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到手的十年

作者：张铭玉

人，一个人一生能有几个十年？！

1964年，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严峻的战争威胁，中共中央、毛主席做出了加强战备、建设三线的重要决策。8月17日、20日,毛主席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两次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

从1965年起，我国开始把沿海一些工业企业向西部和西北地区搬迁。这是我国开始大规模进行三线建设的阶段。

所谓“三线”，一般是指广大西部地区和边疆地区。

我所在的工厂，曾根据工厂新产品研制需要，教育科在技校基础上，开办了电工大专班。我被调到电工大专班任班主任兼“电工基础”课老师。为把这件事尽力办的好一些，我一边自学“电工基础”、一边备课、一边还要准备课下答疑，……当时压倒一切的是“四清运动”，开会、学习相关文件精神，占用许多时间，我心中常有抵触，至于其他社会上的事，基本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1966年，工厂的“四清运动”还在“正常进行”。突然，我们学校的学生，不安于平静的校园课堂，关于北京一些学校的传言、“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里的关锋、戚本禹等人的讲话，在同学里流传。对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锋、戚本禹等，都没有听说过，根本没有放在心上。这两个人，在1966年前后是煽动学生“革命”的干将。

一天，有一个学生在学校公然说“应该打到党委”。经过“反右”洗礼的我们大吃一惊！学校指导员立即制止他。那个学生理直气壮地说，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戚本禹说的！部队转业的耿家声指导员气得说，我不管他是七（骑）笨驴还是八（爬）笨驴，这样说就是反党！两人不欢而散。没有人想到，后来“文化大革命”发展起来，那个学生所在“革命组织”批判揪斗耿家声指导员，给他一顶“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帽子，押他戴高帽游街。自此，学校基本停课。

一开始，工厂里不让学生到车间串联影响正常生产。出人意料的，沈阳市成立了“辽宁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辽联”〕，沈阳有关报纸还予以宣传，我所在工厂的造反派还是“辽联”的重要成员单位。随后，辽宁大学学生成立“八三一造反派”，直指“辽联”是保皇派，形成两派争锋局面。解放军介入以后，一部分“辽联”成员在“辽联”内部造反，分裂出来成立“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简称“辽革站”〕，沈阳一时三个革命造反派互斗。我所在工厂的造反派是“辽革站”的主要成员单位。学校更是没有人管了。这些变化令人眼花缭乱，乱了！

1965年，沈阳市陆续传出，有工厂接到参加“三线建设”任务。听说工厂要到四川建新厂；有一些工厂送人送设备到西部参加“大三线”建设。

还是在1959年，曾有这样一个政策，人口流动被控制，两地分居的职工，想要把另一半调过来是很不容易的。王馨迟到的歌《还没有爱够》，唱出“两个城市分割了彼此的温柔”。大概是1962年，每年有了12天探亲假，“解决夫妻长期两地分居问题”。我所在的工厂，很多大学毕业生、不少工人的妻子在外地。

这时，传出来一个引人注目的政策，参加三线建设的，只要一方到三线工作，另一半不论是哪个城市、甚至农村，即可调到所在三线单位，解决两地分居问题，实现夫妻团员。

等到1968年夏，我所在工厂开始传出信息，将参加北京某设计院的“大三线”建设。进驻该设计院的军管是海军派出的。随时间推移，信息逐渐清晰。我所在工厂是支援建设一个工厂，地点在四川达县（现在的达州市）。当年，那里是张国涛领导的红四方面军的革命根据地；小说“红岩”中的“双枪老太婆”的故事，就发生在达县南边的大竹县。是我对达县的第一印象。

达县地处四川东北部、川陕结合部。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军第四方面军、红军第三十三军、川东游击队等曾在这里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年底，组建三线班子。要去的地点在达县东北，那里是三不通，公路不通、电不通、自来水不通。还没有一间屋！按照中央规定，“先生产后生活”，到那里不能先建住房，山沟里农民很少，也指望不上租民房。生活之艰难不问就知。

组织一个先遣队伍去做准备工作。动员三个司机带一台大解放，基建科一名技术员……。由我们技校孙校长带队。孙延庆校长是部队转业干部。

设计院的三线建设指挥部在大竹。指挥部派人到重庆接他们。到大竹后，指挥部领导接待孙校长，向他了解沈阳工厂对这个任务的态度。孙校长回答说，工厂领导很重视，虽然沈阳市文化大革命形势复杂，但各造反派都听毛主席的话，应该不会干扰三线建设。指挥部领导介绍一些达县磐石镇、袁家沟的情况；告诉他们说，参加三线建设的部队派一个工程兵连、一个汽车运输连刚进去。立即给他们配一台北京212吉普车，那时，这是一台很高级，引人注目的车。达县领导还没有北京212吉普车。

