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伯奇与《郑伯奇文集》

文/史飞翔

【郑伯奇简介】郑伯奇，原名郑隆谨，字伯奇。笔名东山、郑君平、虚舟、何大伯、方钧等。陕西长安县瓜洲村人，1895年生于西安。中国电影剧作家，文艺理论家。1910年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次年参加辛亥革命。1917年赴日留学，先后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留学生预备班、京都第三高等学校、京都帝国大学学习。1920年在《少年中国》1卷9期发表第一首诗作《别后》。1921年与郭沫若、郁达夫、田汉等在日组成“创造社”，参与创办《创造月刊》《洪水》《思想》等进步刊物。次年发表反帝爱国短篇小说《最初之课》。留日期间还担任上海《新闻报》通讯员。1926年从京都大学毕业，回国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并经恽代英介绍，任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从事文艺工作，任上海艺术大学教授，创作《抗争》等各种题材的舞台剧剧本。1929年任上海艺术剧社社长，先后编辑《创造月刊》《北斗》《文艺生活》《新小说》等期刊，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发表过话剧、短篇小说、电影剧本和影评。1930年加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与鲁迅、茅盾、冯雪峰、柔石等人在上海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当选为左联常委。1932年任良友图书公司编辑，主编《世界画报》《电影画报》等刊物。后与夏衍、阿英一起进入明星影片公司任编剧顾问，并加入左翼电影家联盟。与阿英、夏衍等人合作编写电影剧本《盐潮》《时代的儿女》《泰山鸿毛》《华山艳史》《女儿经》《到西北去》等，并翻译苏联《电影脚本论》《电影结构论》等著作。抗日战争期间，郑伯奇在西安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同志合编《救亡》周刊。1938年写了四幕话剧《哈尔滨的黑暗》。隔年到重庆，任职于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1943年冬回西安，1944年应时任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校长郝耀东先生之邀，任该校首任国文科主任、教授，主要讲授“历代散文选”“文学概论”“各文体习作”“读书指导”等课程。1945年任西北大学教授并兼任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教授，同时为主编副刊《每周文艺》。1947年，郑伯奇在西安进步青年举行的“五四”文艺晚会上，做了题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讲演。同年6月，因支持西安地区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于“六二”总罢课的前夜，同西北民青负责人武伯纶、张光远、郑竹逸及进步学生60多人，遭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后被营救获释。1948年，复任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教授，直至西安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西北大学教授、西北文联副主席、陕西省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协西安分会副主席，陕西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陕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政协委员等。写有评论和回忆录，其中回忆“创造社”的文章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后结集为《忆创造社及其他》出版。郑伯奇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著作有戏剧集《轨道》和短篇小说集《墙头小说集》《打火机》等，1946年出版了《参差集》。其主要著作均收入《郑伯奇文集》中。郑伯奇于1979年1月25日在西安逝世，享年85岁。

【编者按】《陕西当代作家研究》是史飞翔继《陕西作家研究》之后的又一力作。本书立足陕西文化，书写时代精神，为陕西文学发声，为陕西作家立传。本书从现代人的视角对陕西当代文学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讨，按照“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以及新世纪文学三个历史阶段，选取了郑伯奇、柯仲平、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魏钢焰、王老九、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陈彦等40位代表性作家，对他们的作品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并深入探讨了他们的思想观念、创作风格、表达方式以及审美趣味，力图勾勒出陕西当代文学的精神传统、历史变迁以及整体发展面貌。本书不仅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陕西文学的地域特征以及地域文化对陕西作家创作风格的影响，还对新时代陕西文学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进一步彰显了陕西文化的影响力。同时，本书还特别关注陕西文学的新生代力量以及新动向，为陕西文坛老、中、青三代作家提供了一次集中展示和亮相的机会。本书的出版，将为读者提供一个深入了解“文学陕军”的窗口，也为陕西文学的研究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从2025年7月1日起，《纪昀清文萃》将对《陕西当代作家研究》一书中涉及到的40位作家作品的评论文章，按照每天一篇的推送原则，以“连载”的方式进行推介，以飨读者。该文《郑伯奇与<郑伯奇文集>》就是《陕西当代作家研究》第三章“陕西当代作家及其代表作”中的第一篇评论文章。本文以郑伯奇（1895—1979）的生平为脉络，从清末民初的陕西求学、加入同盟会参与革命，到留日经历、创造社与左联时期的文艺实践，再到抗战时期辗转多地的创作，直至晚年的牢狱之灾与佚文整理，完整呈现其“抗争与奋斗”的一生。时间线贯穿风云变幻的中国现代史，个人轨迹与时代浪潮紧密交织，兼具人物传记与历史切片的双重价值。总体来看，文章以史笔勾勒人物，以文献支撑论述，既展现了郑伯奇作为革命者、文学家、理论家的多元形象，也通过其人生轨迹揭示了现代知识分子在时代变革中的精神历程。其对史料的挖掘与思想的阐释，兼具学术严谨性与叙事感染力，是理解郑伯奇及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文本。【编辑：纪昀清】

