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二哥邵禄昌,周村区王村镇大史村人,1941年生于乱世,家庭贫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上学,1961年初中毕业后,回村任团支部书记,历经磨难,自强不息。改革开放后,先担任村里经济联合社主任,1988年入党,曾连任三届村主任,2001年退休后痴心绿化,看护山林,无私奉献20多年。二哥继承了父母的优点,任劳任怨,为家庭、为社会付出得太多,是我们兄弟们的榜样。
二哥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初中生,算是有文化的,今年85岁了,身体健康,还每天从大史新村到我们老家的南山(龙舟山)上去看护他心爱的柏树林。二哥这一代人,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社会发展,一些事情是我所不知的,其中有的内容是非常珍贵的。在我的多次催促之下,二哥终于提起笔,回忆他的人生。不管二哥写的是否精彩,我认为无需修饰,原汁原味更好,我所做的是通顺语句,修改错别字,对方言土语加注释。但是我坚信,二哥的这份回忆录,对于我家,我村,甚至是社会,都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
我的足迹(1)——童年
邵禄昌
(一)拉锯年代战乱多
建国前,我们这一带,那时候有赵部、杜部、孙部、石部、“红脖子”、国民党等杂牌部队,今天这个走了,明天那个又来了。他们进庄后不是要钱要粮,就是抓人逮鸡,整天闹得人心惶惶,提心吊胆,到处逃荒避难。那时候,一听到枪声、飞机声,就赶快跑啊,藏啊,以防不测。我记得,在何大爷小东河地(地名,挨着小东河)的北堰上掏了个土洞,我与何家的兄弟们经常藏在里面,到时候大人给送饭吃。何大爷还把煎饼鏊子栓好,把孩子放在鏊子上吊在井里,我也经常躲到大姑(栗家庄)、二姑(小口村)、三姑(王洞村)家待个三天五天,等那些人走了,父亲去叫我回来。
“红脖子”进庄了,就杀树、修“炮楼子”,把树头子拖到庄外围着庄扠起来当墙。把树身拿去修炮楼当樑,摘掉老百姓的门当木板围起来,竖上棒子秸,培上土,就成了“炮楼子”,白天黑夜都在里面。当时,我们东街就有三个炮楼子,一个在“二哨门”里靠南墙,一个在邱家胡同北头东墙角,另一个在王三爷场院西南角上。当时老百姓都不敢挡他,任凭他们糟蹋。有一次,飞机轰炸了王村大集,我们村赶集的毕德恒、邵明昌都中了弹片受了伤。
那时候的人,命都没有保障,死个人就像死个小鸡似的。有一次,上山干活的人看见从石窝里扔出一只鞋来,又听到里面有人的咳嗽声,可谁敢去看?人被砸死了。所以这个石窝就叫“死人窝子”。还有一天,庄里人看见一个人用绳子拴着另一个人的脚脖子拖着经过大庙(在村中间),出村下了北沟,向北河去了,可能是埋了,没人敢去看。
记得1947年秋后,国民党又回来了,抓走了村干部和基干民兵毕承镛、黄兴山、黄兴峪、毕价承、马方翥等人,咋办?父亲找到村里的16个甲长商量,甲长们都愿意凑钱去冶头乡公所保人。到了乡公所,父亲交上保状和保人钱去领人,人家说人不在冶头而在陈家庄,父亲他们又去陈家庄领人。到了那里交上乡公所的信,看押的人说,买个猪还得交开栏门钱,父亲说钱交给乡公所了,可看押人说他没见到钱不能放人。天黑了,没钱了,不放人,咋办?父亲又给看押人写了保证书,保证到明天再把钱送到,这才把他们5个人领回家。第二天,甲长们又凑钱给陈家庄送去,这事才算了结。不管咋样,人总算保回来了。