从重庆到大竹，这一路，大解放跑了多半天，山高路险。去的三个司机中有两人立即表示，不敢在这里开车，要求回沈阳。愿意留下的司机是部队转业的汽车兵，他对孙校长说，这种路，以前没有少跑，表示留下来。在指挥部休息一晚。第二天，指挥部派人送孙校长他们去袁家沟现场。出达县就只有走牛车的简易土路，遇河没有桥，涉水过去。

先到达的部队已经搭有工程住房，欢迎是肯定有的。听部队介绍现场情况，他们也提出一些设想。

孙校长他们没有带行李，部队的工程住房没有地方接纳他们。部队介绍，磐石镇可能有小旅馆，可以先到那里安顿一下。到磐石镇、因为地处偏僻，鲜有往来客商，没有人开办小旅馆。还是公社革命委员会热情接待，帮他们安顿下来。

孙校长和基建科技术员坐212吉普车，再到袁家沟。

这里实在是太偏僻！山高林密沟窄，根本谈不上交通二字！牛车的土路也没有！几千人藏迷在里面，是很难被发现的；当年国民党军围剿红军，调动部队、运输给养，肯定是困难重重。确实是闹革命，打游击，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理想地方。

基建科技术员说，这里距磐石镇约2.5公里，昨天住磐石镇打听生活用水问题，他们说，到处是坚硬的石头，打井很难，打的井靠石头缝渗那么点水不够做什么。这里大都临河而居。傍晚去河边，那河叫明月江，看河水量不小，应该长年不干，河水清澈。以后，不论生活用水、生产用水都应该取于明月江。技术上没问题，那时建一套引水系统，把那河水引来不费事；这里沟不宽，山却高，在半山建一个大水塔，生产、生活用水好解决；

这里有几户农民，部队已经接上农民的电，生活临时用电没问题。以后来的人多了，把从公社到这里的输电线路改造、更换变压器可以解决。孙校长想到，不要说工厂建成后，开始生产的用电量；就是开始工程建设，改造后的电系统能不能满足需要？必需与达县电业部门联系，从那里起，建新的供电系统。

以后几天，两人坐212吉普车往达县跑了几趟，除拜访达县党、政、军领导，与有关部门领导见面外，实地研究路的问题。在那天涉水过来的大河、小河、溪有几个，最大的一条涉水过来的河就是磐石镇的明月江。

从达县到磐石镇只有牛车的土路，根据大解放的要求、以后运输大型设备对道路的要求，对土路进行改造是必不可少的。至少要建双车道。在明月江上要建一座桥。过桥到袁家沟，连牛车的土路也没有，只有“走的人多了”踩出来的羊肠小路，必需要新建一条路。途中其它河、溪当然也要考虑建桥。

几天下来，对于磐石镇袁家沟有了基本印象。告别磐石镇、部队。路过大竹指挥部时，向领导汇报考察情况，回沈阳汇报。

1968年，设计院的三线建设指挥部，下发了个工厂规划、要求。根据这个文件，我所在工厂组建相应队伍。因为去三线可以解决两地分居难题，报名的人还不少。这就牵扯到许多的人事调动，决定从工厂人事科调一名干事去袁家沟。他叫陈实，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兴起改名潮时,改的这个名。

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3月，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毛主席更重视三线建设了。为了排除造反派的干扰，保证三线建设顺利进行，他决定对一些重点三线建设基地和工程实行军管，甚至直接派军队去施工。对这种由解放军直接管甚至直接施工的单位，造反派是不敢来胡闹的。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很快落实成政策，明确要求，为保证三线建设按照党中央部署进行，“三线建设”单位不得参加所在地“文化大革命”；当地“造反派”不得到袁家沟那里“串联”。

我没有解决分居的需求。但是，对于沈阳市的“文化大革命”局面，还要持续多久，毫无信心，不想把短暂的青春年华耗在这里，去三线可以躲开“文化大革命”，立即投入工作，也报名参加。

班子搭成，立即进行分工：一部分人去达县，以准备好“三通”为重点。基建科的人较多，其中没有家庭团聚需求的属于支援，工作结束后，不愿留在达县的回沈阳；现场需要多方面技术人员配合，愿意早日进入的大学生，带去十来人，他们一到就可以办理另一半的调动。

