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安娜买的House算是二层的别墅，前不久刚刚还完房贷，可是屋顶漏了，下雨渗水，屋里天花板和墙壁洇得大圈套小圈。请人修房，人工费太高，安娜经济拮据，不舍得。便硬着头皮对老袁张了嘴，请求帮忙。老袁立即答应，一秒钟都没迟疑。一个周六，老袁和好白灰膏，没找到瓦刀和抹子，就用家里的锅铲代替，爬上安娜家屋顶，干了多半天，稳好新瓦以后故意在屋顶泼了一盆水，全部顺流而下，屋里一丁点也没渗入。安娜感激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用一双凤眼死死看了老袁十秒钟。老袁叫喊：“一个糟老头子有什么可看的！”安娜把一支烟擩进老袁嘴里，给他点上，不让他说话。
楼里和老袁住对门的邻居买了House（独立房屋或别墅），搬走了。住公寓楼的用户常有这种情况：住公寓楼只是过渡，一俟积蓄足够多了，立即买House搬走。其实老袁的女儿也是这么想的。当然这所楼里也有刚刚卖掉House搬进来的，但这一般是年龄偏大，不愿意再屋里屋外没完没了地收拾：譬如夏天铲草坪，冬天除积雪，热水锅炉是不是正常运转，下水道是不是通畅，自来水管各接口是不是漏水，厨房是不是又有了蟑螂，屋顶是不是又掉了瓦……该操心和劳作的事实在太多。随着年龄增长，离开House住公寓楼，也算理智的选择。
但老袁对门的新邻居没住进来以前要进行装修，他们请了装修公司。公寓楼里的各房门都是一样的，家家也都不挂装饰物，不贴“福”字、对联之类（那是中国人的“专利”），整个楼道十分简洁质朴，但也因此很容易认错门。需要认真核对门牌号。老袁家是“1511”，对门是“1501”，于是，装修公司的人第一次来就认错了门，把钥匙插进老袁家的门锁，拧啊拧，怎么也拧不开，最后一着急使劲过大，把锁芯拧得掉了下来。装修公司的人为逃避追责，悄悄拔出钥匙，把锁芯又插回门锁的圆孔。乍一看，像是好锁，可老袁回到家掏出钥匙一拧，露馅了，锁芯随着他的手掉落到地上。老袁立即警觉到，是有人把锁拧坏在先了。但现在问题出现在自己手上，这就没法投诉，否则，大楼的管委会是必须出面解决这个问题的。其实，一把新锁才几个钱？但装修公司硬是不敢承担这个责任。老袁来到对门屋里，用手机上的“翻译官”软件译出英语：“你们谁找错门了拧了对门的门锁？”举着手机挨个让屋里人看。此时好几个小伙子正铲墙皮，好几种肤色，没人吱声，轮到一个华人小伙子，他说：“我们都记得门牌号，怎么会拧您的门锁呢？”老袁追问：“你们敢保证吗？”小伙子回答：“敢。”
只能找物业人员去了。物业是个混血白人，胖得出奇，圆滚滚的肚子，系不了腰带，只能穿背带裤，少说也得三百斤。他满面笑容接待了老袁，却摇摇头：爱莫能助；也拒绝承担一切责任：拿出证据来。你认为有人用钥匙误拧你的门锁，抱歉，楼道里没安监控器，空口无凭。“家门不可一日无锁”，即使在社会风气相对较好的加拿大，这句话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物业为老袁派出了一位电工帮助重新安锁，新锁50加币，人工费30加币（共合人民币484元）。老袁倒吸一口凉气。物业见他犹豫，用手机软件翻译出华语道：“你也可以自己安，但若对门造成损坏，只怕赔钱更多。”老袁过去虽在企业干过，却只是管理者，并不是“动手派”。咬咬牙，认下了。
