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是人类历史最伟大的法学家
——从《商君书》看商鞅的法学成就
杨道鑫
商鞅是一位被历史误解的法学家
商鞅(约前390—前338)既是法家重要的代表人物更是战国时期秦国“商鞅变法”的推动者和执行者,他一举成功,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变法者。然而,他在中国历史上名声并不太好。当其时,赵良以“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叱之,他不为所动。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如此写“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商鞅终因变法承受了恶名,也就有了五马分尸的下场!苏轼更在《东坡志林》中写到:“秦之所以富强者,孝公务本力穑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风疾于民,如豺虎毒药,一夫作难而子孙无遗种,则鞅实使之”。这是全盘否定,把秦朝的速亡全归于商鞅。这是不对的!有嫁祸之嫌疑。前有司马迁的刻薄说后有苏轼的否定论,也难怪变法鲜有继者。与其不悦商鞅倒不如说大才者稀罕啊!这是千年难求之法学巨擘呀!
正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变法者难有好果子吃,所以,变法者寥寥无几,成功者凤毛鳞角,只有商鞅一枝独秀。幸矣,有《商君书》传世,可见其风华,读后,令我大为震惊,惊为天书。我不得不佩服他的桢干,他的法学思想得以摊在阳光下审视,其深湛而精彩的见解熠熠发光,这让我们拥有这样的法学家而自豪!
《商君书》的内容特点
《商君书》是商鞅的著作,集中了法家的代表思想,影响深远。此书共有二十六篇,其中两篇有目无文。书中具有严格逻辑体系,层层推进,令阅读者深信他的法学精神,并为他的变法内容深深折服,也难怪秦孝公为之动心,决意变法。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此书无非是成功的伟大作品,有他积极的不可磨灭的影响力,它推动了中国历史发展,为古中国法学作出杰出贡献。书中的“农战”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治国最重要的内容,是古中国农业大国的法制理论基础。这是其历史的价值和作用,不只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都是无二之选,没有出其右的人物。我们必须肯定他!他在那个时代甚至全世界对农战方面的立法原则和见解是最全面和最精辟的。其文字之精当和用意之直指人心的震撼力让人顿感非一般才气,而是胸有乾坤,语势非凡,才学如神助般喷薄而出,令人叹为观止
一、 变法见解空前绝后,可谓论调定古今
商鞅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的观点具有前瞻性而通乎古今之变法精髓。他更提出了“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的千古警世,但是后来人都忘记了,只记得利己之事与法。其变法见解空前绝后,可谓论调定古今,惜乎其陨后鲜有深研者,否则,定能兴旺万代不致为外族所侵辱。这从变法方面可以看出秦孝公之贤明冠绝战国七雄啊!。秦孝公听得进去商鞅的“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的劝说,后世者却很固执而无法因时而变法强大,总是要等到不可收拾才悔悟已晚矣。这又让他睥睨后世久矣!
