿童；流浪汉们在龙井阵地聚集，健壮者主动为弱小者提供食物和药膏。这种在极端环境下的互助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应对自然灾害的文化基因，也提醒我们：酷暑不仅考验个体的耐力，更检验社会的温度。

  三十年前的农民没有现代科技的保护，却有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智慧；缺乏制度化的保障体系，却保持着守望相助的社区精神。这些朴素的经验与情感，构成了中国乡村对抗酷暑的文化遗产，也为当代高温应对提供了宝贵启示。

  巨野当下：多元群体的高温生存图景

  2025年7月的巨野县，气象台连续多日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气温一度突破40℃大关。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不同社会群体正以各自的方式应对这场"烤验"，演绎出一幅多元交织的高温生存图景。与三十年前相比，虽然科技与制度进步带来了更多防护手段，但极端天气的加剧仍让每个群体面临独特挑战。

农民：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抗旱实践

 巨野县独山镇后柳园村的瓜农们今年夏天尝到了别样的"甜头"。在省派第一书记的搭桥下，山钢集团一次性采购了4万多斤西瓜，为20多户瓜农带来6万多元收入，平均每户增收千元以上。这场"以购代捐"的爱心行动既解决了西瓜销售难题，也为村企合作探索了新路径。然而，在销售渠道拓宽的背后，瓜农们仍需直面酷暑下的劳作艰辛。

  凌晨四点，当城市还在沉睡，64岁的王老汉已带着儿子在瓜田里忙碌，他们要赶在烈日当空前完成采摘。"现在有遮阳网、滴灌设备，比三十年前强多了，"王老汉边擦汗边说，"但高温下干活还是遭罪，一天得喝七八斤水。"

工人：权益保障与效率追求的两难

  在巨野县经济开发区，建筑工人们正经历着一年中最艰难的时段。根据宿州市最新发布的《关于做好高温天气劳动保护工作的通知》，日最高气温达到40℃以上时应停止室外露天作业，37℃至40℃时不得超过6小时，且避开正午3小时最高温时段。然而，在工期压力与收入需求的双重驱动下，一些工人仍选择"自愿"加班。钢筋工张师傅坦言："停工就没钱赚，孩子学费等着交呢。公司发了藿香正气水，我们多喝水、勤休息就行。"这种"要钱不要命"的现象，折射出底层劳动者在权益保障与生计压力间的艰难抉择。

  与建筑工人相比，外卖骑手面临的高温困境更具时代特征。他们多数与平台无劳动关系，难以享受高温津贴，却需在烈日下高强度奔波。

  90后骑手小林描述了他的工作状态："手机不断提示新订单，头盔里全是汗，有时感觉自己像在蒸笼里骑车。"这种新业态劳动者的高温权益保障，成为劳动法亟待填补的空白地带。知识分子与企业家：空调房里的责任思考当农民和工人在烈日下奋战时，巨野县的知识分子和企业家们多在空调房中继续工作，但高温仍以不同方式影响着他们的生活与思考。

  县农业局的科技人员正忙于下乡指导抗旱技术。高级农艺师刘博士带领团队，推广"微喷灌+遮阳网+耐热品种"的综合解决方案。"气候变化已成常态，我们需要帮助农民建立长期适应机制，"刘博士在调研笔记中写道，"而不是每年临时抱佛脚。"与此同时，县医院的医生们正应对着高温引发的健康危机。急诊科主任注意到，今年热射病患者比往年增加30%，且多为户外劳动者和独居老人。这种健康不平等现象，促使医务人员呼吁建立更完善的高温公共卫生响应机制。

  在巨野县的学校、书店里，知识分子们正以不同方式回应高温挑战。环保志愿者团队发起"为环卫工送清凉"活动；作家马老师正在创作一部以乾隆八年热灾为背景的小说，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县图书馆则延长开放时间，成为市民避暑学习的公共空间。

  这些行动表明，高温应对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文化建构与社会参与的过程。巨野县的多元高温图景揭示了一个核心事实：在气候变化时代，酷暑已不再是自然现象，而是被社会经济结构分化的差异体验。构建公平、有效的高温应对体系，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共同参与，也需要对不同群体的特殊需求保持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