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胡曼  组稿：薛泽武

（一）烽火童年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谚语道尽了岁月变迁。我的家乡河东，坐落着因“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闻名的鹳雀楼，见证《西厢记》爱情传奇的普救寺，以及尧舜故都蒲州古城、开元铁牛、五老峰等众多历史遗迹。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润着中华文明的厚重底蕴。

 1935年清明，我生于太原。幼年随父母游历过双塔凌霄的古城、波光粼粼的汾河、古木参天的晋祠，只是那时的记忆已如雾中花，朦胧而细碎。

 1937年11月，太原沦陷前五日，我们随外公踏上逃亡路。晋南虞乡县关家庄的乡间小路上，满是丢弃的行李与慌乱的人群，“兵荒马乱”四个字，刻进了我童年的骨血。未及喘息，日寇铁蹄又逼近晋南，我们在风陵渡赵村渡口，凭借外公老同盟会员的身份，登上河防封锁前最后一艘渡船。

 母亲攥着我的手走向黄河，父亲抱我上船时，掌心的温度至今记得。木船晃荡着驶入河心，半尺深的河水拍打着船帮，远处浪涛如兽，扑面而来。河面湿气混着北风，冻得小脸生疼，船工低沉的号子声中，众人屏息望向河西，唯有母亲喃喃自语：“这一走，不知何时能回？”父亲后来忆起，那天正是阴历十月初十。

 抵达西安后，父亲在迎祥观小学任教，三毛钱的日薪要养活五口人。两百余名山西教师散落城中，父亲与住得近的同仁靠街头张贴启事联络，最终组成“山西第八教师服务团”，翻越秦岭，在陕南洋县暂居。

 幼儿园的日子清苦却难忘。一次家中断粮，我拉着妹妹摸黑走了几里路，在学校门口等到父亲下课。他买下两个肉夹馍，掰碎了分给我们，那半个冒着热气的馍香，成了困窘岁月里最温暖的慰藉。

 在洋县中山小学，我第一次登上舞台——戴着竹篾扎的虎头帽，披着红斗篷，奶声奶气地唱：“虎头帽，戴红缨，小小男儿去当兵……”后来转学“中正小学”，灰色校服与蓝色领巾，成了战乱中一抹沉静的色彩。国立七中的抗战歌曲与话剧演出，如同一束光，照进了烽火连天的童年。

 1944年春，我们重返西安。日寇飞机轰炸频繁，一次洗澡时突遇紧急警报，母亲抱着三妹拽着我们狂奔，亲眼看见敌机驾驶员狰狞的面孔。防空洞里，“潼关失守”的传闻此起彼伏，惶惶不安中，我们第三次翻越秦岭，躲进汉中“西北儿童教养院”。

 教养院的军事化管理严苛却有序，院长智澄头上的刀疤与残疾的右臂，诉说着战场的残酷。袁老师教我们唱《可爱的春天》，春日郊外，我们唱着“看那绿水青山，衬着红日蓝天”，在山花烂漫中短暂忘却战火。

 1945年，“日本投降了”的欢呼声响彻校园。然而，当同学们讨论回乡时，我才发现教养院里多是无家可归的遗孤，她们的哭声让我第一次深刻感受到战争的残酷——3500万同胞的伤亡，是刻在民族记忆里的血与泪。

（二）故园归来与人生转折

1946年十月初十，恰好是离家八年的日子，我们踩着黄河冰面重返河东。潼关城废墟瓦砾间，卖早点的帐篷在寒风中飘摇，唯有那首“张老三，我问你”的民谣，在耳畔回响。

 木轿马车沿着中条山盐官古道前行，首阳山、二贤祠、杨贵妃故里……父亲沿途讲述的风物掌故，让归途充满温情。远远望见万固寺多宝塔与普救寺莺莺塔时，我知道，故乡真的近了。

 在虞乡县完成学业后，我因家庭变故错失报考中央美院的机会，先后做过邮递员、小学代课老师。1950年代，凭借对文艺的热爱，我加入评剧团任文化教员，后考入山西省话剧院，却因视力问题转调安邑县广播站。那段日子，爬电线杆架广播线，皮肤晒得黝黑，却因投身新中国建设而甘之如饴，甚至作为优秀工作者受到省里表彰。

（三）与傅作义将军的一面之缘

1957年4月16日，我在安邑县委机关食堂帮厨时，意外见到了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将军。当县委副书记介绍“这是傅作义部长”时，我几乎愣住——母亲珍藏的北平结婚照里，那位身着中山装的英武将军，竟真实站在眼前。

 握手时，傅部长的手掌宽厚有力，连说“辛苦了”。后来想起，外公作为同盟会员曾参与接应孙中山的活动，五爷爷胡丙杰追随傅作义将军多年，正是他们邀请傅将军出席父母婚礼。这份渊源，让这次偶遇多了几分命运的温情。

 傅作义将军的抗战事迹早已耳熟能详：1933年长城抗战，他以“日寇不退我不退”的气概重创敌军；1936年百灵庙大捷，粉碎了日寇西侵的野心。作为新中国首位水利部长，他被誉为“当代大禹”，在三门峡工地累至心脏病发作，仍心系民生。

 值此抗战胜利80周年暨傅作义将军诞辰130周年之际，回望这段跨越战火的人生，那些苦难与温情，屈辱与抗争，都化作对家国的深沉眷恋。正如我为《将军魂》谱曲时的心境——愿以音符铭记历史，以敬意告慰先烈，让民族精神在岁月长河中永续传承。

 都市头条编辑:张忠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