所以,商鞅的变法思想很值得我们多多研究以求一二心得以济世。
二、 商鞅的重农政策具有两重性,既有时代进步性又有严重的专制性,甚至压制人民的天赋。
商鞅的垦荒令不可否认它的时代进步性,它的确实施后极大促进了秦国的农业生产力,为秦国的强大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它具有严重的君主专制性,极大地满足了君主的现实需求和专制统治的需要,令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未尝做出基本改变,可见其在农业大国和农业传统中的重大影响和不可替代的圭臬。
“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民不贱农,则勉农而不偷,国安不殆,勉农而不偷,则草必垦矣。”这是把人民困在田地上的理论所在。工商业也从此无法在国家层面上获得尊重的地位。在这点上清朝执行得最彻底。于是,从这一点出发就限制了工商业的发展,有极端之嫌,如“使商无得粜,农无得籴……商怯则欲农,窳惰之农勉疾,商欲农,则草必垦矣”这种严苛的做法只因很适合君主利益,但商人饥岁无裕利,农民也会饿。甚至“声服无通于百县”,这种社会控制是不好的开始,也就是从一开始古代中国没有了技术氛围。这种专制逻辑导致了人民没有靡靡之音、怪服,连建筑和修缮房子之人都不要了,社会上没有什么分工,只有农民一业了,不只如此,还“废逆旅,则奸伪、躁心、私交、疑农之民不行”,可见开旅馆也不行,人的自由和天赋受到极大限制,人哪来各有所长?你商鞅怎不去务农?!这样农民只能被困在土地上,哪有时间去交际和学习,更谈不上做其它事情,个个都是傻子!社会生活肯定毫无生气!“贵酒肉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然则商贾少,民不能喜酣奭,大臣不为荒饱。”这样严格限制商品流通以加重税赋为杠杆,这简直阻止了买卖,人民的行为更是受到了严历的规范,“重刑而连其罪”,从刑法上对社会进行打压,使民心只向务农一事,虽然“五民”可恶,但是又怎么能这样严苛呢?“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辩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这个连官员都控制知识、见解、见闻,不让游说,社会肯定死板一块,哪来活力?可见从秦国开始已逐步走向君主专制专权了,所有人都没有自由,只有成为君主的奴隶才能获得基本的生存条件,至于发挥每个人的天赋那是痴人说梦了。在这种法律治下,人民必须摒弃所有的社会交往和交易,不准运粮车辆在返回时揽载私货,一心发展农业,只为温饱而己,从而丧失了所有的社会活动和生活趣味!
三、 农战法理必须肯定它的强大历史作用
农战法理是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政策,它奠定了秦国的强大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为它后来横扫六国打下了无以伦比的治国理论,也成为当时全世界难以企及的典范,成为霸主的法理根基。
农战政策是此书主要组成部分,也是精华之所在,其立论鲜明且深刻,论理层层叠进,令人信服,在当时可让君主读之无不狠下心来坚决执行!它一开始提出了“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的观点,进一步述说“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做壹,不官无爵。”接着,对空谈泛滥的危害指出其要点,“仓廪虽满,不偷于农;国大民众,不淫于言,则民朴壹,则官爵不可巧而取也。”同是也直指贪腐问题所在,“多货,则上官可得而欲也。”官说:“我不以货事上而求迁者,则如以狸饵鼠尔,必不冀矣;若以情事上而求迁者,则如引诸绝绳而求乘枉木也,愈不冀矣。二者不可以得迁,则我焉得无下动众取货以事上,而以求迁乎?”百姓说:“我疾农,先实公仓,收余以食亲。为上忘生而战,以尊主安国也。仓虚,主卑,家贫,然则不如索官。”这个也是困惑二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命题啊!
四、 农战理论是古中国封建社会作为农耕大国的理论基础。
请看商鞅的论述:“善不国者,官法明,故不任知虑。上作壹,故民不偷营,则国力抟,国力抟者强,国好言谈者削。故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夫民之不农战也,上好言而官失常也。常官则国治;壹务则国富。国富而治,王之道也。故曰:王道非外,身作壹而已矣。”