这次进袁家沟，要做长期生活准备。

磐石镇的生活条件自然不如沈阳。主食虽然是大米，不是玉米面，但是，没有沈阳大米好吃；那时，沈阳蔬菜是冬天有窖储的萝卜、大白菜、土豆；天暖后蔬菜下来，品种较多。磐石镇冬天有田里的萝卜、白菜……新鲜蔬菜；夏天，大家就不习惯了，磐石镇只有单调的空心菜，老一点就咬不动，大家戏称钢管菜。冬天温度最低几天只有零度，没有暖气，冻手冻脚冻耳朵，绝对没有沈阳舒适；夏天温度有几天高达39度，在沟里能听到山上“风在吼”，却感不到有风。沈阳温度再高，也只有几天能达到31、32度。……

也有好于沈阳的。基建科的人中，有几个人好喝酒，磐石镇的酒不仅不像沈阳凭票供应，还购买方便；更让他们满意的是，磐石镇的酒比沈阳的酒好。其中有一位，用发的水壶装酒，背在身上，随时眯一口。袁家沟还有名酒卖---泸州老窖，只是没有头曲、二曲，三曲还可以买到。泸州老窖三曲，在那时的沈阳，就是送礼的高端酒。

毛主席依据他对于三线建设的总构想，确定了三线建设的方针，这就是：三线建设要“大分散、小集中”；要“依山傍水扎大营”；要根据当地的地形、地貌条件确定建设项目；要使三线建设的企业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要远离大中城市，分散布点，做到即使在打核战争的情况下，这些工厂和科研单位也打不烂、炸不垮，能继续坚持生产和科研，支援前线；林副主席指示“山散洞”，就是三线要建到大山里面；进了大山后，各系统下属部门要分散，下属部门的各单位、车间还要分散；重要生产车间要进山洞。还有“先生产后生活”……

遵照中央的指示、设计院的三线建设指挥部文件，我们立即展开设计。在沈阳，设计的工作条件比现场好，有问题时还可以得到老厂的支持，大部分技术员暂时在沈阳工作。

工厂位置就摆在袁家沟，重要的车间往沟里面放，车间与车间保持一定距离，不能一个炸弹毁一片。大家调侃说，看总体设计图，一个车间、一个车间，分隔不远，好像羊拉屎，一粒、一粒……

由于袁家沟附近的石头很坚硬，打洞很难，工程兵提出，袁家沟沟深、不宽，隐蔽性好，建议取消“打洞”的要求；在我们看，更重要的是，老话说“山高水高”，达县的山都是绿油油、山高林密，说明土壤含水足以滋润草、树。附近有个自然生成的洞，里面十分潮湿，设备、产品放在里面极难防锈。人为打的洞更大、更深，更潮湿！经请示设计院的海军军管，得到批准，在袁家沟不进洞。车间厂房结构简单，与沈阳现在新建的民营企业的工厂相比，都是过于简陋。大家知道，夏天这里闷热，没有设计空调；冬天这里很冷，没有设计暖气。

从1970年起，中央开始对三线建设项目实行优先安排、重点保证、抓紧抢修的原则。

以编制的工艺路线，确定各种机床、设备的型号、数量。车床的型号、数量较多，原以为，沈阳市有3个机床厂，采购是简单的事，誰知道，由于三线建设项目很多，机床需要量大，订购很不容易。其它设备的采购也是很不容易，许多技术员被派出外地采购；袁家沟已有的大解放，包括部队的，难以满足要求。到长春第一汽车厂，连排队都排不上！实在没有办法。汇报到设计院的海军军管，军管找到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治委员李作鹏，经他批，从海军战备库调几台大解放给袁家沟。

工程现场，水已经到袁家沟；达县到袁家沟的路，完成设计、征地，正在新建、改建；大、小河、溪流的各个桥也设计、在建设中；明月江的河床是坚实的花岗岩，桥礅正在紧张施工。

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必需抓紧：需要在当地招工人。达县地区相关部门，无论是工人的工种、还是工人的数量，都没有办法满足要求。随即决定，招学徒。沈阳厂同意安排新招学徒到相应单位、工种进行培训。招的条件很简单：出身没有问题、没有参加当地造反派、有一定文化。消息一出，来达县现场联系的人很多。所在公社领导推荐的孩子就不少。“没有参加当地造反派”一条，断掉不少孩子的工人梦。达县附近，曾是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团级离休老红军不少，他们的子、孙辈中年龄合适的都想来。经孙校长、陈实他们审核，最后招的主要是团级离休老红军的孩子。陈实送学员到沈阳，交学校政治辅导员于力老师安排。休息几天后，于老师带他们去抚顺雷锋纪念馆参观学习。同时与沈阳厂联系，一一为这些年轻人分配了师傅。要求他们严格执行中央规定，不能参与工厂的“文化大革命”，一定安心向师傅学技术。孩子们都能听话。学成回四川时，辽宁没有什么特产带回孝敬长辈，但是辽宁的大米比四川的好吃，不分男女，托人想办法至少带100斤回去孝敬长辈；在北京换车时，带他们参观天安门、故宫、颐和园……在达县时梦寐以求的逛北京，竟实现了，一个个非常开心。