还有个事,是国民党的保丁从老百姓家里敛了钱,还没来得及上交,国民党就退却了,保队副和保丁就把钱分了,可冶头乡的乡丁不干,让他们敛的谁的再还给谁。为了私吞这笔钱,保队副和保丁就起了杀心。他们设法骗来这个乡丁,五花大绑把他填到井里了。
那个时候,老百姓就盼着什么时候能过上太平日子。
(二)生态平衡鸟兽多
记得那时候,坡里的野兽多,村里的鸟也多,村里村外树也多。
1、狼。那时候去上坡,不断听见有人喊:马猇(狼)来了,马猇来了。一年秋后,马猇进庄了。那天晚上,董大娘正在推磨,听到栏里的猪在叫,就连忙去看,原来是马猇咬猪了,董大娘找了个破铁盆使劲敲打,才把马猇吓跑了。不久,马猇又上邢大爷栏里偷猪了,邢大爷听到猪叫后,拿起铁锨把马猇打跑了。那一阵子,小孩子都不敢独自上坡了,因为马猇能吃人。
2、獾。姑子堐(地名,有一座姑子坟和一个大堐头)东堰上有很多獾洞;姑子堐南边的一块地里尽是獾洞,所以人们叫它“獾洞地”。如果发现洞里有獾,就会有人想办法逮住它。可以在洞口点火把獾呛出来,可以直接刨洞刨出来,也可以用木棍把它捣出来。那年秋天,父亲到地里去挑秫秸,看到秫秸攒里跑出来一只獾,就一扁担把它打死了。父亲挑着秫秸回家,顺便把这个獾带回来,把它吊在枣树上,没想到它又醒过来了。我去看时,发现它的爪子像人脚的模样,父亲说这是个“人脚獾”。我用木棍去戳它,它就用耳巴子打,也挺有意思。随后,父亲把它杀了,熬了獾油,獾油是治疗烫伤的最佳药品。第二年,南邻北舍的有人烫伤了,都来家里找獾油,抹上就好。现在很少见到这种动物了。
3、树。家的大门前有棵老槐树,直径有1米多粗,邻庄的树没有见有比它再粗的了。从地面往上1米来高,东西两侧还各有一个像二砂锅那样大的“妈妈头子”,大人给孩子捏了鼻涕就往上抹,孩子们也不断地去摸摸,所以这两个“妈妈头子”很明煌。老槐树东西两侧各有一块大青石,是人们坐在树下乘凉用的。青石上刻有几道自上而下的槽沟,小孩们经常在上面“溜土”玩,不仅那大青石光滑干净,那些槽沟也很光滑,不知磨了几百年,才磨成滑溜溜的样子。树身顶上一有个木筲来粗的树洞,王三爷竖上梯子提上土去填满,又栽上了柏树和枸杞,还断不了浇水,柏树也活了。到了秋后,枸杞成熟了,一串一串地垂下来,真好看。
4,鸟。老槐树不仅长得粗长得旺,树上还住了很多鸟。有黑拉巴勺子、长尾(yi)巴啷子、瞎嗒子、黄啷么子、嘇打么子……天刚亮,黑拉巴勺子就开始“干净、干净”“干干净净”地叫起来,是让人们起来打扫天井呢。麦子黄稍了,黄啷么子就开始叫“拾掇拾掇过麦子”“拾掇拾掇过麦子”……树大招鸟,不用出门,在家里就能看到各种鸟。黑拉巴勺子撵喜鹊,黑老鸹、光棍打处、鹌鹑、斑鸠、老雕都有,就是见不到凤凰。入社后,每天早晨和上午,社员们都在这棵老槐树下集合,等待队长分派活儿;晚上,大家就在树下拉拉呱,天上的、地下的,什么蹊跷事都有。
可惜,这样的美景,现在看不到了。树杀了,庄搬了,人心散了。
(三)一年四季趣事多
我总觉得小时候的天比现在长,夏天比现在热,雨水比现在多,冬天比现在冷。特别是冬天,小孩子唱唱:“冻冻凌子尺半长,娶了媳妇忘了娘。”小孩子把街上的一段冰放上雪,用脚使劲把它搓出来,搓平搓光,叫做“滑”,然后就在上面“打滑”。“打滑”就是小孩子从远处跑过来,借着那股猛劲,岔开腿,从“滑”的这头滑到“滑”的那头。不过要掌握好平衡,弄不好就会摔倒了,来个嘴啃泥。“打滑”技术好的,还能蹲着滑。“打滑”的小孩子多了,还比赛,看谁滑得好滑得快。
小时候,河里年年都会下“山水”(洪水)。那年,邢大爷在小东河地里种了瓜。六月天,河里下山水了,山水太大了,上了岸进了地,还淹了瓜屋子。鸡没处去了,飞到瓜屋子顶上,那一回冲走了瓜不少。冲走的都是熟透了的瓜,不熟的冲不下来。