商鞅的这段农战理论既阐释他的农战主张的强大理由又表明他的用官看法,而这两点都是当时农耕国家的理论根基。这导致了后来的封建王朝所有的出发点都是围绕这个观点,更妙的是他的“常官则国治”发展成为了唐朝以后的科举制度。我们不得不佩服他,二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反反复复地巩固和加强他的农战理论,却又没有新的理论和新的足可推翻它的物质基础和代表阶层,这岂能轻易动摇矣!这就造成了不管朝代怎么轮替,都无法改变商鞅的农战理论。这或许是古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改而不变的最直接的理论原因吧。商鞅为了“令民归心于农”,必须严格把控“避农”之事,那就是工商之业。于是他如此论述:“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商贾之可以富家也,技艺之足以糊口也。民见此三者之便且利也,则必避农。避农,则民轻居,轻其居则必不为守战也。”“是以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而民力可抟也。”这就是封建王朝一直重农抑工商之理论所在。商鞅的观察力超强,不愧是农耕政治家。这种理论对帝王的确有可抗拒的诱惑力,难怪二千多年不易改变,一旦形成就无法扭转了。
五、 去强弱民政策对强化君主专制起到很大的巩固作用
君主一直都很关注国内的强大对手,去强政策很全君主们的胃口。比如明初朱元璋对沈万三的处置便是铁证,这也可以看出明中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没办法长成参天大树的内在缘由了。现在先看商鞅对去强的精彩论述。
商鞅很有见地地提出了“以法治者,强;以政治者,削。”的法治观念。这是他的伟大发现之处。如果孟德斯鸠有看过此书,必然会改写他在论君主时的观点。只可惜的是他用在弱民政策上,这是他的时代极限性。商鞅接着提出了“国好力,曰以难攻;国好言,曰以易攻。国以难攻者,起一得十;国以易攻者,出十亡百。”和“举力以成勇战,战以成知谋”的强国观点。这个观点具有超前意识。他强调国家要崇尚实力,农战搞好是关键,没有实力不要轻举妄动,这会损国家元气的。这可以看出他认为战争是建立在实力和勇战上,并在作战中容易产生智谋。可惜的是后世人没有好好研究和运用!他进一步论证“故攻害、攻力、攻敌,国用其二舍其一,必强;令用三者,威,必王。”而要达到王天下的目的必须“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这就是他农战的目的。
以上内容是商鞅的主要思想,也是对封建社会的深刻影响力,不仅如此,他在治理百姓和规划土地方面颇见主张,他反对效法古人,对现状要采取不同的治国策略,他还提出了“徕民”理论,他是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引进劳动力的人。他在赏罚、执行法令和策划等方面都有真知灼见,让封建帝王受益匪浅。
商鞅与苏格拉底、孟德斯鸠
固然,《商君书》并非没有瑕疵,这或许在与苏格拉底、孟德斯鸠相比较一下,更能全面认识商鞅的历史作用吧。
《商君书》是一部无与伦比的法学巨著,《苏格拉底的申辩》不能与它相提并论,《苏格拉底的申辩》只是强调遵守法律和独立思考精神的重要性,没有提出具体立法原则,还是柏拉图整理的。《商君书》除了具备它的精神还有它提出许多指导原则和制定法律的要点,对古代中国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商君书》对整个中国封建王朝是一个如影随形的巨大之手,让古代中国人一直致于君主专制统治之下。诚然,这种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正是他有与众不同的作为所决定的。
一、 相比于《申辩》,《商君书》更显具体性和可行性,而《申辩》只在于对法律和审判的忠实执行以及遵守,作为个人不可随意去破坏和规避,要在法律的范围内有清醒的认识和判定,你可申诉,但当判决有问题时你只能遵从以维护法律尊严。而《商君书》却在于法律要人人知晓以利于法律执行,从而巩固君主权威,甚至可愚民。正是它这愚民提法害了整个封建社会,对后世产生不可弥补的遗害作用。但是《申辩》没有愚民之说,而是要保持清醒头脑,自由思辩而不被他人左右以损害法律公正性!这让他们有了法律的公正性的历史基础,不允许偏袒行为出现,公正性在西方内部得到了维护,这也是他们资本主义革命的历史维护,才得以成功!但他们只在于内部法律公平,而对于外族却可制定杀戮式法律去灭亡他们,内部人民要认真执行,这就是他们的恶劣之处,展示他们对外残酷的本质。如《头皮法案》。然而,《商君书》却很明显地对内部残酷,对内部人民加以控制,只服务于君主,让人民好好干活,不能太自由,思想要管控,行为要限制,话语不能太多,这种统治结果导致了早期的繁荣,却产生了不能与外部世界相互连系相互发展的结局,连外部送来的利益都不要,如唐太宗不要西域送来的美人,对番属国进贡的东西也不屑一顾只会恩赐更多财物,却重在剥削内部人民和愚民。这就是《商君书》的恶果!