一次，我到袁家沟协调几个技术问题（那时没有手机、电脑，有许多问题要到现场解决），发现生产用电还没有解决！从达县到袁家沟高压输电的路径，在达县电业的配合下，设计是二步走；从达县到磐石镇，沿明月江南岸已有输电线路，从达县起进行改造，变压器、电缆、甚至电线杆都进行新设计；从磐石镇到袁家沟，是一个山接一个山，输电线路若绕着山走，将大幅度增加投资、只能翻山越岭。这样的总体设计，可以节省时间、减少许多投资。一经确定下来。从达县到磐石镇一段，设计、采购设备都正常进行；公路改造时征地，也将输电需要等一并解决。难的是从磐石镇到袁家沟短短的约3、4公里多，架设电线杆的山头都是沿途最高的，山高路险；水泥、钢筋电线杆又必需足够结实耐用，自然是很沉重的。我目睹到，没有相应的起重设备，完全是顾当地农民肩挑杠抬，七、八个人抬一根电线杆！上山小 路上没有歇脚的地方，每个人带一根带丫杈的木棍，累了，把抬杆从肩上移到带丫杈的木棍上，站一会，伸伸腰……，一口气从山下抬到山顶！竟然一组人一天只能抬一根电线杆上山。后来才知道，更难的是，架设电缆。由于生产用电负荷大，电缆的型号就不一般，电缆又粗又重，（那时的高压输变电技术还远没有现在水平），这时，要把电缆从这个山头接到下一个山头，没有相应的设备，比抬电线杆上山更难！

这时我才知道，学部队工作经验，袁家沟成立了群众工作部，招聘农民、管理他们的工作、生活，甚至病、丧，都由群众工作部负责。

随工程进展，留在沈阳的人，陆续进入袁家沟。为解决夫妻分居问题，他们的家属陆续进来。家属们来自于不同地区，这些人党的关系、工作关系转到袁家沟，由陈实负责接待、安排。她们中有医生，中学校长、教导主任、各科老师……，还带来不同年级的小学学生。虽然是“先生产后生活”，但不能耽误孩子的学习。经研究，先把小学建起来。在一个山腰的霸子上，一个标准的、窗明几亮、设施完全的小学建成，校长、教导主任、各科老师随即配齐（有的老师一人教几个年级）。开学了！小操场上的旗杆上，国旗飘起来了！

指挥部在大竹建有中心医院。在达县、大竹及附近几个县，中心医院的条件是最好的，配有病床的。大竹附近的各县领导都不去县医院，有病到中心医院。袁家沟有医生、护士，医院的小院也盖起来。这个小规模的医院（应该叫诊所），在磐石镇就是很有水平的，医生、护士都是科班出身，不是磐石镇赤脚医生可以比的：他拥有的设备、药品比赤脚医生有的，不知道好多少。小医院里，四里八乡的农民来看病的天天都有。是免费的。我们员工有病，需要住院时，送到中心医院。

从沈阳回来的新工人，有袁家沟的技术员继续指导他们使用设备，给他们解答遇到的问题，工人的操作能力有稳步提高；他们融入到袁家沟这个集体，与技术员的关系不仅不再陌生，很多老红军邀请技术员去达县家里玩。

离休的红军团长们和我们摆龙门阵时，都十分实事求是。说到当年参加红军往事，都说当红军前不可能有革命思想，那只是没有吃的，遇到有招兵的就当兵吃粮。我们遇到红军招兵的就当了红军；如果遇到的是白军招兵，那就当了白军。甚至不少亲兄弟，我当了红军，兄弟却当了白军。革命思想是到红军里才有的。

在摆龙门阵时，听他们回忆当年叱咤风云，保卫革命根据地。

达州市最北的地方叫万源。老红军们提得最多的是，1934年夏季，发生在达县以北的万源保卫战，她是关系川陕革命根据地生死存亡的一次决战。在徐向前、陈昌浩、李先念等指挥下，进行了两个多月的浴血奋战，粉碎了国民党军队140多个团、26万余人的围攻，取得红四方面军战史上最辉煌的胜利，2万多人英勇捐躯，徐向前、李先念、许世友、张爱萍等百余位开国将帅曾在此浴血奋战。