郑伯奇是一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的文艺巨匠，其人生轨迹犹如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充满了抗争与奋斗。他生于1895年的6月，那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他的家乡陕西长安县，虽地处内陆，却也难逃时代的浪潮。他的父亲拥有丰饶的田产，并经营商业，为他提供了稳定的生活环境。然而，他并未因此满足，而是从8岁开始便入学读书，渴望探索更广阔的世界。

13岁那年，郑伯奇进入了陕西省会农业学堂。那时的清王朝已经风雨飘摇，日暮途穷。郑伯奇作为一名热血青年，心怀天下，加入各类反对清政府的学潮之中。在这些活动中，他结识了胡笠僧、张义安等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共同探讨国家的前途，寻求改变社会的道路。在他们的介绍下，郑伯奇加入了同盟会，成为革命的先行者。

1910年，郑伯奇参加了同盟会和辛亥革命，为推翻清政府的统治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然而，革命的胜利并未带来他期望的和平与繁荣，中国反而陷入了更加混乱的局面。为了寻求真理和救国之道，他决定赴日留学。

1917年，郑伯奇抵达日本，先后进入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和帝国大学深造。在异国他乡，他更加刻苦地学习，汲取各种先进的知识和思想。他在日本的求学经历不仅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也让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国家的落后和民族的危机。

1920年，郑伯奇在《少年中国》上发表了他的第一首诗作《别后》。这首诗充满了离别的感伤和对未来的期许，展现了他作为诗人的才华和情感。次年，他加入了创造社，与一群志同道合的艺术家和作家共同探讨文学和艺术的创新之路。

1926年，郑伯奇毕业回国，担任了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和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然而，随着大革命的失败，他不得不离开广州，前往上海从事文艺工作。在上海期间，他创作了独幕剧《抗争》，并担任了上海艺术大学教授和艺术剧社社长。他的作品充满了对社会的批判和对人性的探索，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随后，郑伯奇加入了“左联”，并先后编辑了《创造月刊》《北斗》《文艺生活》《电影画报》《新小说》等期刊。他还编写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为推广和发展中国的新文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这一时期，他与鲁迅、成仿吾、阳翰笙、夏衍、冯乃超、蒋光慈等一大批左联作家、艺术家成为以文学艺术拯救国家的风云人物。他们共同致力通过文学和艺术的力量来唤醒民众的意识，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然而，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郑伯奇不得不离开上海，转赴西安与重庆两地继续他的文学活动。在战争期间，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和追求，通过文学作品来表达对战争的控诉和对和平的渴望。他的作品充满了对生命的珍视和对人性的关怀，成为那个特殊时期人们心灵的慰藉和力量的源泉。

1944年，郑伯奇回到陕西定居西安甜水井，从事讲学和文艺活动，并加入了民盟。作为当时中国文艺界的著名人物，他受到了主政陕西的胡宗南等国民党政客的礼遇，但他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和批判精神。他在西安任陕西师范专科学校教授期间，继续致力文学和艺术的创作和研究，为培养新一代的文化人才做出了贡献。

1945年，郑伯奇为《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主编副刊《每周文艺》。他通过这个平台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和评论文章，为推广和发展中国的文艺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此外，他还出版了《参差集》等作品集，展现了他作为文学家和诗人的深厚功底和独特风格。