二、 由《商君书》指导而制定的残酷法律如桎梏般造成了内部的连绵不断的戾气。每个朝代末季都是战乱动荡,死伤无数,特别老百姓被无辜地屠戮,简直是一代比一代残忍。从深层次来讲,确实在于后代的人们没有超越《商君书》的思想,而是以之为蓝本,把它最符合君主专制的地方发挥到无与复加的极致,才使近代无法与西方的文明相呼吸。这是我们最应该吸取的历史教训!
三、 《商君书》思想的确严重影响整个中国历史进程!我们必须承认它不只影响帝王的政治措施和思维特点,还令所有古代中国人民一直活于困厄悲惨的境地,直至清末还没有能力改变现状,反而愈加严重,可见后世人并没有思考这个问题,尽管改朝换代这么多也没有真真正正改变议政办法,君主制一直执行,这不好的方式得不到基本解决。这就是此书的广泛遗毒的后果。这也可见此书的历史力量。
四、 商鞅确实表现了不可一世的才能,并且是一个狠人,单单此书中的思想和办法就可见他歹毒而敏锐的眼光与角度。所以,他在执法过程中的雷厉风行的手腕就显得很自然的事情了。但是苏格拉底却温和得多,似乎没有什么不良想法。
五、 商鞅在书中的超前智慧已表现得淋漓尽致,可谓一泻千里,难以遏止,其才华如大海般奔腾,其势让我为之一颤。人不可貌相,他以一己之才力填补和增加了君主的权力空间,让君主的私欲最大限度得到了巩固和夯实,却扼杀了所有古代中国人民的思想和智力,使老百姓一直处于可控状态。这是他在写此书时无法料到的,大大超过了他的预想!这就是他的力量,这就是他特别之处。我们也许以为他的影响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终结,然而我以为并非如此。这就是此书的影响力,我们应该好好地研究,一定有不一样的发现和启示!而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行文是稳敏的,偏重于对立法精神的阐述,所以《论法的精神》是政治学理论革新的开山之作,是1791年法国宪法三权分立和美国宪制权力制衡原则的参照图本。他把政治体系分为共和制、君主制和专制。孟氏在此书中采用了文学性叙述,具有概念式和总结式,洋洋洒洒,皇皇巨著,浩然六十万字,上下二十年完成。 六、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商鞅的评价是没有好感的,因为他已受到商鞅法度的残害。“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这是司马迁的历史评判。商鞅有这样悲惨的下场完全由于他天资刻薄所导致,《商君书》是他的有力证据。显然,这是司马迁的偏见,因为他无法预见二千多年的社会情况,更无以了解外国法制情形。所以,司马迁看不到商鞅的历史价值,遑论全人类的作用。这不能怪司马迁,人都有时代极限性,只怪商鞅的思想出乎所有人的想法。这连同时代的赵良都看不下去了。然而,孟德斯鸠除了得到后世者效法还获得西方一致好评。
七、 赵良的批评和劝戒只是一般人的想法与行为而已。所谓走其反面罢了!商鞅的确不会听的,因为他的措施已使秦国强大起来了!这就是霸道术的成功示范。可是,帝道和王道很少人会听取,所谓三辈子积累才能成就帝道和王道,这是人性决定,急功近利才是大部分所追求的!诚然,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帝王都在仿古,那就是原始社会的三王五帝。可见,这基本上是虚无缈缥的,托词而已,或表面学习一下就是了。其实,他们都很霸道和诡道。从这方面来说,商鞅只是把自己全部才能的50%发挥出来,这万万没想到,却成就了他个人的才能价值,那就是他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法学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制定的法律使一个三流国家强大到统一六国,成为当时不可一世的最强大国家。这在全人类历史上有哪一个法学家或政治家有如此雄才大略和鸿图伟业呢?没有,一个都没有。因实施自己的学说打造了一个强盛国家并在自己的眼前实现,全人类就只有商鞅了。我们不能不佩服他。他有时代极限性,他的愚民法学观点确实害了后世,50%归结于他,因为是他提出来,50%责怪于后代帝王太自私,没有改善甚至把这一观点发挥到了极致。他也没想到,这不是他的错,而是后人的悲哀,因为他的“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告诫没人听进去,因为哪怕有一点国家和人民的抱负,也不致于越来越残暴,视人民为奴隶了!