若“万源保卫战”失利，红四方面军被挤出川北，川陕革命根据地必然被摧毁，那么20万国民党军就会夹击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仅剩3万余人的中央红军来到这里，不但得不到红四方面军的接应，而且会遭到川、黔、滇各路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甚至有被敌人吃掉的危险，那么整个中国革命的进程就将会大大推迟。

听老红军诉说“万源保卫战”的伟大胜利，不但关系到红四方面军的生死，川陕苏区的存亡，而且关系到整个工农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前途。看老红军他们襟怀坦荡，敬重之心油然而生。

战马嘶风勋章暗 青山犹记旧征鞍

征衣未解星斗移 襟上常觉万源寒

经过军民努力，一个机械制造工厂初具模样，在可以考虑解决一下生活问题时，中央在湖北襄阳召开会议，推广那里采用“干打垒”建生活用房的经验，可以大幅度减少建房投入。所谓“干打垒”，是建设的生活用房不用砖瓦，用夯实的黄泥作墙。听到这里，我想到祖父在武昌珞珈山的小土屋就是采用“干打垒”建的墙，上面是茅草做的屋顶。为建这样一个小屋，竟在屋前、屋右挖了两个不小的池塘取土。

还是在襄阳回来的路上，一同去参加会议的工程兵领导就说，“干打垒”需要大量黄土，别说袁家沟，就是全磐石镇，到哪里去找那么多的黄土！你们推广“干打垒”肯定比建砖瓦房多花钱。经调查分析后，请示汇报，指挥部批准在袁家沟建砖瓦房。负责后勤的同志设计职工生活用房，设计为3层楼房：一户约50平方米，一厨一卫，无厅，三间小房间。比沈阳老厂分配的家属房略宽敞。当地农民听说每家的茅房（卫生间）就在屋里，他们想到，茅房从古到今，哪有不建在屋外的！一些人是不相信，一些人是感到不可理喻，纷纷摇头。

1971年9月，袁家沟传达了关于林彪的文件。对我们的工作没有什么关系，没有受到多少影响。

在1967年夺权风暴中产生的“沈阳市革命委员会”，到1973年，还热衷于“文化大革命”，中、小学没有恢复教学活动。为解决适龄小学学生学习，推广成立“抗大小学”。由街道办“抗大小学”，我们家所在街道，没有空闲房间做教室、没有合格的老师，连桌子也没有……。1974年，儿子该上小学了，想到袁家沟小学的规范，我决定带儿子去袁家沟小学读书。

到袁家沟的当天，“老居民”都非常欢迎，立即给我一套二楼的房子，水、电都已经通到，一床、一桌、三凳也有了；卫生间可以正常使用。这才发现，做饭的必须，自己一样也没有。我和儿子先到独身职工食堂买饭吃。

磐石镇在袁家沟开了一个商店，锅碗瓢盆、酱醋盐茶还是有的，都买回来。至于肉、米、面、糖等定量供应的，在我办了相应手续，拿到票、证后也没有问题。

袁家沟没有煤气，附近有几个中、小型煤矿。几年来，大家已经知道哪一个煤矿的煤好，价格也不错，需要买煤时给车队说一声，有回来时路过那煤矿的车，就带一车回来。我到袁家沟不几天，半车煤送到楼下。一楼没有人住，门外有一个雨棚，煤就卸到雨棚里。可以自己做饭了！

袁家沟的人多起来后，磐石镇的集市不再是逢五逢十，顺其自然改成星期天有集。那天，带上儿子跟大家一起去“赶场”，先买一个竹背篓。集市上也没有猪肉、鱼。集市上还有几个卖鸡的，鸡比沈阳的小、鸡蛋也比沈阳的小，但狗肉还不少，是扒了皮、收拾干净的半片土狗的。竹背篓里装了半片狗肉、二十来个鸡蛋……

带儿子来袁家沟后，常带他爬山。可能是袁家沟建设的响声把一些动物吓走了，先来的人说，没有狼虫虎豹。我们第一次爬山时，草丛里突然一阵扑腾声，把我们吓了一跳。原来是我们惊吓到一支野鸡。看他没有助跑后起飞，而是像直升机那样拔地而起，到1米左右高后，才展翅飞去。拔地而起需要的动静就大，那扑腾声自然就大，吓我们一跳。后来爬山经常听到野鸡拔地而起的动静，也就习惯了。