哪知前来安锁的就是物业雇佣的长工电工，是个五十岁左右的五大三粗的印度人，五官端庄，棒球帽压着蓬勃的长发。看外表像模像样的，和国内企业电工一样，腰里时刻挂着装着一排“家什”的皮套，走起路来那皮套和家什在屁股蛋子上一颠一颠的，蛮可以唬一气。可一干活，就不像样了：给老袁家安新锁，竟然把锁安反了。于是，关不上门。他左看右看上看下看，还竟然看不出端倪。站在一旁的老袁鼻子快气歪了，用手机软件打出一行英语：“全楼换新锁都由你负责吗？”这个电工回答：“呀，呀。”老袁知道，印度人经常把“Yes（是）”说成“呀”。是否因为地域口音，让英语变了型，也未可知。老袁继续用手机和他交流，反正现在他也找不到问题的所在：“你是不是经常出这种问题？”电工连连摇头：“闹闹闹，很少很少，因为换锁的人很少，我对这个工作不熟练。”老袁点了点头，心说拧错门锁、拧坏门锁的事还是越少越好。他不再跟电工逗闷子了，用手机软件直截了当指出：“你安反了，头朝下再安一下试试！”这个印度电工一拍脑门，就像某些领导那样一拍脑门，道：“Thank you（谢谢你）Give guidance（指点迷津）！”然后嘿嘿笑着，重新用改锥拧下螺丝，将门锁卸了下来，头朝下重新安了上去，一试，果然成功。他也不说谢谢，只是伸出手掌，要钱。印度人皮肤黑，接近非洲人了，手掌却是灰黄色，接近华人的肤色。老袁谈不上歧视，只是觉得了几分滑稽。因为，让他联想。
这所“康头”有个“楼委会”，一共五个人，其实就是业主代表，经常向物业或总经理反馈业主意见。五个人里有一个华人。这天晚上，这位华人代表敲开了老袁的家门，问：“最近楼委会代表住户要做两件事，你支持一下行吗？”老袁问：“啥事？”华人代表说：“一是最近大楼董事会要继续上调管理费，业主们快吃不消了，坚决反对；二是弹劾那个印度电工，这个人不光懒，还笨，还贪，动辄要钱，他全家五口人就住咱这楼，物业照顾他，一分钱房租不缴，却是劣等服务！”老袁想了想，说：“让我想想，明天给你回话。”华人代表又说：“你不能图心静不掺和事，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老袁点点头：“我承认你说得对，明天给你回话，出钱或者出力。”华人代表摇摇脑袋走了。似乎有些无奈。但老袁想的是我是租房户，算不上业主，如果和物业顶起牛来，人家质问我“你有资格发言吗？”我说啥呢？
转天，在上班的路上，老袁和安娜说起这件事。安娜一边娴熟地开车，一边说：“对呀，你不是业主啊。这件事势必会和物业闹僵，你想想值不值。”是啊，老袁不想得罪物业，因为那个懒、笨、贪的电工是物业请的，弹劾他就等于给物业好看。至于大楼管理费上涨，提不提意见只怕作用不大，因为整个北美通货膨胀，方方面面都在涨价，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加拿大的多伦多又岂能独善其身？老袁沉默着。
自从他们俩请了管工的客，工作上管工不再成心累他，但在车间里见了面也还是虎着脸，冷漠得形同陌路。那天三个人喝干了两瓶酒，剩下两瓶最后由管工用报纸裹了揣进皮包拎走了。加拿大法律规定酒类不允许亮在光天化日之下，必须“裹”起来。那天管工的吃相也很难看，这一点早在老袁的意料之中：但凡人品差强人意，吃相一定难以恭维。安娜说：“我和你说一件事，你谁也甭告诉啊。”老袁道：“好，请讲。”“管工昨天私下对我说，他要回请我吃饭。当时我说，你应该回请老袁啊，是他请你吃饭喝酒的，我不过是陪客。管工说，只因为有你出席，我才赴宴，否则，他老袁算个幺算个六啊。我说你这话不对，俗话说‘官儿不打送礼的’，人家好心好意请你吃饭，咋还端起来了，都是鸡肉厂的员工，是不是？他说，员工和员工不一样，自古以来芸芸众生就是分三六九等的。我说我和老袁一样是临时工啊。他说，你有美貌，他只有个diao.——老袁你听了这话可别生气。否则我该抽自己嘴巴子了，就是搬弄是非的长舌妇了——我说好吧，我如果赴宴，要带着老袁。他问，你啥意思，难道你们是情人？我说对。他没话了。老半天才说，来就来吧，算是我把人情还了。谁让我爱看你吃饭的样子呢。我也不知道我吃饭是啥样子，咋就吸引他了。”
