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脚医生

作者：晨 浩

      一九七八年的三月中旬，我刚在老家下寨村干赤脚医生不到二个月。村小学三年级一个班二十多小学生发生了头痛发烧，职业的敏感，传染了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简称流脑）。立即熬制三根汤，让全校师生口服，三年级全班加服磺胺药。随即向乡医院防疫人员汇报疫情以及处置情况，又配合乡政府乡医院乡教办室组成的联合处置组，对村小学的疫情的处理工作。

      忙了几天后，联合组在离村时，对我大加表扬，还重奖了当时非常紧缺的几大瓶磺胺药。

      几天后，村里也出现散发型流脑，发生的时间也很无规律。有时在上午发生一例或两例，还在处理中，就有人叫到那边看看是否是发生了流脑。更甚的是三更半夜，这边还在打针输液，那里就有人到现场叫你，赶快到他家去治疗。可以说，流脑弄得我吃不好睡不好，真可谓是焦头烂额。不论再忙再累，我的理念是：诊断要一丝不苟，治疗要准确无误。轻型中型在村治疗，重型护送到乡医院治疗。

      治疗流脑，当时主药是磺胺药和青霉素；尤其是肌肉注射或输青霉素，皮下过敏试验至关重要，人命关天。

      过敏液的配对是关键，要把一毫升40万单位的青霉素溶稀到一毫升10个单位左右的青霉素，计算，配兑必须细心再细心。

      中午，整个上午不是跑东家就是到西家处理流脑患者的诊治，我累的连饭也不想吃就迷迷糊糊的连着衣服躺下休息不久。“老五（伟的音叫讹了）”，一位我叫表婶的中年妇女用她那独特的高嗓门音调急切的在我家小院门口喊着，母亲急忙上前搭话接待。不一会，母亲和表婶进了屋，母亲到我床前痛爱的说：“伟，你表婶来说，咱们队里老瘫子病的不轻。”表婶生怕话掉到地面上没了，急忙拦过母亲的话，洪亮的声音流露着尴尬和难以为情语调，说：“我这两天都没见到老瘫子面，刚才费了半天的时间敲开她的门时，她倒在了门口，你娃子集集福，去看看是不是能话下来。表婶也知道你娃子这些天累的饭都吃不了，老瘫子还好也是个命，再累也去看看，尽尽心。”

      我躺在床上享受着以前从没有感觉到的安逸的幸福时，第一直觉告诉我“医者仁也”‘救死扶伤’，睁开眼一翻身坐起来，说：“表婶我知道，走去看看吧！”拎起药箱就走。老瘫子那年有五十多岁，走路是个跛子。平时少言寡语，尤其对我们这一代十多岁的年轻人碰面都不说话。

      老瘫子正在发高烧，体温39度，径检查是患上了流脑。我当即建议住院治疗，表婶很是无奈，老瘫子果断表示，不去医院，就是死也就死到屋里。后径协商，我先治疗，如果不见好转，在去住院治疗。

       冬日的寒意还没有尽然消去，她住的一间房屋，封闭的严严实实，此时的房间里的汗味，和从尿盆里散发的骚臭气味，混合在一起，弥漫在这狭窄空间里，呕吐窒息冲击着每一个人。表婶看着我一丝不苟的配着青霉素过敏试验液，立即找了一个盖板把尿盆盖上，并用扇子从里往外扇驱着令人呕吐窒息的污秽之气。

      一个多小时后，处理好病人，回到家里，端起碗那股呕吐窒息的骚臭味，阴魂不散的在周身挥之不去，刚吃一口下肚，就“哇”的吐了出来。这时闹钟铃也响了，又开始下午的忙碌。

      从三月中旬到四月上旬，几乎每天都有流脑的发生，治愈一批下一批又再继续到来。当时的我，并没有多高的思想觉悟。只是想村支部和村支书的相信，把村里的防病治病的任务，交到我这个高中毕业又上了一年多卫校的不到二十岁楞小伙子头上，这信任既是鼓励更是鞭策；我内也下定了决心，不论再苦再累，一定要干好。    

       我按时来到老瘫子家换要输完的液体瓶，刚进门就听到表婶用那高嗓门声音，夸奖的说：“老五，你真神了！药喝下去半个来小时，老瘫子头就不那么痛了；这药输了大半瓶，烧也退了不少，现在应该是不烧了，也不见吐了，病也好多了。”

       我笑着说“这只是病在回转，反跳性很大。最少一周过去才能说病好没好。”表婶急忙打断我的话，说“不管咋说，你真神，活生生的把病人从鬼门关拉了回来，这不神，啥神！”

       我村的流脑疫情到当年五月初可算彻底结束。疫情期间，我先后接诊治愈了180人，是我用实际行动给“五四”青年节献上人生第一份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