我是湖北人，从小爱吃糯米甜酒（四川叫醪糟），沈阳没有，我自己不会做。在达县出差时，看到达县有几家卖醪糟的。袁家沟的老人告诉我，不要去达县买。如同买煤一样，在大竹有一家，做的糯米酒最好，想买就跟车队说一声，有回来路过大竹的车，让他们带过来。那边是一坛一坛地卖，一坛5斤粮票，先给司机5斤粮票、当然还有钞票。很快，一坛糯米酒买回来。去车队取糯米酒时看到，这一次司机带回来5、6坛。这糯米酒真的很好吃，儿子很爱吃的。以后早餐中，就有一人一碗糯米酒，里面一个鸡蛋。见坛子里糯米酒不多时，跟车队说一声，隔几天，一坛糯米酒就买回来。特别方便！

常有四周的农民过来卖自家东西，如四季的蔬菜、秋天有花生、橘子；春天有杏、李……。他把背篓里的东西往地上一倒，由我们挑。在袁家沟我才知道，挑花生不是白净的好！蔬菜是特别新鲜的，没有农药、化肥，比那时沈阳副食商店卖的好吃。

在职工生活用房旁有一个小沟，生活垃圾一般都倒在小沟里。有人养的鸡就在那里刨食。我们也养了一支母鸡，就在一楼搭个鸡窝，它会去小沟里刨食，也会自己回窝。春天，如我们所愿，母鸡开始抱窝，在鸡窝里放几枚鸡蛋，天天带儿子看一下母鸡孵小鸡，终于有小鸡啄破蛋壳出来！看见儿子高兴的样子，是他在沈阳难以得到的欢悦；还能看到母鸡护小鸡。天上总有老鹰转悠，一旦出现老鹰的影子，母鸡立即呼唤小鸡藏起来。这些琐事，在沈阳只能在书本上“知道”，没有乐趣可说。

转眼间，秋天过去。我们还按沈阳习惯住南屋。很快夜间寒气逼人。买两个热水袋也冷。偶然间发现小北屋反比南屋寒气少一些。探寻原因后发现，厨房夹在小北屋、南屋之间，灶在厨房北，与小北屋一墙相隔，烟囱在这墙里。沈阳农村就有火墙取暖的！顿时有了想法。用纸把北窗封严，房门装门帘保暖；这里煤好买又不贵，做晚饭时火旺一些，晚饭后继续烧，睡觉前添一些煤再封炉子，一夜炉火不灭。虽然这堵墙远不是火墙，但这里冬天也不像沈阳那么冷，还是能基本解决问题。顺便解决了早晨还要生炉子的麻烦。后来，冬天里，一日三餐都大火做饭，儿子写作业基本在小北屋！

山沟里的生活有说不尽的成就感与乐趣！

这里，只有我们军、民的车，天黑后，袁家沟按下“静音键”，安静得现在难以想象。

一次带几个人去重庆出差。住在江北的办事处。星期天，年轻人要去重庆有名的“解放碑”玩。那里人喧车叫，不一会，我就感觉到头晕、头涨，只得自己回办事处。回去后竟没有事了！细想其原因，感觉是，在袁家沟，无论白天黑夜都很安静，时间久了，竟接受不了大城市繁华地区的喧叫。

有一晚，突然听到大解放发动的声音，以为出什么事，急忙起身去问。原来是大山里面有产妇难产，赤脚医生带山民抬滑杆来这里，请求我们派车送达县。以前遇到这种事，因为去达县不近，又没有汽车，往往半路上难产产妇就母子双双不治。这几年我们派车送达县，挽救许多性命。这事由群众工作部安排，有老人相信群众工作部里有菩萨！得到母子平安的喜讯，一定有家属来群众工作部感谢，送一些礼物，锣鼓喧天、热闹一阵。

群众工作部由汽车做了许多群众称赞的事。不过刚来时，也因为汽车发生几起不好说的事。

说起刚来袁家沟，这里从没有来过汽车，许多山民口口相传，偕老带幼，不辞山高路远，来袁家沟围着汽车看、摸。特别是，老大爷、老大娘，看不够、摸不够。

多年来，过了磐石镇，就有搭牛车去达县的风气。看见我们汽车去达县，不知道汽车快、刹车有一定距离，有人突然闪出拦车，发生几起碰伤、刮伤。群众工作部要负责妥善处理，随即安排人沿路宣传；意想不到的是，有搭车人站在解放汽车上，山民戴的草帽、斗笠，有时被风吹落，搭车的人习惯地以为和搭牛车一样，跳下去，把草帽、斗笠捡起来，再跳上车。因此，也没有给司机打招呼，车没有停，人就跳下去，被摔伤、严重的还丢了性命！群众工作部更要负责妥善处理；随即派人沿路宣传搭汽车的注意事项。这个“沿路宣传”是一个长期的、从达县到袁家沟沿路都要走的工作，很考验一个人的！