老袁的脸色难看起来。却原来，他在管工心目中是这个分量。但他很快调整了自己的心绪：安娜把他说成情人，他还是很高兴的。安娜人品很好，不是乱搞情人的女人，虽然当过演员，但浅尝辄止，很快就离开了那个大染缸。那个环境并不是没有干净的好人，但实在是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媒体三天两头报道哪个演员离婚或劈腿，不厌其烦，似乎媒体和演员一同靠这个赚眼球（赚流量）打知名度，悲乎哉，悲乎也。平心而论，他喜欢安娜。但他会把那种冥冥之中的感觉深埋心底。他说：“你会赴宴吗？”安娜直通通道：“你去我就去，你不去我就不去。”老袁神差鬼使话赶话道：“为了你我才可能去。”安娜也是如此话赶话：“那好，咱们就去，吃他个狗日的一顿。”老袁道：“他如果抠抠索索，我就加菜，然后我买单。”“不不不，我买单。”“别争，没有让女士买单的道理。尤其名义上还是他请你。”事情暂且这么定了。
在车间里，安娜见到管工，悄声诉说了她和老袁的意见，管工犹豫了一下点点头，答应了。下班回到家，老袁正在做饭，楼委会的华人代表又来了，敲开门后问：“想好了吗？我提醒你一下——咱这大楼（两楼相连）住着960户，其中华人80来户，单单为了咱华人住户，行吗？”老袁不再思考，道：“行。需要做什么，你说吧。”华人代表从衣兜里掏出几页纸，说：“签个名吧，顺便交两加币，因为最终要把意见打印很多份，送交很多部门。”老袁签了名，交了钱。
华人代表走了以后，老袁就想，都说海外华人不团结，我可千万别做“不团结”的事。况且，华人代表说的问题是有道理的，而且，女儿两口子也住在这所楼里，维护大家的利益，也包括了女儿两口子。但转天一早，他下楼去上班，路过门口时，此处吧台后面的白人物业递给他一个纸条。出了门，见安娜的车已经在等，便先上了车，然后才看纸条。他用手机软件翻译了一下：“电工家里有五个未成年的孩子，生活比较拮据，请多关照。”如果不是这个物业和老袁关系不错，他当时就会骂起来：多伦多的政策规定，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一个月补贴600加币，五个孩子就是3000加币，什么概念？简单说，100加币够一家三口基本消费一个星期，那么电工的一家人怎么会拮据？难道你天天下馆子？老袁一声长叹。因为孩子多就沾政策的光，而自己的女儿女婿却打定主意不要孩子，你可以不要，但加拿大是高税收的国家，你缴税是一分钱不能少的，等于你出钱帮助电工那样的家庭养着孩子，不是吗？老袁非常疼爱自己的女儿，她不光聪明伶俐，还如花似玉，从小就是捧在掌心长大的，现在却不远万里跑到大洋彼岸来资助别人养孩子？偏偏加拿大有很多印度人，他们几乎家家都多子多孙。这个国家还总跟中国叫劲，疙疙瘩瘩的，想一想都让人腻歪。