八、 从二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都不想执行帝道和王道,这可以从商鞅与秦孝公的四次对话中看得清清楚楚,君主的极端自私性与生俱有。所以,商鞅才提出了霸道,而法律便是霸道的基础。商鞅是在洞悉人性的情况下才明了君主的所想所好。于是,开始了与秦孝公合谋共为变法的霸道行动。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变法成功并且是变法人亲手执行且亲眼见证变法的伟大成果,我们不得不服膺他,敬仰他。他比三权分立所有提出者孟德斯鸠都伟大,他一个人当之,且影响了二千多年,其他所有人类历史上没有另外一个人可与他比拟。这是我们不得不佩服的地方。他在那个年代也表现了军事才能,那就是诡道,这个便是他与韩国公子卬对仗时所采用的不信用手段,而这让他为司马迁所诟病,说他是刻薄之人!但这是战争啊!这是诡道出没之地呀!从战争本身上来说他无可厚非,这是时代赋予他的特性。纵然他想要实施帝道和王道也没有机会,尽管他是全才全能者。他适应了时代,成就了一番伟业,名垂青史,同时也让自己付出了代价,那就是生命和名声。他有时代极限性,他根本没有三权分立意识,这不能怪他,但他善于表现自己才能,敢于做天下不敢为之事,这种精神古中国后世者都不及他,同样一件事都失败了,没有成功变法更谈不上变法思想超越他,却在他的法学思想体系中刨食。这就是我们必须深思的地方,他的伟大也即于此。
商鞅虽有他的时代特点和乖僻的时运,使他与苏格拉底一样不得善终,但他比苏氏更有魄力,更有思辩力,并且比孟德斯鸠更有执行力,商鞅所确立的立法精神影响古中国二千多年,而他们两人在这方面目前相差甚远,难以企及了。所以,商鞅是人类历史最伟大的法学家。
总结
或许正是司马迁的评论让后世者不想落下非名,而不敢或不屑于法学上继续探索,从而使二千年来没有人去论述法的精神,更谈不上超越他了。司马迁可谓一锤定音,让人后怕,虽有韩非子也是其继学者,无法在理论超过他,同时也鲜有人谈论其著作,或贬或赞难以寻见,皆怕刻薄之名!这反映了古代中国人的功利性,也表明了君主制的残暴性!同时也成就了《商君书》的绝唱。其实,这是悲哀的!二千多年来法的精神只停留在《商君书》上,世界未之有的好事与坏事都在这本书中得列到呈现。这不仅法的精神无法延展乃至创新,其他方面如中医、数学、机械等也一样,没有前途的没有好名声的都很少人去寻求、去探索、去研究、去开拓更广阔的领域。这是我们该从古人身上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训呀!我在读了孟氏的《论法的精神》后,我感慨了商鞅的伟大不是可与孟氏相埒,而应胜于孟氏,早在二千年前他就论述了法的精神及其重要性,遗憾的是中国封建社会没有人发展他的理论精神。在如此森严的封建君主专制体系中,包括《易经》也是教化君臣之义,《商君书》也不能免俗。但它在其中透露了改变的曙光,只是后人没有觉察而已!
作者简介:杨道鑫,男,51岁,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区人,暨南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为潮州市作协会员、潮安区政协文史委员会撰稿员、潮安区作协会员。曾在巜汕头日报》社当过三年记者,发表过多篇文章,后来多年任公司厂长,为公司撰写管理书和春节联欢剧本,也在《汕头特区晚报》、巜潮州日报》、《诗文艺》和《世界大同文化传媒特刊》、《都市头条》和潮州市市社科联专刊、《潮安文艺》等发表过文章,其中《虞美人的遐想》阅读量达到十万+,上了热点榜,另外现已完成了《我与武术》文集,且有了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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