这里的娱乐活动只有露天电影。虽然地处偏远的大山里，却有四支电影放映队常来：工程兵系统的、海军系统的、达县军分区的、设计院的电影放映队。只要不下雨，不论春夏秋冬，七、五天之内肯定有电影放映队来。放映较多的是“地雷战”、“地道战”、“平原游击战”、“铁道游击队”、“渡江侦查记”、“洪湖赤卫队”、“红日”……等许多电影；还有几个“样板戏”；改革开放后很有名气的李谷一，二十岁时主演的首部湖南花鼓戏电影《补锅》，其风格迥然不同，在这里是很受欢迎的电影，一再放映。

在袁家沟外建有一个比篮球场大的霸子，霸子旁的办公楼门前，一左一右各有一颗高约2米的山茶花，是前几年从旁边山上挖来的，花期长、好看！我很是喜欢。办公楼是对外的：有接待各种上面领导；协作单位领导、技术员；推销人员的会议室、接待室；群众工作部、后勤、财会等在这里。在袁家沟里另有我们的办公室。露天电影场就在这个霸子上。流动电影放映机功率小，电影布幕就放在霸子中间（类似排球赛场上网的位置），来的早的坐在屏幕前看正面，来的晚的的坐在屏幕后看反面。不论正面、反面，都是自带小板凳，场场爆满！这个大山深处，我们来到之前，太多山民从没有看过电影，他们不分男女，只要听说今晚有电影，能走过来的就过来。最为壮观的、令我久久不能忘怀的是，电影散场后，放眼四周，许多山梁上有一支火把的队伍慢慢离去。他们就是来看电影的邻居们走在回家路上！

到1975年末，沈阳市小学陆续恢复教学活动。我儿子按规定进了附近一个小学。他妈妈来信，要他回沈阳，1976年暑假前，送他回沈阳。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消息传到袁家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纪念活动。

4月，磐石镇传出难以置信的流言：今年是血光之年！有几颗杏树结的杏，不是圆的，是扁长的，像刀！今年要死人啦！党委要求群众工作部做好当地召的农民工工作，不信传言，安心工作。5月末，因为天热，有几个农民工下河洗澡时，一人发生不幸。他们自发为他就地挖坑掩埋；群众工作部得到牺牲一个人信息，按规定在墓园挖了一个坑。当地农民知道后，传出袁家沟近期必定还要死人，不信？你们看，坑都挖好了！在我们不以为然时，诡异的是，仅几天，一起安全事故死了一个人。这是迷信，还是…，总让人心中有一个难以卸去的疙瘩。

袁家沟的任务有了调整，有几台重、大设备要进来。几座小桥没有什么疑问，只有明月江上的桥，是依据那时的最大载重设计的，江底是坚实的岩石，桥墩的水泥、钢筋的承重，虽然有安全系数，是否能满足新设备的要求，还没有人敢做保证。

受几天前的事故传言影响，不得不格外谨慎。若是明月江上发生桥倒塌事故，车与设备翻到江里、将是一起设备、人员严重事故的发生！

进设备那天，老厂来的工程师早早把测量仪器架到江边，反复校对，孙校长带袁家沟主要领导来到江边。不久，三台满载的大解放到了。指挥它们停到江边，向驾驶员询问一路情况，特别是过桥的情况；观看弹簧钢板受力变化状况……。该了解的了解了，经研究决定，务必一台车一台车单车过桥。头台车缓慢驶上桥，工程师通过仪器观察桥面下沉状况，现场一片寂静。在大家紧张中，头台车一路缓慢驶过桥。大家看向工程师，他说一直监视桥的情况，桥面下沉了，但下沉量还不严重，能容忍。决定其余车也一台车、一台车单车过桥。后续两台车分别缓慢驶过来，桥面下沉量变化都相差不多！全场松了一口气，都忘了欢呼。

年底，经过多年努力，袁家沟发生大变化。围绕设计院的文件要求，主要厂房及它们的配套设备已经完成；工人从沈阳培训回来后直接到岗位操作慢慢也熟练了。车工、铇工能根据需要自己磨刀……。指挥部要求准备明年进行试生产。

依据试生产产品的资料，开展试生产准备！对试生产产品的每一个零件、部件编制工艺文件，安排各种专用刀具、量具的设计、安排车间制作。

春节后，好像是万事具备。就在再一次检查时，发现加工水泵叶轮传动孔“齿槽”的“拉刀”还没有安排设计、制造。大多数水泵叶轮传动孔的“齿槽”是用“拉刀”在“拉床”上拉出来的，袁家沟买的“拉床”已到货，也安装调试了。这次的水泵是小型的，运行时的转速高、出口压力高，运行时的精度要求也比较高。因此，对水泵叶轮传动孔与传动轴的配合精度、制造精度要求就高。