安娜问：“看的什么纸条？有人求爱了？我可有言在先啊，如果你老伴不在了，我是第一人选啊——我祝你们老两口全都健健康康的，不是咒她。”老袁巴不得如此，忙说：“那是，那是。是物业让我关照楼里的电工。唉，慈善得不是地方。”他知道安娜是离婚的，前夫是个导演，因为情人太多，安娜果断离开了。她没说过前夫怎么不好，一个人一种生活态度，是吧，咱井水不犯河水，总可以吧。所以，前夫偶尔心血来潮给孩子汇点钱过来，她也安心笑纳。现在儿子刚刚高中毕业，正在选择大学和专业。老袁建议安娜选电气自动化类的，为了将来好找工作，安娜说儿子喜欢环保专业。老袁说，也行，这个行业也有前途。单说垃圾处理问题吧，全世界每天要产生多少垃圾，集中到哪了，怎么处理和消化？简直是世界性难题啊。安娜喜欢老袁就是这一点，总能顺着她的思路延伸想问题。她是学表演出身，中戏毕业，四年的课程里虽然也有文化课，但从整体文、理知识储备来讲，她感觉远远比不上夜大毕业的老袁“袁厂长”。
当然，老袁始终在撺掇安娜“再走一步”，而且，他若发现适合的，也会热心帮忙撮合。而且，劝说安娜不要找年龄差这么多的伴侣，不能一起走到最后，是让人痛惜的。安娜却说：“活在当下。即使两个人同年同月同日生就能一同归去吗？我是个感性的人，珍惜当下的感觉。”女人么，多数是感性动物，而且知识结构影响一个人的脾气秉性，老袁明白这一点。影视圈之所以换偶率居高不下，不能不说与过于感性的职业特点有关。待到老袁陪同安娜赴宴了，管工只点了够两个人吃的饭菜，他不吃，只是干看着，目不转睛地看着安娜怎么夹菜，怎么咀嚼，老袁感觉饭菜量太少，要起身去点菜，也被管工拦下，说：“这些还不够你俩的？我不吃，在家吃过了。”这样的请客，让老袁有些不好下筷子了。便也勉为其难地象征性地吃了一点点，总是举着筷子去夹菜，但总是没夹起来。也装模作样歪着头看着安娜吃饭。安娜却抓住机会道：“我这腰啊，过去骑马摔过，是伤腰，站着干活久了就受不了。裴师傅（管工），你能不能安排休息勤一点，把两个半小时休息一次改为一个小时休息一次，把一次休息半个小时改为一次休息十分钟？”管工依旧目不转睛色迷迷地看着安娜，道：“可以考虑，但这要和老板商量。而且如果改，只限你一人。”安娜心领神会，接过话来（扭脸看老袁）：“每天下班你在车上为我按摩半个小时吧，医生说按摩虽然治不了腰疼，却可以起缓解作用。”老袁明白安娜的心思，连忙答应。这就截住了管工接下来有可能对安娜提的其他“条件”。
但管工并不愚钝，接下来就来狠的了，说：“老袁，下周你就别上了，另找单位吧。”老袁一下子瞪大了眼睛：“为什么？”管工说：“不为什么。因为现在找我的中介公司太多，我总要照顾到面儿，不能让朋友过不下去。现在整个经济情况都不太好，你们也知道，是吧。”老袁无话。他明白，如果中介公司不能把求职者安排进用人单位，就拿不到抽头，也就没有收入，也就难以生存。唉。老袁确实无话可说。只能默默点了下头，并彻底放下了筷子，不再装模作样。而安娜彻底吃完了饭，把剩下的叫来服务生打了包。多伦多的这一点和国内是一模一样的，吃不完就打包带走。但安娜把剩菜剩饭打的包交给了管工，他竟也接了。不过，出门以后，看着安娜和老袁上了车，他把打了包的饭菜塞进了门口的垃圾桶。
安娜迟迟没有开车，伏在方向盘上抽泣起来。苗条而凹凸有致的身段，让人看了无比怜惜。老袁问：“咋回事？腰疼了？”安娜说：“我不该多嘴，惹管工不动声色地发作并且如此之狠。”老袁说：“这不算事，我继续找中介就是。”“你给我揉几下腰，几分钟就行。”老袁照办了。他在家里经常给老伴揉腰揉腿揉肩膀，手法娴熟，不轻不重，宽厚温热的手掌总能赢得老伴的好评。揉了一会，安娜说：“好多了，咱走。”汽车启动以后，又说，“狗日的，我干到周末也不在这干了，咱俩一起找中介。”老袁点头同意。他原想劝说安娜继续干下去，又担心管工会再出幺蛾子。唉。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