有一年,河里的山水特别大,从上游冲下羊来了。在庄头上看山水的人很多,其中南街上有人看见冲下羊来了,就回家拿来钩子,搭上钩子就勾住了羊,可是怎么使劲拽也拽不上来。再使劲,羊没拽上来,倒是自己掉河里了。家人们慌了,沿着河崖跟着山水去找,一直找到冶头大河(白泥河)才找到,可惜人已经没了气。后来人们说,那不是一只羊,是一个“勾死鬼”。
夏天,我跟着父亲去地里拾麦子,戴着苇笠还是觉得太阳太毒了,晒得头发痒。地里的土晒得太热了,烫脚,让人受不了。
秋天,我跟着哥哥去东河滩放牛,看见董大爷的妻侄金斗子、张国淮的妻侄潘池子、毕吉承的妻侄黄友子都来了。他们都是大孩子,数我小。孩子多了凑成堆就会“作蹬”,一开始让我看着牛,他们到东河大堰上打酸枣吃,到了南河他们又烧嫩棒子(玉米)吃。结果让棒子的主人拿着棒子找到家里。这次,父亲把哥哥揍了一顿,我小,父亲没打我。
现在想想,真是不懂事,尽给大人找麻烦。
(四)天下太平好生活
建国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老百姓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不仅生命有了保障,还过上了安稳日子。小孩子可以自由自在地玩了,再也用不着东躲西藏了。
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就觉得人生一辈子,童年生活最幸福,无忧无虑,天真活泼,就想着啥好吃、啥好玩。那时候,庄里小孩子多,闲工夫也多,吃了饭就知道出去找小伙伴们玩。
开了春,几个小伙伴搭伙着,拿着小镢去村外刨择(zhei)蒜、荠荠菜、溜勾嘴、婆婆丁等野菜,在坡里翻跟头、竖直站、打蝎子爬、玩得欢。清明节放风筝,看谁的风筝放得高。小孩子们一起做“过饭饭(fai)”的游戏。夏天,雨后就去坡里拾“地瓜皮”、捡蘑菇、掏鸟窝、够鸟蛋、逮“哨迁子”、抠“老哨猴”、捉知了,上河里逮鱼摸虾、抠螃蟹。秋天,雨后就可以逮“山水牛”,上坡找酸枣、找“吃李子”、逮咬乖、扑蚂蚱。冬天,下雪了。小伙伴们出来开雪仗、堆雪人、够冻冻凌子吃,搓出“滑”来打滑。
那时候,家家户户孩子多,光东街上一凑就是几十个。商量商量,就开始做游戏。那时候的游戏很多,其中男孩的游戏有:打王八瓦、打窑、弹琉璃蛋(有窝蛋、种蛋、追蛋等不同玩法)等;女孩的游戏有:翻绞、眺房、拾子、踢毽子(分踢、打、拐等动作);男孩女孩一块玩的游戏有:打喔喔、啃狗头、丢手绢、指星过月、干草垛抽一个、提溜溜淌郎郎、甜秫秸拔白菜等等。做游戏输了的要接受惩罚,很多人惩罚一个输了的叫“打架”(小朋友分两行排列成队伍,两人一对用一只手撑起架子来,输了的小朋友要从架子这头钻到架子那头,期间排队的小朋友可以用另一只手打这个小朋友的背部),一对一的惩罚就是“一捶一拐一鸟枪”的三下击打,当然都是轻轻地打。
那时候的小孩太会玩了,玩得高兴,玩得健康。现在的小孩不会玩这些游戏了,都是玩手机、打游戏‘、看视频,都玩成近视眼了。想一想,比一比,还是咱老一辈的传统文化好。
(五)祭祖过年乐趣多
每年的寒食、七月十五、十月一,是朱家庄邵氏大祭祖的日子,我跟着爷爷去朱家庄邵家老墓田上坟祭祖。大人们烧香磕头祭祖结束之后,小孩子可以分到糖块、花生、馍馍、点心等祭品,小孩子们可高兴了,都愿意跟着大人去。