在刀具设计上，“拉刀”的设计比较复杂，他是长细比很大的。这把“拉刀”很细长，直径还小，一圈4排刀刃。合格的“拉刀”很娇贵，使用后必需垂直吊起来。如果平放就会因为重力影响发生变形、报废！

袁家沟没有设计过“拉刀”的技术员。求助沈阳老厂，他们说，通常都是外委、他们也没有制造这个小“拉刀”的钢材。建议我们在四川寻找大厂解决。成都有一家大型工厂，是沈阳援建的三线工厂，有这种钢。但是他们技术部门人少任务重，不能接受设计，仅因为看在都是沈阳来的，拿来图纸后，协助安排加工制造。没有办法，我被自己“赶鸭子上架”一回。

手捧刀具设计书中“拉刀”一段，认真学习。一边学习一边计算一边绘制草图；从刀具材料的选择，到切削槽尺寸的计算；从各刀刃切削量的计算到前后刀刃高度差的计算……。在沈阳老厂，这种“拉刀”设计完成以后，会安排一名技术员进行校对；校对通过后，由组长审核；审核通过后，设计室主任批准。走完这个流程才能送去车间制造。但是在袁家沟，没有条件安排人，按程序对我的设计分别进行校对、审核、批准。我只能是设计计算，校核；放一两天再计算，再校核，反复多次，以期达到经过校对、审核的效果。

最后，将设计资料带到成都那家大型工厂，他们有制造这么小、精度要求高的拉刀的材料、技术。在成都试拉一件模拟件，经检查，达到设计目的。带回袁家沟，在拉床上拉一件产品，经检验部门测量，产品合格，这时才能说拉刀设计、制造成功。

1976年夏秋之际，我们在袁家沟收听到：新华社北京电:1976年９月９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即“四人帮”）加紧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0月６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采取果断措施，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

虽然重庆、成都早就有电视，甚至达县老红军家信号差一些，也有电视。袁家沟山高，信号来不了，没有人买电视机。听北京新闻，电视里庆祝的信息远比电台丰富，渴望看电视的呼声高起来。报到指挥部，这种呼声很快得到答复：如果我们技术力量可以解决问题，就可以安装电视转播设备，购买电视机。立即派学弱电的技术员去重庆购买电视转播设备；同时到袁家沟最高山上，设计、安装电视转播架。转播设备安装上去后，信号不强，电视机上一片雪花。学弱电的技术员通过计算，购买了屏蔽电缆及相应设备。调试后雪花少多了。袁家沟也可以看北京电视了！唯一的一台电视机放在办公楼会议室。随后，有人家到达县买电视机、屏蔽电缆及相关设备，就在家看电视。大山沟里有电视，业余生活丰富许多。

1977年，袁家沟新工厂通过试生产验收。北京设计院发来贺信。这是我们在打倒四人帮后的一个献礼。

1977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8年，经过逐步调整，经济工作恢复正常。沈阳老厂有了新的产品研发任务。但是，在过去的十年里，“文化大革命”前的老技术员流失较多。不久，我被调回沈阳老厂，参加新产品的研发。

看现在达州市的地图，与我回忆中所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绕境高速公路就不止图上几条；有了铁路；有了纪念红军革命的“红军亭”等红色纪念建筑……。

我们在磐石镇时，她是落后、封闭的，现在，磐石镇有了磐石旅游风景名胜区；磐石镇有了恩广高速公路，起于湖北省恩施，经重庆、达州磐石镇、巴中、止于四川省广元市，是连接西部与华中部的重要通道。

我在达县时经历的一切闭塞、落后，都已经过去！不仅在现实中成为往事，也在我的记忆中淡淡地消逝！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的达州市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奔跑！

十年三线生活，知识有所长进，眼界有所拓宽。十年，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十年，是我没有虚度的十年！被我追到手的十年。

十年风雨劫尘侵 未负青灯抱初心

钻图纸灯前破夜 研机杼案侧寻因

山窝岂阻男儿志 明月偏磨赤子忱

且看霜毫书岁月 满笺馨墨衬新景

【作者简介】

    张铭玉，湖北仙桃籍人，张难先先生嫡孙，1939年生，1961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曾任辽宁省沈阳市政协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辽宁省热泵暖通空调协会专家，出版有《张难先先生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