抗战后期，郑伯奇怀揣为桑梓文化服务的心愿回陕。尽管受到当局的监视，客观形势十分不利，但凭借文学教育、文学写作及编辑活动，他为陕西文艺活动的发展与抗日救亡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7年6月的牢狱之灾，对郑伯奇来说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这场牢狱之灾不仅让他的身心受到了巨大的摧残，也让他的文学处境变得更加不乐观。在牢狱的日子里，他无法继续从事文学写作和编辑活动，这对于一个热爱文学的人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痛苦和折磨。

牢狱之灾结束后，郑伯奇虽然重获自由，但他的文学写作却受到了诸多拘囿和限制。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也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无拘无束地创作和发表作品。这导致他其后两年的著述变得稀少起来，让人们对他的文学成就和贡献产生了更多的关注和期待。然而，即便在这样的困境中，郑伯奇依然没有放弃对文学的热爱和追求。他通过检索和整理自己的作品，发现了一些以前未曾发表的佚文。这些佚文的发现不仅让人们对他的文学成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也让人们看到了他在困境中依然坚持文学创作的执着和勇气。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二篇佚文分别是《五四运动与中国文艺复兴》《戏剧论发凡》和《什么是新文学》。这三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探讨了文学和戏剧的诸多问题，展示了郑伯奇对文学和戏剧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

《五四运动与中国文艺复兴》一文首先回顾了五四运动的简要经过和意义，然后阐述了文学革命的过程和五四运动与文学革命的关系。郑伯奇认为五四运动和文学革命虽然性质不同、时间也有先后，但它们在本质上是相互关联的。它们都是民族解放史上一个时代的不同运动而已，都倾注着近代中国人民反封建反殖民的强烈需求。这篇文章不仅让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五四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历史背景和意义，也让人们看到了郑伯奇对历史的深刻洞察和思考。

《戏剧论发凡》一文则是对戏剧艺术的全面探讨和阐述。郑伯奇从戏剧与文学、戏剧的种类、戏剧的本质、戏剧的定义、戏剧的因素、戏剧的形式(体裁)、中国戏剧的起源及其发展、西洋戏剧的起源及其发展、中国的新剧、戏剧的前途等10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阐述。这篇文章不仅展示了郑伯奇对戏剧艺术的深刻理解和戏剧方面的造诣，也为人们研究戏剧艺术提供了重要资料和参考。

《什么是新文学》一文则是对新文学的定义和特征的探讨。郑伯奇首先辨析了有关新文学的四种观点:新文学是白话文学、新文学是欧化的文学、新文学是明末小品文的继续发展(周作人)、旧文学是贵族文学而新文学是平民文学。他认为这四种说法都不够全面和准确，需要另寻标准。最后他阐述了自己的新文学观，将新文学定义为适应新环境而产生的、完全用活生生的现代语言来表现现代人的生活情感和思想的文学。这一定义不仅准确地概括了新文学的特征和内涵，也为人们提供了理解和认识新文学的重要视角和思路。

这三篇佚文的发现不仅让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郑伯奇的文学成就和贡献，也让人们看到了他在困境中依然坚持文学创作的执着和勇气。它们不仅是郑伯奇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宝贵财富。

郑伯奇的一生充满了坎坷和挫折，但他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和追求。他通过文学和艺术的力量来唤醒民众的意识，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他的作品充满了对生命的珍视和对人性的关怀，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瑰宝。他的一生是中国现代文艺界的一个缩影，见证了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1996年，山东大学出版社推出了王延晞、王利编著的《郑伯奇研究资料》，成为研究郑伯奇不可不读的文献资料。2009年，此书复由知识产权出版社重版。

【本文，选自史飞翔著《陕西当代作家研究》】

【作者简介】史飞翔，著名文化学者、作家、文艺评论家。陕西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陕西省首批重点扶持的一百名青年文学艺术家、陕西省“百青人才”、陕西省“百优人才”、陕西省“双百人才”。曾获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作家协会、陕西西部网联合颁发的“陕西省十佳优秀散文作家”称号。陕西省散文学会副会长、陕西省吴宓研究会副会长、西安市高新区作家协会副主席。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出版《陕西作家研究》《陕西当代作家研究》等著作22部，多部作品被翻译成英文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