进了腊月,就盼着过年,腊月十七是王村大集,赶集去截布、买帽子,听见爆仗响了,就有了年味了。这时候,家里开始推碾、推磨、摊煎饼、出豆腐、蒸干粮,开始办年了。到了二十 二 集,集上是人山人海,被人流拥挤得脚都不沾地了。这时集上的小偷得意了,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偷了别人的布举在头顶上,还在后边使劲咋呼:“大家伙小心,别叫小偷偷了,像我这样把东西举起来。”二十 二 集,基本上就把年货置办齐了,因为二十三就是小年了,也请了新的灶王爷。
小年上午供灶王爷要有糖瓜子,小孩子唱着:“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糖瓜子、腊杂面,不吃不吃扒两碗。”下午送灶王爷上天去汇报一年的工作,包括是否节约、浪费、卫生、安全等。供糖瓜子的目的是粘住灶王爷的嘴,上天不能瞎说,记得是说:“灶王爷,吃”糖瓜,不能上天捣地瓜。”送走灶王爷后,换上新的灶王爷,还有六七天就过年了。
大年五更里,奶奶教我唱唱,大致意思是:“新年到,新年到,新年到了真热闹。穿新衣,戴新帽,放滴滴金子和鞭炮。挂红灯,吃水饺,走亲看友问年好。贺新春,气氛高,敲鼓打锣迎元宵。芯子、竹马和旱船,还有狮子、龙灯和高跷。大家伙儿耐心等,正月十五看热闹。”奶奶一边说着,一边还“当了个当,当了个当”的不住下。奶奶还让我拿着个小杆儿到饭屋里、茧屋里、黑影旮旯里,到处去捣打。一边捣,一边说:“插打插,插打插,十窝老鼠九窝瞎;还有一窝睁眼的,叫俺一杆插打煞。”
闹元宵需要锣鼓,东街的王焕章、王焕廷兄弟俩买了一套锣鼓,春节前后在场院里练习敲锣打鼓。王厚仁、王厚义都学着敲。打鼓不是打得响就行,要按着鼓谱打才有节奏感,还要与铜锣、钵、镟、镲等响器配合得黏糊才行。东街的张国岭、北街的毕德岗打得好,后来王后仁、王厚义也都学会了。为了万无一失,春节前后就开始练习,特别是初七初八以后,几乎天天练习。每天的锣鼓声一响,人们就开始向这里凑合,有大人有孩子,有男的有女的,十分热闹。
到了正月十四、十五,闹元宵开始了。那时候闹元宵,各庄都要来回演,今天地铺村来演《亲家婆顶罪》,明天我们村就去地铺演《墙头记》。晚上看完了戏刚躺下,还没睡着,就听到姑子堐上吹手喇叭“乌丢丢,乌丢丢……”地响起来了。奶奶喊我们,快起来,快起来,来了玩十五的啦。这才有了村里人说的“想杂耍,盼杂耍,盼了十五盼十八;进了东哨门,砸了小竹马;打了邢淑珍,捎带张老八;张国绍去拉仗,头上挨了三个大疙瘩……”那年闹元宵闹出乱子来的事情。
王三爷的小花鼓,也经常登台表演。记得他的唱词有:“瞎胡诌,瞎胡诌,大年五更立了秋,公鸡繁了个双黄蛋,犍子降了个丽舐牛……”还有“秫秸叶,两头尖,两口子吃饭把门关;苍蝇衔了个米粒去,两口子撵到凤凰山;凤凰山上一座庙,两口子跪下就祷告;祷告天,祷告地,该当破财治不地” 等等。王三爷一边唱着,一边敲着小花鼓,那花鼓发出“噔不噔、噔不噔……”的响声,正好和王三爷的唱曲合拍连韵,更加好听了。
过了十五,就是十六。早晨起来,我和哥哥去北河里抬水回来,母亲用新鲜的河水下水饺、熬稀饭,究竟有啥说出也忘了。大概是喝了“五色饭”,象征着一年五谷丰登。正月十六是“人情”日,新媳妇要走娘家。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能干活了。在家推碾、看孩子,外出割草、放牛,还去坡里摘绿豆、拾棉花。我的童年也随着这些欢乐,不知不觉地溜走了,真可惜。
但是哪一天也能像哥哥那样背着书包上学啊?我盼着。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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