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足迹（4）——初中生活 // 邵禄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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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足迹（4）——初中生活

邵禄昌

（1）考上淄博十七中。1958年我从杨古小学毕业后，顺利考上淄博十七中（校址在王村西南门外），我们是十七中的第一届学生。课程有语文、代数、几何、政治、地理、历史、农基和音体美。班主任是李延丰老师，经同学选举，我进了班委会，当劳动委员。记得校长是郭益民，老师有康国彦、魏训古、陈玉琛、刘化三、王德祥、赵宗镇、李玉珂、孙学亭、徐继希等。

开学后，学校还没建完，师生们一起动手建校，整修甬路，平整操场，盖起了化验室……那时的教育方针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我们都做到了。一开始，从家里背干粮，一星期回家一次；随后有了食堂，就在学校吃食堂了，饭票有粗粮和细粮两种。
（2）人民公社。1958年下半年，成立了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党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还提出了“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的方针，由此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的运动。

党的方针是好的，可是下边执行起来却有了偏差，大搞“共产风”“浮夸风”，吹牛皮说大话，搞得人们晕头转向，知不道东西南北了。记得当时有人说：“今天在家里，明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所以，那时人们都不把财产当回事了，有些人把干粮领回家，吃不了就扔掉，也有人吃不了就晒干后藏起来，都造成了很大浪费。造成了后来的生活困难。

当时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大搞浮夸风。记得当时有的村干部把三个玉米棒子串成一个，拿到市政府去报喜、展览。

（3）大炼钢铁。当时是全民炼铁，我们学校也停课参加大炼钢铁。记得有一天，看到一个人推着一张方桌上学校里卖劈柴炼铁用，收劈柴的人一看是成品就不收他的，这个人生了气，把方桌推到学校外面，搬起石头砸了方桌腿去再回来卖劈柴，最后连手推车也砸了，一块卖了劈柴。
当时我年龄大，被编入学校运输队，整天不是推铁矿石就是推焦炭或煤。一天，我们去金岭铁矿推矿石，回来的路上下起雨来了，衣服都淋透了，东北风一吹，那个冷啊！冻得只打“牙巴骨”，真叫人受不了。这时已经到了王村公社万家村南的香椿芽河（今万安溪）的桥上，我们停下车子，到桥底下避雨，一到河水里，感觉那水咋这么热乎呢。雨停了，我们推上车子赶快跑，目的是让身上热乎热乎。

还有一次是去昆仑推焦炭，我带的干粮是菜窝窝头，回来时早把窝窝头吃光了，过来刘瓦村向西是一派上坡路，接连5个大堐头，劲小了，车不走。这时我已经很饿了，怎么办，只有坚持。好歹到了岭子大堐头上，实在走不动了，就停下车来找啥吃。发现路边的堰上有霜了的嫩蓖麻子，就扒了皮去吃。同学邱慎德见我吃，他也去揪了来吃。结果不一会儿我们俩都肚子疼起来，倒腾得厉害，上吐下泄，折腾了好一阵，才算好了一点，推起车子继续赶路。直到现在说起话来，邱慎德还埋怨我。

在村里，很多村里都有炼铁炉，用黏土自己挆坩埚。用锤子把运来的铁矿石砸碎了，加上焦炭，把收来的铁锅、鏊子、铁犁砸碎掺在一起，放在坩埚里炼铁。等着铁矿石和碎铁都融化了，就算炼好了。这些铁后来被送到大型炼铁厂重新炼，还有的质量不行，炼铁厂也不要，很多年后还堆在那里。那时，村干部要求把家里的铁锅、鏊子等铁制品拿出来炼铁，拿方桌、椅子等木器卖了当劈柴；我家的大枣木、楸木，都三文不值二文卖了劈柴去炼铁，很可惜。

全民土法炼铁，浪费了人工，把好铁炼成了废铁，国家损失很大，得不偿失。社员们都去炼铁了，忽视了农业生产，半劳力在家里忙秋收，把刨出来的地瓜就地挖坑储存，一到冬天都冻坏了，就没想想以后吃啥？由于当时的激进思潮，一平二调，大搞共产风，脱离了现实，导致了1959--1961年的大饥荒。到了挨饿的时候，才想起来地里埋着地瓜，但是都晚了。说是自然灾害，实际上是三分灾害，七分人祸。

（4）运动会。那时候，学校很重视体育，每年春天都组织召开运动会，每个学生至少报一至两个项目，记得那年我报了标枪和5000米长跑。我感觉挺幸运的，标枪得了第一名，发了奖状。可是长跑太累了，好不容易到了终点，有班里的邱桂承和毕于桂架着我遛腿。当时觉得两腿都没了知觉，好像不是自己的两条腿了，遛了十来分钟后，两腿才有感觉了。我觉得只要能跑下来就不错了，没想到还得了个第三名。那时学校年终总评还实行“劳卫制”（劳动卫国制度），我得了劳卫制一级勋章，可惜勋章找不到了。

（5）生产自救。1961年，党中央为了扭转经济困难局面，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发动群众实行“生产自救”，村里“下放”山地（把山洼地分给社员耕种），按人口分给“自食菜地”；号召“百瓜百豆”，鼓励社员见缝插针，开荒种地。加上老天有眼，风调雨顺庄稼丰收，才缓解了困难局面。那时候，农民只要有地种，就解决了吃饭问题。而工人只能每月按定量吃粮票，所以就有“七级工，八级工，还不如三沟萝卜两沟葱”的说法，记得村里一些在外边当工人的，都自动离职跑回家来。

同样，学校里也搞“生产自救”，在校园西边开出来一块土地种上菜。各班劳动课的时候都去菜地里劳动，浇水、种菜、除草等。记得老师还领着我们去白云山采集荆蒿种子，各班都去，采集的还真不少，放在仓库里一大堆。荆蒿种子苦涩不能吃，食堂里就掺上玉米面蒸窝窝头吃。吃得多了，学生们都得了浮肿病。现在想想，那时候学生可受苦了。

（6）入团。为了给学校菜地增加肥料，老师让我们利用课外活动时间外出拾粪。记得有一次班长拾得比较多，为了让老师知道他拾得多，就把粪筐放在老师宿舍门口，结果把老师气坏了，狠狠地批评了他。记得在发展团员的班会上，老师很严厉地批评了他，结果他没有被批准入团，而我则顺利加入了共青团。这次会议，老师对团员发展对象那么严肃，面对面地进行批评，会场很肃静。这种场面我还是第一次见，当时有点儿害怕，那个场面让我至今难忘。

（7）当兵。1961年初，部队来我们学校征兵，我报名了。可是在体检的时候查出我的心脏有点儿问题，当兵是我的第一愿望，可惜没实现，太遗憾了。当时我们班应征入伍的有邱永德、邱慎德、邱桂承、毕于桂、郭俊昌。入伍前班主任李延丰老师和他们合影留念，照片至今我还保留着。

（8）考卫校。1961年是我们的毕业年，在升学考试时，我报考了淄博卫校。记得是康国彦老师带领我们去博山考试。可一进博山，我就掉向了，看着那些街道分不出东西南北来，晕头转向地跟在老师后面走。进了考场还是满脑子浆糊，答卷连一半都没写完就到点了，结果我就落榜了。出了成绩后，老师们都纳闷，邵禄昌怎么能考不上？真遗憾。可父亲早就有规定：考不上就散。我知道我念书念到头了。7月10日，淄博十七中第一届毕业生和全体教职工合影留念，合影照至今我还保留着。此后我就回村务农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